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录：女编导的长征路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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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截频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6月21日播出节目《我的长征》，以下为节目内容。

　　王芳：其实我先生很不能理解，他很痛苦，其实我来之前我也哭了很多次，(哽咽)他觉得我应该很幸福，我觉得他的痛苦在于，他没说服我，他觉得他是没能给我我要的幸福

　　主持人：这个情绪有些激动的女孩叫王芳，她是我的同事，电视编导。让王芳情绪

激动的其实是她自己的一个决定，两个月前的4月9号，王芳和丈夫结婚，而仅仅过了四天，王芳就离开了家，而且可能一年都没有机会回来，因为她要去，长征。去参加我的另一个同事组织的长征。

　　(音乐、长征路上队员行走画面、要有小催，拍摄者、工作人员画面)

　　2006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正式出发，26名队员将沿着7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用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走完两万五千里。而在这26名队员身后，还有80多个时刻跟随他们的电视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行动的组织者、服务者，也是也是长征路上的另一类跋涉者，同时，他们更是“长征行”的观察者、记录者和表达者。王芳，就是他们其中之一，担任纪录片导演工作。

　　(长征路上队员行走画面、拍摄者、工作人员画面)

　　王芳：我跟他说，我说我这一年去，什么都不为，我就是希望自己想明白很多事情，包括生活的想要的东西，可能想起来挺傻的，然后回来好好的跟他生活，他的痛苦在于他，我为什么这么直意要去长征，觉得我不幸福，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给我想要的幸福，他很内疚，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算我嫁给别人也是这样的。

　　(音乐响、话外音：宣传片声音 爷爷 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 为了生存为了信仰 那小崔叔叔他们又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 这个嘛 这答案可能就在路上)

　　隐黑

　　(画面：长征画面、行军画面)

　　主持人：“我的长征”，一次刚刚上路、不可预知的艰难跋涉，一场庞大复杂、也同样摸索前行的电视行动，这是怎样的一个行动？这是怎样的一群导演？在为别人设计的这条长长的路上，王芳们又为自己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在“长征”途中会有怎样的遭遇和体验？当王芳们把摄像机对准了别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成为我们这些局外人猜测、好奇的对象。

　　2006年6月9日 广西省兴安县 “我的长征”电视行动大本营

　　主持人：广西省兴安县，是自从5月6日队伍出发以来，“我的长征”电视行动剧组所驻扎的第三个大本营，前两个驻扎地已经远在路途经过的江西省和湖南省，而随着队伍的行进，再过一个星期驻扎地又将迁往下一个省份，贵州。

　　崔永元：它是一个新长征，首先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些选手，都是普通的城市市民，跟我们一样普通的城市市民，怎么样重新走在长征路上，然后用10到12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千山万水走遍，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这个电视行动本身，也是一次长征，你看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跟着队员一起行进的，我们制作的节目是沿路制作，然后送回到北京播出

　　(崔在队伍中行走、拍摄者)

　　崔永元，“我的长征”电视行动的形象代表，这场行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崔永元：因为这是一个说长征的节目，说70年前长征的节目，在这之前我仔细的想过，有什么好的方式说长征，可能读万卷书是一种方式，行万里路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是更好的方式，更适合的方式。每走一步都咬牙，每走一步都咬牙。这时候你去问他们，当年长征容易不容易，这时候才觉得那个长征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

　　希望大家重视历史，不要出现历史的断层，那也是我的想法，然后挑战城市人的极限，改变城市人的品质，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王芳：我在这之前，来长征之前从来没有跟崔永元说过一句话，但是我在网上检索到了所有我能检索到的他接受采访的信息，我看他怎么谈这个事，我看完这些资料我认同他的说法，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来了，他说了什么呢，首先他开玩笑说，因为抑郁症是一个让人拍案而起的病，因为有抑郁症所以他对很多社会问题不能容忍了

　　主持人：在王芳看来，长征，是崔永元眼中治疗病态社会的良方，她认同崔永元的看法，这最终促成了她义无返顾来到长征。但来到长征的王芳多少有些失落，给她的工作是节目的后期编导，常年呆在大本营，而这与她的初衷相去甚远，她渴望象她的很多同事们一样冲向前线。

　　隐黑

　　2006年6月10日凌晨 贵州省黎平县境内 距大本营约400公里

　　(找不到路、碰到人家、估计在看

　　主持人：6月10号凌晨，“我的长征”前方探路组的两名队员赶往贵州省黎平县与另一组队员会合，因为先期到达的队员已经和当地政府约好，上午7点由政府派出向导带他们勘察两条当年红军走过的山路。凌晨3点，两组队员终于会合，但由于夜间路黑并且路况很差，探路组一辆车发生意外，一侧的轱辘栽进沟里，好在人员没受伤，但汽车却再也动弹不得。

　　(队员用各种方法拉汽车)

　　主持人：队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成功，一直到凌晨5点，不得已打了当地的求助电话找来一辆吊车把车吊了出来，而这个时候离与当地政府约定的探路时间已经不到两个小时。

　　主持人：看到这您可能已经明白了，“我的长征”队员们所走的路线都是探路组事先探好的。因为目前人们一般知道的仅仅是当年红军长征的大概路线，具体路线到今天已经变化很大，有的地方甚至早就没了路，所以探路组的职责就是先期到达，找到当地的县志党史等资料、再加上当地老人的回忆尽量确定出符合历史的路线，并且得徒步勘察这些路线现在是不是具备行走的条件，最终确定出长征队员们每天的具体路线。探路组一共四个队员，两个曾经是户外拓展教练，一个有长期徒步行走经验、另一个则熟悉红军的各种史料，而探路的不仅这四个人，还有剧组的制片，他们负责勘察每个地方的食宿条件；剧组的策划，负责了解当地的红军遗迹，制定队员们除了行走之外的参观活动安排，并且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制定出队员们每天的具体行程；再加上剧组的司机们，平均会有将近十个人永远在大本营前方几百公里的地方探路，他们是“我的长征”的先遣队。

　　影像：与当地向导会合、探路准备

　　字幕：早上7点，探路组准时与当地政府会合，分两组开始徒步勘察

　　影像：探路、全长河问路

　　全长和:什么蛇阿 蚂蟥阿 还有一次碰见了熊

　　全长和，探路组队员，他就是刚才提到过的曾经的户外拓展教练，但他还有一个让人意料不到的身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全长和在清华的时候是登山队的成员，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迷上了户外探险、挑战极限的生活，毕业四年，一直从事着与经济完全无关的职业。

　　记者：为什么你会跟他们不一样，清华、经济多么惹眼的两个词？

　　B：哎呀，这个东西怎么看法，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

　　记者：那你的看法是什么？

　　B：我觉得户外更好啊。

　　记者：更能带给你快乐？

　　B：嗯

　　主持人：毕业四年，全长和也一直承受着来自家人、来自现实的很多压力，甚至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有些任性。“我的长征”这次特殊的工作机会，在他看来更愿意把它当作一种尝试和过渡，因为对这次的工作他添加了以往所没有的希望。

　　记者：(长征)对你来讲意义何在呢？

　　B：对我来讲，多学习，了解一下，还属于学习阶段。

　　记者：学习什么？

　　B：就是说这种苦，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拼，自己尽力。

　　记者：经历？

　　B：尽力，就是做什么事情。

　　记者：以前你不尽力吗？

　　B：以前也不能说都尽力吧，有时候就有一些想想而已，没有付诸实施的感觉。

　　主持人：王芳与全长河几乎同龄，并且她也毕业于名校，但她的人生经历、她来长征的目的与全长河几乎截然不同。

　　王芳：我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后来考上大学我在复旦大学在上海，然后18岁的那一年第一次来到大都市我从来没见过城，在这之前只去过一次县城，然后面临一个从来没面临过的状况，我也可能我想我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也想过自杀，然后到了上海读完书，读完书到后来期间大三大四的时候，一度就是说还成为不错的学生，然后被选到香港实习什么的，就是说不停的冲破一层一层的碱，一层一层的，然后包括自己到中央电视台实习，然后是靠着能力留下来，留下来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还算合格的编导，中间的过程中没有人帮助我

　　(王芳在食堂默默吃饭)

　　我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待遇没什么不满，对我的物质生活也没什么不满，就是我觉得自己，我的思想走进了一个困境，综上所述。我走不出来了，我特别难受我在北京呆着，这个感觉日益加强，然后压迫的我喘不过气来，每天我都很痛苦，你要非让我说的话，我也说不出来，没法说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就在熬日子那种感觉，熬一天是一天，心理已经变得很衰老，我觉得这就需要一个机会出来开阔一下自己心胸。

　　主持人：几乎同龄的全长河与王芳，一个从自由放任的状态里尽力往回收，一个在按部就班的困境里拼命向外突。两个年轻人在庞大的长征队伍中几乎完全不相识，但有意思的是，两个气质相反的人都在这条长长的路上找着各自的答案。

　　影像：回程坑坑洼洼的路、车里疲惫睡觉的徐仁海

　　主持人：探完山路的第二天，制片徐仁海要马上赶十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大本营，因为两天之后他就将替换现在带领行走队伍的制片。徐仁海所在的制片组有十多个人，再加上全剧组20多辆车的十几名司机、剧组随队食堂的四名大师傅也都归他们管辖，他们负责的是整个电视行动剧组的吃喝拉撒、后勤保障。像徐仁海这样叫做大制片的有三个人，他们三个每周在探路、带队行走、回大本营三者之间轮换，也就是说，徐仁海探完一周的路回来接替带队行走了一周的制片，带队行走的制片回到大本营休整兼处理各种杂物，刚休整了一周的制片去接替徐仁海到前方探路，周而复始。由于这周探的路比较难走，这次，徐仁海特意先赶到行走队伍的驻扎地跟队员和工作人员提前打个招呼，让他们事先做好准备。

　　字幕：2006年6月11日傍晚 广西省兴安县界首镇 行走队伍当天的住宿地 距大本营约70公里

　　王芳：我需要一个机会跳出那种日常生活，一复一日的工作，回家、吃饭，睡觉。其实很多时候我就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有的时候像一块很大的鸡肋，很肥美的鸡肋。其实我很多时候不想干这工作了，我想辞职，想去做一些自己哪怕到一个小偏僻的地方教书，只要自己活得开心，我到云南

　　影像：爱可视拍摄的艰难行走画面

　　主持人：这是一组通过特殊设备拍摄的队员行军画面，这种设备是把微型摄像头系在摄像师的头部，通过别在腰上的遥控装置来控制拍摄。之所以“我的长征”采用这样的特殊装备，是因为在很多危险路段，摄像师根本无法使用甚至携带普通的摄像机，而在使用这种特殊设备之前，摄制组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已经摔坏两台摄像机了。

　　影像：老张在调试爱可视

　　老张，摄制组里年纪最大的摄像师。魁梧的身材可能很难让人看出来，他已经46岁，他的女儿前几天才刚刚参加完高考。

　　张蔚生：走路之后才剃头，好多年轻也剃头，跟队员似的，一般没有时间去洗头去，所以他们都剃了。

　　记者：身体行吗？

　　张蔚生：：从目前来说我还行，没问题。

　　记者：有受不了的时候吗？

　　张蔚生：：受不了也得坚持啊，你这一组必须得跟下来，比如是我这一期节目属于我这一个组下来，我这一周必须的受不了也得坚持，坚持必须得，而且要比队员付出更多的辛苦，因为我们要拍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东西，队员们可以低头走路，走好路就行了，我们得构思，为后期的制作，被编导，实现编导的意图，必须我们要比他们付出更多。你比如说，这次纪录片明确要求，不要跟尾镜头，必须我们如果平路的话还好一点，如果上山路的话，要队员们在走路的时候，你必须超过队员。

　　(老张在山坡埋点、跟拍画面)

　　主持人：跟拍队员行军的一共有三个摄制组，每三周摄制组轮换一次，每次跟拍一周时间。但是因为人员一直缺乏、也一直在调整，老张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周没有休息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能抗得住。

　　张蔚生：我是河北张家口电视台的，在地方台来说，拍这个纪录片的机率很小，而且像中央台这么大型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可能当一辈子记者你也赶不上。过去给中央台干活都需要实力，各方面的因素挺多的，但是我作为地方台一个记者，不可能，我也没想到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后来一个机会吧，一个朋友介绍一个机会

　　主持人：老张说，能参加中央台拍的大型纪录片一直是自己的梦想，他也一直积攒着这方面的实力。可能这次的拍摄条件艰苦、剧组里缺乏人手，自己才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不过他也实在没想到会这么艰苦，要求会这么严格，摄制组里每个人心里的压力会这么大。

　　6月11号晚上，摄制组轮换，老张继续留在行军队伍中跟踪拍摄，编导冯兴在拍完当晚的采访后赶忙和其他摄制组人员交接手续，赶回大本营。别人回去可以休整一下了，但冯兴第二天晚上就要把这周片子的编辑提纲交到总导演的手中。

　　隐黑

　　字幕：第三天晚上，大本营

　　主持人：尽管一刻也没来得及休息，但冯兴的提纲还是晚了23小时交到总编导手里。不过，看来总编导对提纲还是很不满意。

　　影像：总导演李晓明说稿子

　　李晓明：将提纲延迟了23个小时，你交出这么一个东西，还说自己要好好设计，我们讲过咱们这次出来拍东西就是一场战争，就是在经历一场战争，时间和该交的节目，什么时候该交这些的东西都是帖子，一个星期交一个片子靠什么啊，你没有那种责任感，没有那种责任心，没有那种主动思维，你根本就是拿不下这个活来。

　　影像：冯兴紧皱的眉头

　　影像：冯兴抱着一大堆脏衣服去食堂洗、刷盆、吃饭、脸色凝重，屋子里晾满的衣服摇到冯兴看带子、满桌堆的带子

　　主持人：冯兴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再拿出一版节目提纲来，我的同事不忍打扰他，因为身为同行和同事，可能最能理解他此刻的压力、此刻的心境。王芳这几天一直在帮冯兴梳理素材，她以前是在公益行动和访谈摄制组的，最近随军拍摄的纪录片组压力实在很大，所以她被调过来协助总编导的工作。

　　王芳：没有人做过在一年的时间内，这边队伍一边移动，一边每星期出一期20多分钟的纪录片，据我所知是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纪录片的制作比较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一般来说20多分钟的片子，从拍摄到后期制作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一个星期拍，然后十天的后期，差不多就是半个月多一点就要出来，这个片子，而我们的人并不是非常优秀的人，我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年纪也不大，然后来应付这样的一个任务，可是台里对这个节目的要求是丝毫不能放松的。

　　崔永元：其实摄像、编导也很辛苦，天天跟在那个队伍里，但是就是表达不出来。

　　我就想让大家感受到，这26个人不容易，或者说我们前方团队不太容易，感受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通过我们的摄影机看到当年的长征沿线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什么还被记着，至今还保留着，想把这些东西都展示出来。

　　我们现在节目连50分多没到，有这么大差距。

　　记者：所以说编导们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压力还这么大，您不怕把理想主义者都压垮了吗？

　　崔永元：理想主义者就是因为有理想，心存理想所以他们就经得住折腾，怎么折腾都没事，越折腾就会觉得离理想越近。

　　记者：你有这信心吗？

　　崔永元：我有这信心，我这么多年就是被折腾过来的。理想主义，因为理想，我觉得基本上都实现不了，所以你的乐趣是个奋斗的乐趣，是在逐步接近理想的过程中，在路上有乐趣是这么个乐趣。

　　主持人：理想主意者崔永元给“我的长征”制定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琢磨的、更难以降低的标准，而且他也希望同事们和自己一样，在接近理想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而不是被动性地承受劳累。这样的希望、这样的标准，多少给对长征充满幻想的王芳凭添了一份困惑。

　　王芳：实际上我自己想的太理想的，其实不可能的，每个人来到这都要做工作的，既然做工作了就不可能参杂太多理想组织的色彩，你要完成工作，你要按照时间做工作，然后节目要达到要求，你就不可能是一个革命青年那个粪土当年万户候的那种感觉不可能是那样的。

　　记者：希望是那样的？

　　王：我希望是那样的。我希望年年是这样的。

　　主持人：作为“我的长征”的始作甬者，理想主义者小崔还希望这条长长的路能对今天的人们有着某种警示和改造功能。

　　崔永元：希望这个长征成为中国男孩的成年礼，以后你一到18岁，17到18岁这一年，就是长征没别的事。

　　记者：为什么会是长征呢？

　　崔永元：长征我说的是锻炼聚力，锻炼耐心，锻炼团队合作，包括检验你的历史观，都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是集大成的办法最简单。我觉得将来我们夏令营就改成长征夏令营，就是让你走一年，如果体力差呢走半年，再差的走半个月，再差的走三个月，还差的走一个月，最差的走一星期都行我觉得走下来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曾经勇往直前、但也不乏困惑的王芳希望是这样的收获。

　　王芳：人如果这一年能走下来，一定会想明白很多事情，至于想明白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我一直自己期待的一些的变化，我会越来越变成一个我希望成为的人。我想象的人生最美好的状态是在湖底的一颗石子，不要抛头露面，不要什么成为特别有钱的人或者是什么出名的人，生活就像一潭湖水我是湖底的一颗美丽的石子，静静的趟在那里这是我想象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修炼到这个状态，你就得必须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主持人：70年后，一群城市人为什么热衷于体验前辈们那场别无选择、求生也是求希望的行走？他们究竟是在复制一场艰难还是私下做着一场精神突围？不管是小崔、王芳、还是在这条路上移动的每一个人，相信最终都会有更清晰更自我的答案。是啊，路让人长大！路让生命变得有份量！有位诗人说：“归来时，你已是另外一个人”。我想，这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新人”“丰富的人”的意思吧。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周一至周五22：30首播，次日9：30，15：3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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