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官员问责困境：重罚而非重管下的冒险

　　管事的不被问责，被问责的管不了事。矿难问责对山西这个产煤大省来说，一直是两难困境中最难做的一道选择题

　　-特约记者/荣利

　　山西省左云县，一场原本被上报为5人的矿难，突然间变为了57人被困井下的一起特大

事故。

　　5月18日20时30分，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地安监部门介绍有5人被困井下，但被救矿工描述的情况和矿方转移遇险矿工家属的行为，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最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确认这是一起特大矿难瞒报事件。

　　这是山西省今年以来最大的一起瞒报

　　始终在底层的问责

　　左云矿难的11名直接责任人目前已有9人被刑事拘留，2人在逃。23日，左云县委决定，发生透水事故的新井煤矿所在地张家场乡党委书记常锐和乡长刘永鑫停职。安监总局的负责人称这次矿难里有官商交易存在，但是截至目前，除这两名乡级干部之外，还没有官员被追究责任。

　　“处理完别人的事，再接受别人的处理。”一位在现场参加救援的政府工作人员说，“左云县的领导们都不安心，随行处理事故的安监、煤炭管理部门领导现阶段来看，还算积极，但私底下已对自己不抱希望。”

　　担心被处理，政府官员们的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在大多数官员看来，如果因矿难一事受到牵连是非常冤枉的。“倒霉的一般都是乡镇干部，县里边的顶多受点处分，乡镇干部肯定就拿下了。”一位安监局的官员在左云县委的处理决定公布之前预测说。

　　5月22日，在左云矿难的抢救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王守祯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山西煤炭整顿情况。

　　据报告，山西合法煤矿已压减3866个，非法矿通过专项整顿关闭了4876个，1300多人因违法采矿和监管不力受到处理。然而，在这1300多人中，因煤矿问题而受到处分的官员并不多。在专项行动中仅对62名工作不力负有责任的公职人员给予最重为党纪政纪的处分，其中乡镇科级以上干部29人。

　　显然，问责在底层的做法让更高一级的官员们并没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在山西因矿难而被问责的官员极少，尽管特大事故发生后总少不了秋后算账。山西因煤矿而受责的最高官员是副厅级干部：2003年，吕梁市4个月内发生3起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了141人，原吕梁地区行署副专员、行署党组成员金建中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但是，责任的追究是在事故发生10个月后下达，撤职对这位疲于“救火”的副专员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与山西隔河相望的陕西省，同样因3起事故而被问责的最高官员则是时任省长的程安东。

　　“因为山西煤矿太多了，一个市长要负责的话，他下面的几十个县，哪一个照顾不到都有可能会出问题。”山西安监局一位官员对地方官员们表示了适度的同情。显然，问责在山西并不被看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

　　在山西大多数市、县里，煤炭经济仍是支柱性产业，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每一次矿难的处理，都只是一个相对的参照系，尽管从省到市再到县，每一级的文件都会将一把手的官帽和事故挂起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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