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博士蒋高明：治理沙尘暴也要讲真话

蒋高明和他恢复成功的稀树疏林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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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下土，叫人哭笑不得。

　　中国有一流的生态学问题，但是没有一流的生态学家

　　-秋卞

　　面对荒漠化和沙尘暴，科学家需要讲真话

　　“蒋高明是个什么人，你认识他么？”某林业厅领导问某县副县长。该县长与蒋高明是好朋友，一听有人打听，还以为领导要他打听一个“名人”哩，忙不迭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混蛋！”该领导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们县，把他撵出去！”

　　5月4日，蒋高明在位于北京香山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生态楼的办公室里，绘声绘色地向记者描述这段对话时，还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个山东大汉一再声明这里没有演绎，全部是原话，只不过为了避免麻烦，他没有提具体的领导名字。“我现在可招人恨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抬杠，什么方舟子啊、赵南元啊，都写文章骂过我。但我懒得跟他们在文字上较量，一次都没有回应过。”他大手一挥，用力地呷了一口从云南带回的普洱茶。

　　蒋高明，男，生态学博士，1964年9月16日出生于山东平邑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对沙尘暴问题有多年研究经验，每年十数次深入沙源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进行实地考察，参与治沙实践，对防沙治沙工程主要依靠种树的模式提出了强烈质疑，多次言词激烈地呼吁改革治理思路。今年4月，关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林草之争”，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京津风沙源工程由林业局转手发改委牵头，算是以蒋高明、韩同林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界，对过去治理“以林为主”思路之不合理性的质疑的胜利。

　　如果说“林草之争”算是一场“战役”，那么这只是蒋高明连绵不断的战役中的一场，而且算是他的“加餐”。蒋高明近年在各种媒体上发表科普文章几乎达到了每周一篇的频率，但这种文章他写得再多，也无法算作研究“绩效”。因为按照传统的绩效评价模式，他这个级别的研究员每年必须要在规定的学术类杂志上发表5篇科研论文。“高调做科普的一线科研人员”，对于媒体送给他的这个头衔，蒋高明有些小小的得意，好像已经忘了自己因这种做法而吃的苦头。

　　蒋高明的科普文章内容基本都是反对在草原上造林，鼓励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这个思路被内蒙古某旗原党委书记赞同，2003年，该旗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签订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协议，项目费用35万元，由蒋高明负责，首批经费10万元很快到位。但是，该旗后来新换的领导迫于上面的压力，停止继续执行合同，结果造成蒋高明领导的研究组经费一度出现赤字，2004年他的绩效(中科院里绩效是国家工资的2倍)停发。这件事情后来被蒋高明称为自己呼吁自然力退化、断人家财路、引火烧身的一个例子。

　　在植物研究所内部，身为首席研究员的蒋高明也未见得是受欢迎的角色。当他大力提倡“自然力恢复”的时候，同一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就对他说：“老蒋，你千万别这样说，如果人家知道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草就长起来了，那要你科学家干什么？”蒋高明当时回敬他：“如果我们什么都做了，还没有做过大自然，那要你科学家干什么？”蒋高明说，面对日益严重的荒漠化和沙尘暴问题，科学家站出来讲真话才是最重要的。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一开始由国家林业局牵头，但现在已由

　　蒋高明认为，中国有一流的生态学问题，但没有一流的生态学家。他不求自己成为最成功的科学家，只求为中国的生态学做到自己能做的一切。作为一个搞理科的，蒋高明的文笔让人意外，这个喜欢梁漱溟和老庄的生态学研究者在写给记者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如果是林业局的专家，可能早就出局了

　　人物周刊：今年的沙尘暴让你觉得意外吗？

　　蒋高明：我去年就已经预测到了。前两年“三北防护林”吹得很响，好像治理有了成效，但那不是事实，所以今年这么严重并不让我意外，今年北京降的是30多万吨土啊。

　　人物周刊：为什么大量植树并不能治理沙尘暴？

　　蒋高明：首先，好的草原是不需要治理的，它自然就能抓住泥土；其次，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植树，而是把灌木当成树林来造，这是不对的；再次，草原没有了，牧民没有地方放牧，只有砍树喂羊，破坏了光合作用，结果树叶没有了，草也没有了。

　　人物周刊：今年沙尘暴之前和期间，气象局还搞了一个“追沙小组”，其实他们也好像在做一些事情。

　　蒋高明：我认为追沙小组也罢，大气监测也罢，没必要搞这么多，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于治理的巨额经费怎么花，谁来掌管这笔钱，怎么把它用出去。现在虽然都是拿出很多钱治沙，但没有花在点子上。比如，内蒙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000万，但国家每年给他的造林经费就是1个亿，他当然要造林了！就算造林是错误的，只要他有利可图，就会去选择造林。

　　人物周刊：你提到治理成为了一种门面工程，怎么理解？

　　蒋高明：这样的故事很多。2003年夏天，国家发改委一个年轻的副处长来“视察”生态治理效果，当地领导领他到科学院的点上看。为什么不带他到花了大量经费造林的点上呢？当地领导心里最有数，我们用自然力恢复的比他们花钱的做得好。一路上，副处长“骂骂咧咧”，嫌路不好走，可我们做实验都上这里来的呀，甚至有时还得搭牧民的拖拉机才能进入。本人崭新的越野车经常沾满牛粪，成为“牛粪”车，我们向谁抱怨？一到了我们的高草实验地，该处长乐了，“这才像回事嘛。”他其实不知道，地方领导“骗了他”。一些地方领导连朱总理都敢骗，更何况一个副处长？治理工程与治理效果脱节，经费使用与经费监督脱节，治理者与被治理土地的主人脱节，这就是现实。科学家有思路，但是没有权力，也没有钱，再好的样板，也难以推广，这样的样板的主要价值就是供人参观、让领导视察有去处了。这些才是北京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核心因素所在。

　　人物周刊：你这几年都在说这个问题，但你们的呼吁效果不太好啊？

　　蒋高明：今年已经有成果了，“林草之争”有了结果嘛！说到呼吁的力量，光靠我们科学家说没有用啊。我们手里又没有掌握着实施的权力。

　　人物周刊：掌握权力的决策者身边也有专家吧？

　　蒋高明：当然，专家里面也允许有意见分歧，但这里牵扯更多的是部门利益——造林活不活，难道他们不清楚？要是我是林业局的专家，恐怕早就出局了。去年国家林业局有关领导看到《南方周末》刘鉴强、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该文转发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林业厅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尤其报道中提到的那个盟，对我们更加防范。因为2003年夏天，我们曾批评了该盟主要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该言论被《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长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该盟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人物周刊：你近年来的言论一直比较激烈，你自己也说招人恨的，难道你希望招人恨？

　　蒋高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需要良心，包括一些院士，我都希望他们能更有良心一点。现在有些院士，把耳朵当眼睛使，不去现场，别人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被人糊弄。有些年轻的科学家，追求的就是那种“写点酸文章、搞搞转基因、混混小日子”的日子。这种日子还不如不过。

　　人物周刊：那你选择怎么样过日子？

　　蒋高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大臣们谁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们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有见识，丢了脸面。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实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因为那是个孩子，没有人理会他。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当地群众和当地领导心里都是明白的，为什么他们不说？不愿意 “管闲事”而已，或者说了也没有用，或者说了还会给你小鞋子穿。这样的现象是比比皆是的。国家林业局内部也有反对干旱区营造“三北防护林”的，但是，这样的专家早就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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