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一名陕西新闻人眼里的潼关事件

　　连日来，陕西一些媒体在报道“潼关事件”中的表现被舆论所指责。有论者认为，“陕西媒体在报道中暴露出的‘地缘情结’几乎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一些报道不断为‘潼关事件’涂脂抹粉”。（5月30日《河南商报》）

　　一周前，《河南商报》曝出“潼关工商局乱收费逼死人”的消息，旋即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由于矛头直指人神皆愤的“执法部门乱收费”，因此消息一经披露，迅速占领了

舆论的“正义高地”。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在“逼死人”等核心问题上却曝出了越来越多与最初报道不相符的信息，搞得大家一头雾水：媒体所言的“车主张建勋”死亡是否与罚款有关？死者为何是在“被罚”5个月后“自杀”？既然死者系“自杀”，那死亡证明因何白纸黑字写着“因病病故、正常死亡”？既然是被“逼死的”，为何又会有村民所言的“神仙都说不清了”的死因……

　　这些疑点长时间没有被释疑，于是陕西媒体先后介入调查。经过陕西媒体报道之后，由于与最初外地媒体的报道有很多出入，因此出现了有人所称的“媒体掐架”现象，让这个原本就被描写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越发“离奇”。

　　从主观上讲，这种“掐架”更容易被理解成陕西个别媒体“弱化批评、强化辩解”，并撩拨起受众的愤怒感情。作为陕西新闻人，笔者无意于在这里辩解，那样只会被套上“顽冥不灵”的帽子。

　　笔者只是想理性地提醒一句：在情绪的愤怒之外，新闻人需要明白一点，大家对乱收费的痛恨，显然不能成为淹没事实真相的理由——今天，没有谁能说“潼关工商局什么问题也没有”，他们的违规收费等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正如5月30日《南方都市报》在社论中所言：联合调查组正对“潼关事件”进行调查，相信更多的真相不久便会大白于天下，但不管结果如何，都无法改变潼关县工商局上路查车违法的真相。

　　现在的逻辑是：“潼关工商局违法违规基本属实”的情况下，媒体是否需要把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记者是否有责任通过采访，引领公众最大限度地逼近这个真相？新闻学课本里里常常会用“烂

　　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如果有哪家媒体想把黑的“漂”成白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开放的时代，无异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相信陕西的媒体人还不至于傻到如此程度吧？同样是黑水，黑的程度是会有差别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水“反正已经黑了”，就不在乎其“黑素”是多是少？当舆论占领了“正义高地”之后，是否就不能允许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

　　有人感慨：“潼关事件”已经发生了“质变”，正从一条社会新闻变成一个“

　　这话初听有道理，细想想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某小偷偷东西被抓，他当然有罪，这一点大家都承认，这时候有报案者指称小偷偷东西的时候，还“顺手”杀了人。反正偷东西已经有罪，便不需要去调查房主之死与小偷偷东西的关联吗？如果有人举证“房主之死与偷窃无关”，“偷是偷，死是死”，由于有给小偷辩护之嫌，这样的举证便“大逆不道”吗？

　　新闻无边界，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媒体，河南的也好，北京的也好，陕西的也好，广东的也好……新闻工作者是要讲一点专业精神的，对真相与真理都需要起码的敬畏。在迷雾积聚之时，客观公正地将疑点拨开，让真相浮出水面，让民众知晓一个明明白白的“潼关事件”，媒体责无旁贷。

　　如果有人打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号，用虚假信息扰乱视听，则大家群起而“扁”之尚未晚也。如果为了捍卫最初信息的“不可挑战”，站在“正义高地”之上，挟民愤而逞正义之下的道德霸权，是否有不妥之处？毕竟，让一个曾激起极大民愤却疑点重重的新闻报道，止步于一个越看越像“故事”的传奇，对于所有新闻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作者：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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