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移民踏上征途

　　晨报石河子讯：

　　引言：“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离别诗，由吟诵而吟唱，有一个婉转的名字叫《阳关三叠》。阳关，因位处玉门关之阳而得名，50年代的阳关外，大漠渺渺，人烟稀少，此地转身，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一世。5万余名的移民队伍，从一片翠绿的中原出发，历时半个月，走进广袤的茫茫戈壁，一

路走来，他们的心情也跌宕起伏……

　　去新疆的路上

　　从1956年的5月6日开始，河南省各地征募的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壮年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开始了他们人生当中新的一页。资料显示，到1956年6月15日，从郑州火车站共发出了46列拉运这些支援边疆建设者的专列。

　　69岁的张长治老人的老家在河南省巩县，现在已经退休。退休前他是农八师石河子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回忆起50年前出征新疆的往事，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脸上充满了惆怅。

　　“我们巩县那批一共来了973人，路上由我带队，主要负责大家的生活和安全。”张长治告诉记者。在上火车之前，县里给每个人发了5元钱，作为路上的生活补贴。

　　张长治介绍， 当时的陇海铁路已经向西延伸到甘肃省张掖市。再往西面去就要靠公路

　　为了节省运费，拉运建设者的卡车上同时装着新疆建设急需的钢材和物资。

　　登车：背着家人出发，父母撵车十几米

　　今年68岁的白秀荣，退休前曾是石河子市纺织厂工会的副主席，1956年5月，18岁的白秀荣报名参加了支援边疆建设，“我家住在柘城县县城，父亲主要经营商铺，家里条件在当时还算是可以的。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舍不得我去那么远的新疆，我是偷偷报名的，”白秀荣老人笑着告诉记者。

　　“您家里条件还可以，为什么要报名到新疆来呢”？

　　“我那时候已经入团了，是宣传队的骨干份子，那时候的人啊，思想都比较单纯，也真的是热血青年，听到要去新疆兵团支援建设，兵团啊，那可是个很光荣的事，所以我就背着父母报了名。”

　　县里负责招支边青年的干部带着通知书找到了白秀荣家，受到了白家父母的反对，白秀荣对父母劝说无效后，铁了心要到新疆来的她，索性跑出家门，躲在一个同学家躲了3天，直到要坐汽车从柘城县离开,到商丘车站时，白秀荣都没有回家向父母告别。

　　“我怕我爸妈会拦着我不让我走，也怕我会忍不住改变主意又跑回家，就没有跟家里人说，直接从同学家里上车了，后来汽车慢慢开动时，我爸妈还有我哥哥拎着一大包水果追来了，当时车子已经开了，他们追着车子跑了十几米把给我准备的干粮从车窗户上递给我，我妈边跑边哭，”白秀荣老人说着说着，眼角湿润了。

　　几万人的大迁移，是一件规模浩大的事情。曾在农八师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办公室主任的方增禄老人向记者介绍，他当年是5月31日在信阳车站上车的，登车之前，县民政局给他们每人发了6天的干粮，即每人18个白面馒头以及一些鸡蛋等。同时，队伍以一个自然村为单位编队，一个县分两个中队，由新疆来的指导员和河南派出的大队长、中队长一共4人全程负责路途中一切事务。

　　“为了照顾支边青年的心情和家属们的心情，大队不鼓励家属们拥到车前送行，所以在各人来车站之前，我们都跟家里人告过别了。出发那天，我们在车站里吃了一顿饭，我记得吃的是馒头、糊糊(河南方言：稀饭)，就安静的上车了，一个乡分到一个车皮，大队部一个车皮，那列车只有一个普通客车的车厢，其他都是有四个天窗的盖子车(即现在用于货运的闷罐车)，”方增禄老人向我们回忆登车前的情景。

　　而白秀荣则告诉记者，她们那一列车，是1956年6月初出发的，应该是那一批人里进疆较晚的，这时候移民委员会已经有了前几次护送支边青年到新疆的经验，白秀荣老人坐的车比方增禄老人坐的车条件要好一些，“我们那一列每个车厢都是普通客车车厢，从柘城县我家到商丘车站用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车站以后，带队的领导清点了一下人数，我们就上车了，”白秀荣老人说。

　　火车上：睡地板、拉布帘，拒绝和男同志坐一起

　　坐闷罐车是什么滋味？交通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可是，1956年马太生他们那列来疆的火车上，有90%的支边青年，就是这样在火车上颠簸了6天6夜。原农八师石河子市政府副秘书长马太生告诉记者：“车厢里面什么都没有，地上是木地板，干干净净的，我们就直接在地板上铺开行李卷，睡在地板上，”马太生老人比划着说，当年只有15岁的他，跟表哥马书安还有其他人一起，是在闷罐车的地板上打地铺睡觉，还有些家里经济紧张的人，连个像样的铺盖都没有，就穿着随身的衣服、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上了车，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些人就背靠着车厢，歪着打会盹。

　　吃饭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县里发的馒头一日三顿，一顿一个馒头，车里供应开水，这对于从小跟随表哥表嫂一起长大的马太生来说，是很奢侈的享受。在家里时，不饿肚子就是最好的待遇了，现在每天就着白开水吃馒头，马太生的感觉是幸福的。

　　吃的问题是解决了，最让人无奈的是，那个年代的闷罐车车里没有厕所。诺大的车厢里，到处是人，或坐或躺，想要方便一下，竟成了难于登天的事。马太生老人向记者介绍：“当时大队部在每个车厢的两头，一边一个放了两个大马桶，想要方便的同志，就在马桶里解决”。

　　“女同志怎么办？”记者问。

　　“那能怎么办，没办法，照样得用啊，找其他的女同志帮个忙拉一个破床单就完了，”马太生老人笑着说，他接着又告诉记者，当时有很多支边青年，都是夫妻两个一起报名来新疆的，在车上的时候，晚上睡觉，凡是夫妻两个的，都在他们睡的那片地板周围，从这边车壁到那边车壁，拉上一根细绳子，再挂上一个床单，就算是挡出一片二人天地了。其他单身的人，都是席地而睡。

　　谈到闷罐车里的种种时，白秀荣老人笑了，她摇摇头告诉记者：“我们那列车走的时候啊，比他们条件好多了，我们车厢里有座位，车上每天供应面包、鸡蛋、咸菜和开水，每个车厢里都有医护人员和小队长照顾，对我们非常好。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车厢里都是17、8岁的小姑娘的原因吧，护送人员格外的操心，”白秀荣老人笑呵呵的告诉记者。

　　“每天供应的吃的，是由谁提供呢？”记者追问。

　　“是县里的民政局，我们上车之前，民政局就把我们这一路的伙食备好了，由带队的领导每天统一发放，”白秀荣老人向记者介绍。

　　在白秀荣坐的列车上，每个车厢两头还都带有厕所，除了板凳硬一点，火车速度慢之外，跟现在普通客车上的条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在白秀荣他们那一列车之前，已经来回送走了几批支边青年了，当时的河南省移民委员会逐渐积累了很多护送经验，运送支青的车子和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老话说的好，吃饱肚子不想家嘛，在车上吃的好，待遇好，一帮十几岁的青年人，又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稀奇还来不及呢，谁还有时间想家啊？”白秀荣老人开玩笑说道。

　　谁曾想到，坐普通客车竟然也有客车的难处。“我们那个车厢里，女同志占了一半以上，我们三个小姑娘坐一排，最边上坐的是一个男同志，他面相长的有点吓人，看人的眼神也恶狠狠的，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朝鲜战场上转业回来的。当时我们一帮小姑娘就不乐意了，我们才不要跟男同志坐在一起呢。大家嘀咕了一会儿，在我的带动下，1、2、3一起使劲往外挤，那男的一个没防备，就被我们挤下板凳，墩在了地板上，”白秀荣老人想起当年搞的恶作剧，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男子爬起来后气呼呼的找指导员告状，说几个小姑娘捉弄他，指导员费心调解了一番，但在白秀荣几个小姑娘唧唧喳喳的抗议下，只得给男子另外安排了一个车厢坐。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车到新疆后，下车的时候，我还跟那个男的分到了一个连队，他看到我的时候指着我笑骂，说我太坏了，可是后来生产劳动中，大家关系都处的很好，那是个为人很不错的老兵啊，可惜，他前几年已经去世了，”白秀荣老人感慨的说。

　　等会车：第一次见到山

　　50年代，不管是火车还是闷罐车，车行速度都很慢。尤其是在等着会车让道时，往往要等很久。据方增禄老人介绍，他们的车距离天水站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车停下来等着会车，谁知道，这一停就是5个多小时。在闷罐车里待了几天的人们，纷纷下车在车附近的空地上活动身体。望着周围荒凉的景色，大家纷纷猜测：“我们这是到什么地方了啊？”长时间的等待，让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有人就走到了一些的地方边散步边看看周围的风景。等到5个小时后再上车，带队领导清点人数时，才发现走散了5个人。“周围荒凉啊，除了土包就是烂石头，啥都没有，别说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扔进去，都是不显眼的啊，”方增禄老人说。

　　对于白秀荣老人来说，坐火车的时候，最难以忘记的，就是车在陕西境内遇到洪水时，被迫停了一天一夜的事了。“我们在车里面窝的难受，就要求下车走走，带队领导答应了，但是要求我们必须10个人以上集体行动。因为对周围的山充满了好奇，再说也从来没有见过山，大家都纷纷去爬山去了，其实现在想想，那个山哪能叫山呢，两三百米高吧，山坡上什么都没有，等我们费心拔力的爬上了山顶，发现上面竟然是平平坦坦的庄稼地，刚割过的麦茬整整齐齐的，这让我们一帮人笑了好半天，”白秀荣老人还笑着说，自那以后，她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一句话：“上山容易，下山难”。

　　换汽车继续前进，路上挖甘草、看演出

　　火车上颠簸了6天以后，车到张掖车站的时候停下了。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成的嘎斯汽车队就在那里等候着拉支边青年们继续前进，他们还有7天的汽车路程要赶。下了火车，在张掖车站附近的居民家的土房子里，这些支边青年们被安排着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由新疆这边负责接他们的领导们安排吃了早饭，“我们当时8个人一桌，一边吃饭，吃的是四盘菜，还喝了糊糊，一边听领导给我们介绍前面路程上应注意的事项等等，领导告诉我们要吃饱，每人还发了一个馕饼留着饿了吃，因为汽车一开动的话，就得等晚上下车的时候再吃饭了，”白秀荣老人说。

　　下了火车，又换汽车，一路风尘仆仆前进。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在嘎斯车的帆布帐篷下，却跳跃着一颗颗朝气蓬勃的心。汽车前进途中，河南和新疆组合起来的领导班子，怕大家在车上寂寞，专门从各个乡里抽调文艺骨干分子，组成了一个7、8人的小文艺团，轮换着到各个车上给大家演出。

　　“我在我们县里的时候，就是县宣传队的骨干分子了，当时我们一行8个人，有拉二胡的，有拉手风琴的，还有会吹笛子的，大家现编现唱，还唱了很多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在一个车厢里唱《狼牙山五壮士》，会唱的年轻人都放开嗓子唱，歌声在大戈壁滩上传出好远，”白秀荣笑着说。

　　当然，即使是这样调节情绪的演出，还是没能压制住思乡的情绪。尤其是越往西北方向前进，沿途的风景越荒凉。有时候甚至跑上一天，都看不到人家。大家越看越心凉，有人就开始掉眼泪了。“我们那一车里有好多都是团员了，团员里面也有人哭，但是又不敢让别人看到，就拿着手帕盖住脸偷偷掉眼泪，就怕让别人看到了会笑话思想落后，做为团员，大家的荣誉感是很强的，哭也是偷着哭。”白秀荣老人告诉记者，她当时没有哭，她觉得既然这样的支边活动，是国家政策号召的，那么不管到什么地方，总会把他们安排好的，所以，一直到新疆兵团分到连队里开始干活时，白秀荣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您老真坚强，”记者笑着赞叹。

　　“不能说是坚强，上了车，我们就不是自由身了，一切都得听从指挥，因为我们要去的是兵团，虽然是搞建设，但是也是以军队的形式管理的。当兵的哭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哭只能给别人留下思想落后的笑柄，我是个好强的人，我也想家，想父母，可是我忍住了，不光我一个人忍住了，我们一起来的很多人，也都迅速调整了心态，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白秀荣老人面色凝重。

　　方增禄老人豪爽的说：“坐汽车来的时候，我们有辆车在路上坏了，在司机修车的时候，大家下车活动了一会。我跟我一个老乡到车子附近的戈壁滩上转，竟然让我们挖出了一根胳膊粗、一人多长的甘草，拿会车上大家一起分吃了，那个甜啊，这辈子再也没吃过那么甜的东西了。”除了挖甘草，在车行过程中，他们还看到了戈壁滩上一堆一堆的黄羊骨，那个年代的新疆，野味遍地都是，到哈密时，当地一个维族老乡搬出一筐一筐的杏子给招待他们，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双方比划了半天，方增禄和其他支边青年们才明白，这些个大味美的杏子，竟然是野生的，大家一时赞叹不已，对那个即将到达的新天地，充满了憧憬和迫不及待。

　　病了：拒绝下车

　　中原到西北，越往西走空气越干燥，很多人不适应这样的气候而上火了，再加上没有坐过火车，确切说是没有坐过闷罐车出远门的支边青年们。一路上，嗓子发炎、嘴唇咧了血口、消化系统紊乱等症状连续不断的出现。这可忙坏了随车的医护人员，往往要一刻不停的给他们送药，督促他们多喝水，对于一路上不停发烧的白秀荣，医护人员可犯了愁。

　　“当时，在我们那个车厢的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护士，她每天几遍的给我量体温，喂我吃药，但是我体质太差了，抵抗能力不行，再加上年龄小，反反复复的发烧，把那个护士愁的不行。最后她看我的高烧一直不退，就向我们的领导报告了我的情况，领导经过研究后决定动员我下车回家。我当时一听就不愿意了，我告诉领导说我没事，我一定能扛过去的，我保证不会给领导造成麻烦。领导看我意志坚决，无奈就加强了对我的看护，车到张掖的时候，除了嗓子还是发炎不能说话外，高烧竟然自己退了，我高兴的跟什么似的，那个小护士也跟开玩笑说我就是该到新疆的命，”白秀荣老人回忆。

　　张长治说：“每辆卡车上面坐30个人。由于路况不好，车队行走的速度慢，从张掖到石河子一共走了13天。”

　　18岁的谷庚申当时也在巩县的这支队伍当中。“那时家里生活不好，一天三顿红薯。报名后，县里给每个人发20个大白面馍，还给贷款10块钱添置行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已经68岁的老人很兴奋。

　　拿到贷款后，谷庚申到集上花3角钱买了两米白纱布当被套，把家里的旧褥子包上就成了出门的行李。孝顺的他把多余的钱都交给了老母亲。

　　“先坐了4天的火车，每天吃的是开水泡馍馍。到张掖的那天晚上，看到车站上有卖牛肉汤的大锅，两毛钱一大碗。几天没有尝到一点盐味了，虽然舍不得两毛钱，还是咬咬牙买了一碗。”提起往事，谷庚申老人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是从许昌火车站上车的，车站露天院子里，安了几大口铁锅，里面咕嘟着冒热气的苞谷面糊糊，上车前，每个人领到了一碗糊糊和两个白面馒头，”50年后马太生仍然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这让15岁尚未成年的马太生非常激动，要知道，这可是他平时很难吃到的啊。在许昌火车站上车之前，马太生和表哥马书安都领到了乡里发的，作为旅途干粮的10斤白面。

　　坐在闷灌车地板上的马太生看上去显得很瘦小，一位带队的领导觉得他太小，让他下车回去，哥哥马书安问他愿不愿意回去，马太生坚决不同意回去。

　　同村的一位同伴悄悄示意他躲到另外一个车厢的厕所里，就这样，火车开了。车过郑州火车站之后，哥哥马书安带着马太生到卧铺车厢见到领队的领导，领导很严肃的问他：“新疆很艰苦，你害怕吗？”马太生低着头不敢面对领导：“我不怕。”

　　这位带队的领导看到马太生身上穿着单薄的短裤和短上衣，从自己身上脱下了自己的军装，披在了马太生身上。这件衣服太大，衣服的下摆盖过了马太生的膝盖，“车子过了乌鞘岭，你会用的着的，”带队领导和蔼的拍着他的肩膀说。

　　后来马太生才知道这位带队的领导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季龙政委。

　　车队开到星星峡后，荒凉的戈壁滩展现在这群年轻的建设者面前。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这个时候，有人心里开始后悔了，太荒凉了，有的女同志还哭了起来。”张长治回忆说。

　　当时5月下旬的天气，戈壁摊上似火的骄阳照在每个人的头上。热浪和干渴袭来，车厢里有一只大汽油桶，里面装的凉水。虽然水里面有股哝哝的汽油味，人们也顾不得了。

　　张长治说：“走到星星峡里面的一个陡峭的悬崖时，我们乘坐的那辆卡车的方向突然失灵了。驾驶员拼命控制车子。幸好车右前轮被悬崖边的一块大石头挡住了，车子没有翻到悬崖下。驾驶员跳下车时，脸都吓白了，蹲在路边半天起不来。”

　　“一路上戈壁的荒凉景色让一些人感到恐惧。但车队开到乌鲁木齐后，大家的心情又好了起来。领队的兵团老同志提醒大家，这里距离开荒的目的地还有一百多公里，还要继续向西走。有的人竟然要求，就在这里停下不往前走了。经过说服，车队又继续向西边的石河子、奎屯开去。”

　　到1956年的6月底，5万余名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河南青年陆续到达天山南北的各个团场，参加到开垦荒原的生产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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