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身在日本的中国国宝

　　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国文物极为丰富，本报记者进行了一次寻访以窥其全豹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 蓝建中、记者 韩轩、实习记者 陈思报道 5月7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天台宗国宝展”在国立东京博物馆落下了帷幕，此次展览汇集了分散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众多天台宗寺院的国宝级藏品，即使是非休息日也是观者云集，记者也有幸得以两次目睹国宝风采。

　　隋代刺纳衣·王羲之真迹

　　在参展的166件展品中，有31件被列为日本国宝，100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而其中来自中国的文物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隋代的刺纳衣、唐代的七条刺纳袈裟、唐贞元年间的《传教大师入唐牒》《六祖惠能传》、唐大中年间的《越州都督府过所》《尚书省司门过所》《福州温州台州求法目录》都被列为日本国宝。此外，唐代的犀角如意、宋代的《六道绘》、南宋张思训的《天台大师像》也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此外还包括宋代的青白瓷香炉、青白瓷壶形合子、青白瓷凤凰形合子等。

　　单单一个佛教宗派的展览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面世，可以说这是由于古代的宗教交流使大量中国文物流传到日本。

　　1月11日至2月19日同样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的“书法至宝——日本与中国”特别展更是盛况空前，中国藏与日本藏中国书法珍品同时与世人见面。

　　在展品中，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最为引人关注。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参展的还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也在展览中露面。

　　参展的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此外，收藏在日本的鲜于枢、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赵孟頫、宋高宗等的作品都得以展出，但这些仍只是中国在日书法珍品的冰山一角。

　　除了特展之外，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明代和尚肉身·敦煌古籍

　　日本古代一直向中国学习，对中国文化极为推崇，一直到江户时代，高级舶来品还被称为“唐物”。日本的文物不同于中国，一般不是发掘出土，而是传世文物，所以保存状态非常好，记者在奈良兴福寺曾看到据说是唐高宗赠送给兴福寺的“铜造华原磐”，毫无锈迹，如同新品。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更是保留了大量国宝级文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文物也不胜枚举，其中的唐刀据说是日本刀的起源。

　　以前在国内一直有传闻说唐代衡山南台寺禅宗第八代祖师石头希迁大师（唐德宗赐谥号“无际大师”）的肉身被供奉在横滨鹤见区总持寺。总持寺是曹洞宗的两个大本山之一，规模宏大，1975年由新澙县一小寺将肉身迎到寺内供奉。为了证实此事，记者8日专程前往总持寺探访，据寺院的一名年轻和尚才证实确实有一尊肉身，供奉在放光堂后面的常照殿内，但是他都无缘相见。

　　记者找到寺院的接待处，被告知肉身未被列入开放内容。这尊肉身在衡山的潮湿环境中历经千余年不腐，堪称国宝，其防腐技术至今尚未被解开，据说是抗战末期被日本人渡边四郎偷运至日本。不过现在国内有学者考证，这尊肉身并非石头希迁大师肉身，而是漳州玄坛宫供奉的明代和尚肉身，是1911年被日本牙医山崎彪偷运至日本的。不论如何，如果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偷运出境的，中国理应有权要求其返还。

　　不可否认，在日本的很多中国文物是历史上的正当交流和贸易进入日本的，但是由于清末民国之时中国的混乱状态，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也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同时日本通过侵华战争无疑也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日军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鸟居，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盗取文物的追讨难题

　　对于中国在战争期间被掠夺到日本的文物，中国自然也有要求归还的权力，但是有不少工作要做。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追讨的前提是掌握流失文物的清单，目前还缺少比较全面的调查。曾主持国家级项目“中国被劫文物寻踪研究”上海大学陈文平教授有过亲赴日本调查的经历。据他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我曾去的日本九州大学藏有一些中国青铜、陶瓷，它标明了是中国东北某地墓葬出土的，这本身就是个证据，可以想像肯定是盗取的，我提出拍照，但是他们说外国人不让拍。日本一些历史悠久的企业，有不少有自己的博物馆，这些企业在战争时期或者来华做生意，或者招过劳工，他们藏有的文物很可能是非法的，或者用极低的价格购买的，但是你无法了解它们的背景。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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