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伟
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合肥市中级法院受审。杨建国对巨额财产能够说
明来源的项目中，居然还有他人向其借款的利息收入105万元。(6月12日《半岛晨报》)
杨建国获得高达百万元“利息”收入你信吗？如果真有此事，这笔巨额利息也应当是杨建国非法聚敛财富的孳息。
因此，杨建国的105万元利息虽然能“说明来源”，但并不是什么“合法收入”。有关部门确有必要把杨建国的这
笔“利息账”算个清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3款规定：“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对被扣押、冻洁的赃款赃物及其
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法律对于“赃款赃物”的范围或外延却没有具
体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追缴“犯罪所得”的混乱局面。实践中往往只对腐败分子贪污受贿所得才视作“赃款赃物”予以
追缴、没收。如果贪官将赃款赃物转移或转换为其他的财产形态(比如赃款的投资所得、赃物因升值的收益等)，司法机关就
“穷寇勿追”、高抬贵手了。这显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打击腐败犯罪行为，追回腐败犯罪所得资产。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根据公约规定，
应当没收的犯罪所得有三种表现形态：其一是替代收益，即由犯罪所得全部或部分转变或转化的其他财产；其二是混合收益，
即犯罪所得已经与从合法来源获得的其他财产相互混合；其三是利益收益，即由犯罪所得、犯罪所得转变或转化而成的财产或
者已经与犯罪所得相混合的财产所产生的收入或其他利益。对照公约关于没收对象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的没收范围显然过于
狭窄了。
“拿的要送回来，吃的要吐出来”，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怎样毫不留情地追回犯罪分子聚敛的财富，香港廉政公署
前不久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日前，香港廉政公署30多年来追讨前“四大探长”涉嫌贪污所得的财富，终获突破进展，
律政司代表廉政公署5月29日宣布，已经与其中一名探长韩森的家人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对方同意交出总值高达1.4亿港
元的资产。香港廉署没有满足于赃款的“如数”追缴，由于资产升值等原因，韩森的家人于35年后所交出的资产，是他当初
贪污数额的整整35倍！坚决剥夺贪官及其家人因腐败行为而获得的利益——这种与腐败分子“算账”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
该用在杨建国的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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