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者 要“认栽”

　　□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陆占奇

　　“劳动法中对劳动时间有严格规定。‘华为事件’的发生，表明法律在现实中被忽视了。”6月13日，国家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在许多企业里都存在。”这是主管部门对胡新宇之死首次 表态。

　　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工程师胡新宇因脑膜炎去世。病发前，25岁的他曾连续加班30多天。一系列有关“过 劳死”的问题，因此引起强烈关注。

　　40小时，劳动法对每周工作时间制定了很高的标准。

　　“从法条的严格程度上说，中国的劳动法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说，“当初，立法 者设定高标准的初衷是希望企业多用工，既能保障劳动者权益，也能促进就业。”

　　但由于中国处于产业链末端，工作节奏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大多企业根本无法达到这个“高标准”。普遍违法现 象因此出现，而“法不责众”，劳动部门只能选择性执法。高标准也导致企业减少用工，以减少解雇工人的高成本——诸如支 付违约金、企业成为被告等。

　　严格限制工作时间的“前路”被堵，“增加用工”的后路被断，千军万马走“支路”——“自愿加班”。而这也是导 致过劳死的原因。

　　董保华认为，立法应该“低标准、广覆盖”，并且“严执法”，劳动者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是“雪中送炭”。 而“高标准、宽执法”的路子，让“过劳现象”很难根治。

　　中国政法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郑尚元也认为，解决“过劳死”的关键不在立法，而在于执法。“如果劳动 部门严格执法，劳动强度控制好，哪会发生‘过劳死’？”

　　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范畴，这种观点在学界已得到普遍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彭光华认为，“过劳死”往往具备工伤认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应该将其认定为 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是劳动带来的灾害，此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成因是一些单位长期违 反劳动法，要求劳动者超时、超强度工作。

　　“至于赔偿金额，”彭光华建议，“可以比照《工伤保险条例》中有关工伤死亡的规定来确定用人单位的责任，享有 相同待遇。”

　　事实上，劳动保障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曾规定，“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 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属于工伤。有些地方“几乎已经找到操作的办法”——比如，因加班导致旧病发作死亡也属于 工伤。

　　但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 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这恰恰把过劳死排除在外，”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说，“48小时内算， 那么48小时01分死亡怎么办？比较而言，试行办法中的‘工作紧张’明显更有弹性。”

　　一些判例明显对劳动者不利：2005年1月26日，厦门市劳动保障局作出结论，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前员工郑杰之 死不属于工伤。郑杰因“长期加班”，被确诊癌症，50多天后不治身亡，劳动部门依法作出的认定引起了“48小时”之争 。

　　但劳动保障部官员对记者称，“48小时”的相关规定，是由于“过劳死”的技术认定非常困难——什么样的机构能 够鉴定？如何鉴定？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彭光华同样认为，问题是在取证上。要证明“过劳”与死亡的关系，至少需要完善企业管理(加班时间的准确记录等 )、产业医生制度(专门负责对过劳死是否工伤进行认定)等。他认为，现实可行的办法主要是严格工时制度、加强体检并配 备产业医生——包括心理医生。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劳动法执法大检查中发现，劳动定额标准缺乏规范问题突出。一些企业随意修改劳动 定额的现象非常普遍，“工人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定额任务”，只能选择“自愿加班”。

　　郭军认为，自愿加班并非劳动者单方面的问题——企业不开办公室，不启动流水线，劳动者怎么加班？难道自己拿回 家做？

　　他建议，起码需要建立起合理的劳动定额机制，通过政府、社会中介、科研机构及劳资双方等来确定法律底线，制定 行业指导标准，确定合理定额范围内，合理的工作时间和报酬。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称，他准备写一份立法建议书，修改劳动法。具体而言，他认为“过劳死是企业剥夺员 工的休息权，造成劳动者超负荷工作并导致其死亡，企业主应受刑事制裁。”

　　关怀曾参与劳动法的起草工作。“劳动法制定时，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部法律现在已明显滞后。” 他说，“但是，目前的立法重点在于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劳动法修订难以启动。”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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