笑面人生:央视《大家》对话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

郭老与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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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在工作中

郭应禄接受《大家》采访

　　央视《大家》节目文稿《笑面人生：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以下为节目内容。

　　开场白：今天要走进我们演播室的大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先生。在认识郭应禄先生之前，很多熟悉他的人都告诉我们，在郭先生的脸上，喜、怒、哀、乐这四种表情，你只能看到喜和乐。他似乎永远都是春风拂面、笑容可掬，在他的心里好像没有任何烦恼和痛苦，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近郭应禄先生。

　　解说：1968年11月1日，郭应禄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去抢救一位严重烧伤的年轻女工。就在这天，北京礼花厂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年仅18岁的女工王世芬为了关闭车间电闸，防止火势沿着电路继续蔓延，冲进了熊熊烈火之中。当人们找到她时，她已经被吞噬在火舌中将近10分钟了。

　　访谈：

　　主持人：当时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手术的？怎么找到您去做这个手术的？

　　郭应禄：那么我想调我，一个就是我年龄也还可以，另外还有可能几个考虑：一个就是我也是个外科大夫，另外我还是个泌尿科大夫，这种病人除了皮肤烧伤，因为烧伤的太厉害，她除了治好伤口以外，常常肾脏功能受损害，所以我又是泌尿科的大夫，所以几方面的考虑吧。当时因为是正在十年动乱的时候，在医疗上那时候不是太重视，因为好像都要平等，护士也要做手术，卫生员也要做医疗，那么个情况下，突然收了这么一个要死要活的病人，重得很，你想全身皮肤98%烧伤。

　　主持人：就仅有2%是有皮肤的？

　　郭应禄：对，而且98%里面，有88%是三度烧伤。

　　主持人：怎么理解呢？

　　郭应禄：就是整个皮肤都烧掉了，连毛囊的根全都没有了。

　　主持人：就是不可能再生了？

　　郭应禄：不可能再生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病人能活下来的机会就非常少了。

　　解说：国际医学界一般认为，烧伤面积超过50%，其中皮肤、肌肉、骨骼等三度烧伤面积超过20%，病人的存活率就只有50%了。而王世芬的烧伤面积高达98%，其中三度烧伤88%，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一“死亡极限”。

　　访谈：

　　主持人：您记得当时最紧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郭应禄：她来了以后就休克。病人血压不高，然后没有尿，所以就给她要配各种的液体输进去，保持她的生命体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另外对她的身上进行处理，就希望她烧伤不要造成过多的丢失，甚至于大面积的感染。

　　主持人：她是全身98%烧伤，也就只有2%的皮肤是好皮？

　　郭应禄：实际上就剩下两个小辫根上，头发挡着点，还有会阴部，阴部那些地方，其它地方都烧了。

　　主持人：她做皮肤的移植，要把全身的皮肤恢复过来的话，从哪儿取皮呢？

　　郭应禄：就是从头上，仅有的那两块小辫根上。取的话，又不能取全层，取全层又不行了，就得薄薄的取一点，然后把它剪成非常小的块，就是种上，让它扩散、扩张。

　　主持人：让它再长？

　　郭应禄：对，让它再长。

　　主持人：长起来以后再取点，再让它长？

　　郭应禄：还是从上边取，一层一层取，切成非常小的，然后贴上，贴上以后让它慢慢再长。

　　解说：经过几十次手术，王世芬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1969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世芬抢救成功”的通讯。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一通讯后，专门召集吴阶平等著名医学专家，指示一定要做好王世芬下一步的治疗工作。 而此时，由于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郭应禄成了造反派的重点攻击对象。

　　访谈：

　　郭应禄：给我贴的满楼道都是大字报，说你跟谁谁谁是什么关系。他当然不是说我父子关系，他总是说你跟当时认为是反动的人什么关系，会提很多问题。到1969年整个动员毛主席的“6·26”指示，动员像北京医学院，当时叫北京医学院，像我们北医，一下放，下放四、五百人，我也是被指定下放的。

　　主持人：已经列入名单了？

　　郭应禄：列入名单了。但是临时周总理一句话就都留下了，周总理因为要把王世芬抢救到，让她真正能成一个好人，不是活了就行，所以周总理就下了一个命令，凡是抢救王世芬的人，一律原地不动。

　　主持人：这样就把您给留下了？

　　郭应禄：就留下了。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总理会直接关心这个事？

　　郭应禄：可能一个就是，我想对象是个工人，在当时是工农兵嘛，是吧？另外她是抢救国家财产的一个年轻人，再有就是它在医学上，如果抢救好了以后，它还是我们国家医学上很大的成就。

　　解说：经过四年半的治疗，到1973年，王世芬已经基本实现生活自理，创造了我国烧伤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参与治疗王世芬，郭应禄不仅一直没有离开临床工作，而且还意外地成为了一名治疗烧伤的专家。

　　访谈：

　　主持人：在这四、五年当中，您当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郭应禄：不懂啊！因为医学分的专业还是比较细的，我是泌尿外科专业的，比如说我来看她、观察她的尿量这些习惯，但是不能坐那光观察尿量，等于从脸上到脚上，这些植皮的过程当中都得参与，所以这些都得从头学起。到1970年以后，好像被人看作烧伤专家似的，到全国各地抢救烧伤病人去了。

　　主持人：您去抢救烧伤病人，以烧伤专家的身份？

　　郭应禄：我去过山东、东北，而且去不是治一个病人，都是大批烧伤的。你比如安西那次，安西是甘肃的。安西，咱们说是风库，所以有一个卡车后面带的能着火的东西，司机抽完，烟一扔，风一刮跑到那上面去。着了以后呢，当时都是解放军抢救，来一批解放军抢救，所以一烧伤都不是一个人，一批都是青年战士。那个印象比较深，打电话说是抢救病人去了，那时候我正在家做饭，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穿着背心、裤衩，那时候就这么个状态，连衣服都顾不得穿齐了，就穿着背心，什么都不管就上机场跑，坐着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飞机，不像现在民航，带上药去了。

　　主持人：穿着背心、裤衩就去了？

　　郭应禄：去了，到安西下飞机的时候，八一制片厂要给你们录像、录电影，赶快穿衣服。那时候也是挺好玩的。这么个状态就逼着你，我就到了什么地方，我就做什么事情，当时就那么个情况。

　　解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郭应禄的妻子却被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精神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访谈：

　　郭应禄：我爱人，人家给扣了一个说是渣子洞里最反动的那个徐鹏飞，说特务头子徐鹏飞是我的岳父，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主持人：怎么会套到这儿来呢？

　　郭应禄：她姓徐，都姓徐，但是我不知道，咱们不知道。

　　主持人：乱扣帽子。

　　郭应禄：为什么我说我相信她不是呢，就是我岳父在我爱人四岁的时候，早已经死了，就是徐鹏飞在张扬的时候，他早就是骨灰了。

　　主持人：很荒唐的事？

　　郭应禄：很荒唐，但这些对我们的影响都相当大的。对我的爱人的影响，她从1970年就精神不正常。

　　主持人：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

　　郭应禄：所以给家里面，给我造成非常大的，叫压力也好，是叫什么也好，那影响还是挺大的。我在家没办法，她有病，我做不了什么事情，我得天天劝她，因为精神上有问题以后，不是说靠说服能说服的事。

　　主持人：当时您觉得您夫人这种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郭应禄：那甚至于拒绝我，最厉害的时候，觉得我回去是不是对她进行迫害或是什么。

　　解说：当时，郭应禄在家里要照顾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单位还得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访谈：

　　郭应禄：当时的时候，我给护士讲课，因为她们也需要讲课，她们不懂，我就不像给医学生讲课那么细致。我说今天的讲课就两条，你们知道这两条，今天讲课的目的就达到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肾脏是在这后边，而且不在腹腔里边儿，你打开肚子里面，你找不着肾脏，它是腹膜外边的，这是一条。第二条呢，我说肾脏长在这地方，靠上，不是屁股后边，所以不是腰疼都是肾(的问题)，我说就这两条，你们学了就够了，今天咱们就讲这个。当然，给她们讲讲具体解剖。结果这段完了也麻烦了，军宣队要给我开阶级分析，说我瞧不起护士，类似的事情都是这样。

　　主持人：面对这种责难您会放弃吗？

　　郭应禄：没有，后来我就跟军代表讲，我说每个人的教学方面不一样，我这样讲她准记住。

　　主持人：实际上当时您讲这个课的时候，说明确实有人不知道这个常识？

　　郭应禄：她确实不知道，打开肚子非要看看肾脏是什么样，你看不见，它在腹膜外边。所以她真不知道。

　　郭应禄：还有就是我要带着护士上，那时候护士要做手术，你做个肾切除，别的(手术)你说切一刀，做个肾切除的话，肾动脉这么粗，动静脉破了的话，人当场就死了。那你还得帮着她，在关键时刻你别让她出事，所以当时的大夫不好当。

　　解说：郭应禄说，就是在那一时期，他开始了养鱼。消极的时候，游动的鱼能够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使得郭应禄在别人不敢做手术的时候，自己主动承担起了手术任务。

　　访谈：

　　郭应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你要是稍微出点什么事的话，就给你上纲上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文革期间，有一个比较大的，我们叫四铬细胞瘤，一个金字边过来，各自的各，金属的铬，细胞瘤。那么一种瘤子，它手术危险性(大)，因为它挨着下腔静脉，个儿又挺大，挺深。手术过程当中，因为那么大的瘤子，所以出血就比较多，在当时那么个情况，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么个情况下，又比较乱，所以血供不上。最后病人就死在台上，当然大家谁都不愿意了，但是这个事情对医务人员来说，一辈子遇上这么个事情，也是很沮丧的，对不起病人，或者多方面的谴责。但是没想到在北大医院的食堂、院子里整个都是(大字报)，泌尿科就成了，说句不好听，就没说杀人了，这种词都会上来的。因此以后这种病人来了以后，再加上调走的调走，有些人就不愿意做。但是这种病人，良性病是主要、多见，所以他就是高血压，你不治的话，脑出血，眼睛瞎了什么都可能，你治了他，一辈子好了。所以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下，那时候我在临床上也做得多点儿，我就说你们大家不敢做的话，我做。结果习惯了以后，不单单北大医院，北京其他医院病人有时候也去做，所以最后反而成了叫优点、成绩，我做这方面做的多、做得效果好，就这么逼出来的。

　　主持人：这个前提就在于您是敢于去做这个手术，目的是觉得自己承担一些风险、冒一些风险，但是会对病人带来切实的好处。

　　郭应禄：一辈子的好处，真是。

　　解说：文革结束两年之后，郭应禄的妻子才被认定不是徐鹏飞的女儿。然而，妻子的病情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得不两次住院治疗。

　　访谈：

　　主持人：当时怎么就决定住医院了？我相信当时决定住医院也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郭应禄：你说的没错，所以两次住院都不是我送的，都是她们单位送她去的，咱们说句笑话，我自己下不了手，因为到了精神病院，看看那些人的行为或者什么的，你从医学角度上，非常同情他们，但是感情上不好接受。

　　主持人：尤其您自己夫人在里头？

　　郭应禄：弄的铁窗户，比如说你要探视她的时候，那种迫切需要见到你，像小孩似那种感觉，就使得我不太愿意送她上那地方去。

　　主持人：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您是什么心情？

　　郭应禄：我觉得我的乐观态度可能还是起点作用。因为我上班的时候，真能把它，都几乎好像没有那事似的。发生了嘛，我觉得我还能面对这个现实，所以就想怎么能通过我的行动，或者通过我来说让她变好了。

　　主持人：那您在做手术的时候、在科室的时候，您能够把家里的事？

　　郭应禄：我几乎到了上班的时候，就家里事好像一点都没有，我能做到这点。

　　主持人：怎么才能做到这点？

　　郭应禄：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就是对我职业的喜爱，另外我对我的病人感情还是比较深的。我总认为这些病人得病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应该加倍的，假如是朋友的关系，应该是比朋友更近点。因为他还需要解决他的肉体的上痛苦。

　　主持人：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一般人可能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对公众传播的节目当中，谈到自己的妻子、自己夫人这种精神病的状况，实际上好像我们一般理解，会是一种不愿意对外说的这么一种状况。

　　郭应禄：也没办法，因为事实啊，而且这种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么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给她造成的，受害者。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这背后，也表达了另外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感情，您对您夫人的一种爱，一种几十年的爱和包容，我想您的这些话传递给您的夫人的时候，我们是特别衷心地祝愿她能够感受这种爱。

　　解说：熟悉郭应禄的人都知道，他总是尽可能不在外面吃饭，实在不得不去的，就先跑回家，把饭给妻子做好了再去。现在，虽然妻子的状况已经比较稳定，但每次出差，郭应禄都不会忘了每天给妻子打两个电话，好让妻子安心。编导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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