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路史考

　　数千年前，高原地区的人们又是如何翻越这些大山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呢？每一条通道的开辟，给藏民族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吐蕃

　　公元638年，吐蕃王朝年轻的主人——松赞干布率领族人刚刚征服了西藏高原上的另

两个大部落——苏毗和象雄，就把目光投向了东边。西藏人崛起的同时，东边平原大陆上的民族也迎来了他们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公元638年正是唐朝贞观十二年。

　　这一年，唐王朝把一位公主嫁给了吐蕃的邻国——吐谷浑。年轻的松赞干布也派出了向唐朝请婚的使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唐王朝拒绝了松赞干布的使者。

　　几个月后，松赞干布率领了20万大军，杀到松州。松州是今天四川省松潘县，当时是唐王朝的西北通道门户，一旦被攻破 ，陕甘川内陆腹地一下暴露在20万大军面前，首都长安也难免震动。

　　松赞干布屯兵松州，给唐朝的皇帝又派出使者，“遣使贡金帛，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很快，使者带回了文成公主即将入藏的消息，松赞干布随后息兵回藏。

　　按照史料，吐蕃出兵川西高原，进兵的线路应该是从今天西藏昌都地区横渡金沙江进入康区，然后沿着大体相当于今天川藏公路的线路进抵到今天的康定，由康定向北进入阿坝。”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孝若介绍：“松州战役仅仅揭开了唐蕃两个王朝在西南边境上争夺的序幕，此后的200年里，唐蕃在川西高原展开了激烈交锋。”

　　公元797年，唐王朝发起了强大攻势，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受命于中央政府，由川西方向起兵11路向吐蕃进攻。在这11条线路中，有7条都是当时从川西通往吐蕃的道路。

　　实际上，吐蕃在西北、西南方向开辟的通道，也是政权向外扩张的产物之一。在西北方向，唐蕃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在西南方向，与南昭国的战争持续了上百年。南昭介于唐朝和吐蕃之间，成了唐蕃在西南战场上竭力争夺的对象。公元664年，吐蕃的势力进入了洱海地区，大约在进兵之后，吐蕃在金沙江上架设了一座铁桥，这就是著名的神川铁桥。

　　大约在公元682年，吐蕃军队再次入滇，攻克了南昭。吐蕃成功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唐朝的极大震动，20多年后唐朝进兵洱海，联合南昭王一起对付吐蕃，“同破剑川，但神川铁桥还在吐蕃控制中，“故南昭亦不能不听命于吐蕃也”。

　　公元794年，南昭在唐朝的支持下，再次向吐蕃发起进攻，史书载：“南昭用兵破东、西城，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斩断了吐蕃架设的铁桥，也就断了吐蕃进兵的主要通道，从此吐蕃在云南的势力逐渐趋于衰落。

　　汪孝若评价：“可以这样说，唐代，吐蕃与南昭频繁的交通往来，基本奠定了后来滇藏交通的基础。”

　　唐朝与吐蕃还有一条主要道路——唐蕃大道，全程约为2095公里，文成公主即由此而入藏。唐蕃大道前后虽有一些变化，主要路段是在青海鄯城(今西宁市)经日月山，渡黄河、通天河，到玉树后而入藏。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起，至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吐蕃王朝瓦解的212年中，双方各种交往约191次，唐出使66次，吐善出使125次，使者们大多走这条通道。

　　作为唐蕃大道的青藏线，原本主要为了政治、军事目的而存在的，吐蕃瓦解后，此线重要性曾大有削弱。但随商贸的不断发展，其经济价值也得以增强，并一直保持到近代。

　　元明

　　元朝时期，西藏交通因大规模地设置驿站而得以初步规范化。忽必烈曾下令：“可根据地方贫富，道路险易，人口多寡，仿照汉地设置驿站之例，拣择适于建立大小驿站之地，设立驿站。”从青海汉藏交界处始，直至西藏萨迦，共设大驿站27个，大驿站间又有急递铺(距离10-25里)，铺丁传递文书，一昼夜可达400里。

　　驿站除迅速传送军政公文号令外，还要接送官员，运输物资。驿站路线穿过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乌思藏纳里速左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将主要藏区联系起来。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每一个驿站，常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来往备用……在每个驿之间，每隔约5公里，就有小村落，大约有40户人家。需要火速传递消息的话，那么驿卒们一日飞驰320公里，有时甚至是400公里。”

　　驿站有四个作用：一是“通达边情，宣布号令”，这是首要任务；二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社，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为之提供膳宿条件；三是配备马匹、车船，供往来官员及使臣使用；四是“纲运辎重物资”及“进纳御用储物”。

　　驿站由中央统一管理，当地老百姓也要供给驿站日常用度。由于西藏地理条件艰苦，元中央政府给予西藏“优惠政策”，对藏区各驿站多有补贴，送牛羊、白银等财物。《汉藏史集》对此有所反应：“藏北的驿站十分艰苦费力，乌斯地方的人又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故一再逃亡。按照众人的要求，蒙古大臣命令其他驻藏的部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将马匹、驮畜、肉羊，青稞、帐坐垫、医药等物统统交给蒙古人，从此乌斯人不必再到藏北驻站。”

　　驿站的畅通，促进了蒙藏文化交流，藏族高僧八思巴三次往返于西藏和元大都，为蒙古创造了新蒙古文。此后往来的僧人日益增多，驿站难以承受，元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站往来西番僧人尚多，凡此往来者，研究分拣果有德行僧人则来，余者禁止。”

　　明代通藏大道商业色彩增强，川藏线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提高。当时进贡、回赐频繁，西藏使团一次多达4200余人。与此同时，茶马贸易繁盛，藏区一次市马有至13000余匹之巨，换茶30万余斤，官民贸易均极活跃。

　　茶叶在明代大规模传进西藏，至今对西藏人的日常生活仍起重大作用。明朝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有数百万斤茶叶经由康区而入西藏，作为主要“茶道”的川藏线，经济价值大增。

　　明代通藏之道仍以青藏线为主，由于来往人员的增多，明朝决定部分分流川藏线。成化元年(1470)“议请乌思藏赞善、逐渐、阐化、辅教四王，……由四川路入”，川藏线逐渐成为正式朝贡之道。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安抚归降及入贡的僧俗官员，除授其官职外，还在物质上给厚赏。明朝中央政府对一个叫“哈立麻”的喇嘛在一年内封赏了6次，每次仅金银之数均在百千两以上，还有法器、被褥、鞍马、茶果、日用品和随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大国师释迦得到赏赐，回藏后在拉萨北郊山下修建了一座寺庙，这就是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

　　清朝

　　清朝多次大规模用兵西藏，军驿制度趋于完善；西藏地方政府也逐渐建置驿传，对外通道不仅增多，且台站、程站之设置、划分初具体系。

　　当时的驿道共有三条，一条由川康入藏，一条从青海入藏，一条是绕道云南入藏，基本奠定了现在的三条入藏道路格局。

　　清朝期间，中央政府对西藏五次用兵，其中两次由青海出发，三次从四川打箭炉派兵。“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5000里，成都至打箭炉计865里，由炉至藏计4780里，共程5645里，计100站。西宁入藏73站，5000余里。昆明至瓦合塘59站，3800里。”

　　虽然由昆明入藏距离最近，但道路最难行，《西藏图考》记述：“惟云南中甸之路峻戏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从青海入藏，要先从蒙古借道，走1500里到格尔木，还不如从四川打箭炉走方便。

　　西藏境内道路修筑亦有进步，行程有习惯性的规定。如《卫藏通志》载，扎什伦布寺至拉孜县城4天，拉孜至定日县5天，定日至聂拉木2天，聂拉木至宗喀4天，今吉隆县城至聂拉木3天，至萨迦县10天，萨迦县至日喀则3天，日喀则至拉萨8天。

　　清朝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对通藏之路力求保持安全无碍，遇有事端，也多采取缓和矛盾之策。如玉树藏族部落要负担青藏线上的食宿粮草，计有炒面、牛羊肉、茶叶、酥油、烧柴、灯油、卧具、马匹、草料等，力难胜任，民多逃亡，以致郭罗克(今果洛)藏民乘机抢劫，青藏线时有不畅。对此，清朝下令过往官员必交乌拉费，其他人等更不得擅派乌拉，对逃亡藏民予以安抚，青藏线很快得以恢复，这条通藏大道自唐初及至民国，存在1300多年。

　　川藏线由明至清，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鞅山、沪定至康定的“小路茶道”；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沪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昌都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而康定而拉萨的川藏线今天仍发挥作用。

　　自吐蕃天朝诞生，政治意图一直是向北向东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开展频繁的军事较量与外交活动，以谋取统治地位。对南面西面的邻国，则示以军威，保持宗藩关核，以稳固后方。兼之藏军难以适应喜马拉雅山以南气候，因之政治交往并不十分密切，这在客观上不能不为西藏与邻国的交通带来影响。吐蕃时对外主要通道是在尼泊尔、其公主嫁松赞干布为后，实已意味着处于藩属地位，前后长达200多年，以致部分藏军后代成了该国民族之一。

　　在清代，西藏与邻国关系更受到进一步的严密控制，对边境采取“封闭”之策。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侵藏失败后，次年边境设立“鄂博”，重要通道设“汛”，派兵驻守，限制随意越界出入，驻藏大臣出巡时，必须予以检查。对尼泊尔宣布：“如有私行偷越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

　　对传统商业贸易亦规定“巴勒布每年准贸易三次，克什米尔每年准贸易一次，于前赴外番营贩货物时，该商头呈明驻藏大臣，由何路行走，发给执照，以便稽查出入。”与邻国的这种政治关系，正常的交通尚且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了。

　　鸦片战争后，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大举向尼泊尔、不丹、锡金渗透，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极大忧虑和恐惧，对于商贸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采取“闭关”政策，对外交通的发展，更无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