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钢明：把握财政增长之度

袁钢明 社科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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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判断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过快应把握一个原则：在集中公共支出和激发个体生产积极性方面要一个平衡。目前我国掌握的公共资源已经上升到世界高位了，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仍然很低，财政收入增长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成长而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经济能不能持续应该与人民收入和消费能不能承受有关系，如果财政增长过快，影响到消费需求，经济必然受影响，这就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及时调整税收的增长。

　　现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一方面作为政府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老百姓、企业各方面依然感到财政负担很重，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矛盾，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财政收入过快造成的矛盾。今天这个题目恰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经济理论上从来没说税收快速增长一定是件好事。对政府来说，拿走的经济资源多，就产生了副效应，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因此对他肯定是负面的，但是为了公共必须的支出，需要拿走一部分经济资源，这就形成了矛盾。要考虑到底是个体积极性非常重要，还是集中起来资金公共的支出更有效，这时就要找这个平衡。

　　政府的考虑与企业微观的考虑，或者国家与居民个人的考虑，角度都是不同的。从宏观角度考虑，现在我们的增长速度很快，是不是就有一个主观的意识，认为我们现在的税收增长是朝着更有利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经济配制的方向发展；而从微观的、居民个人的角度考虑，会存在现有的税率打击他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现在世界普遍的经验是税收和财政大致占GDP三分之一，绝不可占到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已经上升到世界高位了，因为按照税收计算大致是占GDP 20%，加入社保等因素后按比较宽广的定义大概占GDP 30%以上。现在税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很快就进入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了。而另一方面，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年增20%，居民收入增长只有6%，财政收入增长的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成长而国内消费难以启动。

　　现在为什么财政增长那么快？这是因为很多地方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目标发展来的。现在政府的产业安排，各种各样的目标设置，各种具体工作的执行，都以税收收入增长为最终评价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是如此，中央政府还有可能把富裕地方收来的资金向贫困地方去补，从全社会进行配制，但是地方政府不一样。很多地方的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主导，选择产业第一个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当地的地方财政增长。结果发展成为有税收增长了当地经济才能增长，只有实现税收才会把钱投到那里去，社会大量资金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比如各地的

　　进一步说，财政增长快了，是不是经济就真的活跃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税收的本质，是资金的集聚，或者是一种分配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是往哪分配，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有一句话，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遭到批判的计划经济的办法。而我们现在的这种财政增长的方式，很大程度就是资金集中速度过快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你的经济本身的效率所带来的。

　　这种低效率、不符合经济原理的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我们是在用税收资金甚至税收以外的资源在培植现在的税收。欠发达地区跟发达地区完全是两个世界，发达地区拿着大量资源去获得一定的税收，欠发达地区既没有税收又拿不到资源，财政金融体系不愿意改造投入多产出少的地区，更愿意把钱投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投到香港去。

　　其次，这种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是以牺牲效益和居民消费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的产业成为这样一种驱动模式：只有搞投资，才能改变一切。有投资就有财政收入，不管你有没有产出。我们国家对投入的支持真是多了，地方上只要有大项目就有投资税，建了工程就能有税收，这种激励机制给国家带来了22%的税收增长背后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应有的经济效益，老百姓应该得到的收益。这种模式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使得我们的居民收入提高起来那么难，而且还要从收入中再拿税收。因为只有投资才才能产生效益，所以我们变成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资源向投资或者看起来有效益的地方投入，而对老百姓的收入，看来只是在消费，只是在吃饭，所以不给钱。所以这种投资驱动的激励机制带来了现在高投资、低消费、低物价、低收入、低福利的现状。这些年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是一种低效益扩张，一种让老百姓受损的歪曲。现在继续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这种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模式是难于持续的。

　　这就涉及到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一方面，处于贫困线的群体、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的人，需要公共资源的补救，另一方面，拿到收入的部门没有财政收入也不能做事，需要处于一个均衡的点。所以在近两年都在讨论怎么减税的问题上，我认为3000块钱的起征点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把起征点定的太低，对于这些人来说很困难的。像面对农民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税收应有的公平性，就是发展难和发展容易，发展快和发展慢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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