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昭寺外市井众生

2001，格桑在桑耶寺就职铁棒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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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中一角

次仁加布和他的两个外国学生

在家中的佛堂

　　大昭寺外市井众生

　　——藏民族直面现代化的社会学样本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围绕这项浩大工程的各种争议就此告一段落，但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却不会因此而停滞。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对地区社会文化有着或好或坏的影响。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在我们的采访中，即使最保守的藏族学者，同样认为藏民族需要现代化，问题在于，如何既不丢弃传统菁华，而又与时俱进。

　　一个民族如何现代化，这是一个庞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们以大昭寺为圆心，随机遴选了拉萨社会各阶层的15个人，作一个横截面解剖——这或许不是观察西藏社会最好的方式，但一定可以从中一窥西藏人在面对现代化时的复杂心态：充满幻想，焦灼，渴望，而又不安。

　　-本刊记者 陈晓守 发自拉萨

　　图/大食

　　60万个等身长磕

　　6月19日傍晚8时，大昭寺。

　　拉萨的天夜得晚，太阳像久久不愿离去的恋人，余晖晒在寺庙的金顶，远远望去，仿佛海市蜃楼。

　　40岁的次诚尖措仍旧虔诚地在大昭寺外磕头，正对寺门，双手及地，跪下，肘向前搓，然后五体投地，周而复始。身边，数十信众用同样的方式向佛祖表达他们信仰的虔诚。

　　这一幕，已延续了千余年。

　　大昭寺是拉萨八廓街最古旧的中心建筑，寺里供奉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1300多年前随同文成公主进藏。

　　来自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香扎寺的次诚尖措在拉萨呆了近一个月，除了朝拜释迦牟尼佛，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大昭寺外磕头，他的目标是10万个等身长头。和我聊天的间隙，他还差约4000个，“明天能磕完，然后回家” 。

　　来圣城拉萨朝佛是出家28年的次诚尖措最大的心愿，所以这30天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从河南县到拉萨，2300多公里，每公里磕200个等身长头，次诚说他“共磕了50万个整”。

　　同行4人，只有次诚是佛门僧人，一步一磕，他们在路上走了10个月。很难想像其间的艰辛，但次诚说不累，“越近拉萨，越兴奋，越满足”。出门前次诚带了3000元，路上花完了，前几天父亲寄来的2000元已收到，这是回去的资费。来一趟拉萨，5000元，对于一个年收入仅几百元的赤贫家庭，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能到圣城拉萨，这一生能有机会朝觐释迦牟尼佛，无疑是一个有着忠诚藏传佛教信仰的家庭最大的幸福。

　　求乞儿童与八廓街管理者

　　八廓街是老拉萨的中心，由一条同心圆的环形街道组成，“八廓”在藏语里即环行的意思，信徒们也称其为“菩提道”。八廓街现在俨然是拉萨市最具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区，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和旅游者。

　　9岁的热那和她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在大昭寺广场和附近的街区活动，求乞是他们惟一的工作。多数时候，他们能一眼分辨出外来游客的善缘，早早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游者通常会以一毛两毛的零币布施，抓了钱，热那们一哄而散。

　　也有面对众求乞儿童而犹豫不决者，热那不高兴时会紧紧抱住求乞对象的一条腿，通常被抱者是女性，任你如何摆脱，不放。一番纠缠，热那总能得偿所愿。当然也有失望的时候，但在这个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布施显示慈悲，热那们仿佛为过客提供了一个行善积德的机会，所以八廓街乞讨的孩子为数众多。热那说，运气好，一天讨上百元钱不是困难的事。

　　几天的观察发现，孩子们的身后常能见到大人的身影，他们有意地躲避，而孩子求乞得来的钱，总能迅速而诡秘地交到他们手中。

　　小昭寺旁，一家社会福利公司楼道口，聚集了十多个衣衫褴褛的藏民。一早大人们给孩子们分配了求乞的任务，上午必须交多少钱，下午必须交多少钱，孩子一走，便终日饮酒，醉态酩酊。

　　旺堆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给求乞的孩子施舍，“这样会培养他们好吃懒做的坏习惯。”作为八廓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旺堆无法阻止求乞儿童的自由活动，撞上了顶多喝斥几声，更多的时候，执法者与孩子们能和谐共处。

　　旺堆管着72个保安，全是藏族，行使八廓街4个居委和大昭寺广场的治安、卫生、处置乱停乱放等职能，保安们又称他“旺队”——个不高且胖，腆着便便肚儿，戴上大沿帽和墨镜，像极电影里汪伪时期的执保队长。

　　单位一位副主任调离，头晚同事们欢送，大家兴高喝了一箱“拉萨啤酒”。第二天，6月17日，旺队有点倦意，他坐在街心的阳伞下养神，悠闲地喝着藏式甜茶。

　　15岁当兵，1989年参加工作，36岁的旺堆至今21年工龄了。因为不符合征兵条件，父亲把他户口上的年龄改大了两岁。旺堆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乍听没有口音，“这是在部队里练出来的”。

　　旺堆是2003年3月调到现单位的，之前他是吉崩岗办事处辖下雄嘎居民委员会主任，有11年的基层社区工作经验。那个居委会大都住着政府和军队的离退休干部，“工作得小心翼翼”。

　　之前旺堆调皮、善饮，7年居委主任和一桩美好的婚姻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如今，敬业、爱岗是同事们的普遍评价。

　　“八廓街太特殊了，拉萨是西藏的窗口，这里又有着窗口里最好的风景，代表自治区的形象。”所以旺堆和他的72个同事“一日都马虎不得”。工作勤勤恳恳，但上面每次来检查，“功劳总记在派出所的头上”，这让旺队“心里很不服气”——“他们每个月只拿着500多块的工资，却保持着八廓街的稳定，这是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旺堆月收入2100元，而新进的大学生有的比他还高，吃了没文化的亏，旺堆说“有时候很羡慕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八廓办事处21名在职人员，只有9名是国家

　　于是除了工作，他更多的心思放在了13岁的女儿彤珍身上。彤珍今年夏天小学毕业，旺堆帮他填报了内地中学的西藏班，因为妹妹的儿子在杭州上学，旺堆也希望女儿能考到杭州去，“兄妹有个照应”。

　　彤珍成绩中等，让父亲有点担心。“但无论如何都要出去。”旺堆是下了决心的，自己吃了没有文凭的亏，他绝不能让女儿长大后有同样的苦恼。

　　那些现代化的受益者

　　德吉卓嘎是个幸运儿。

　　与旺堆不同，德吉卓嘎毫不否认命运对她的垂青：生在牧区，长在墨竹工卡县门巴乡上，为了4个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在乡政府工作的父亲尽遣关系、费尽心力把工作调动至拉萨市民政局。卓嘎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亮敞的城市生活了，1987年小学毕业，成为第三届内地中学西藏班的学生。那一年她的成绩是235分，在上海回民中学的藏族学生中，她是第2名。

　　卓嘎的成长轨迹无疑是绝大多数藏族家庭对子女的期望——

　　1987年读了一年预科，以强化汉语学习，然后在上海回民中学度过了3年的初中时光。因为用功，卓嘎几乎很少出门，上海给她的印象仅止于外滩的气派和南京路的繁华，即便是这一丁点印象，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渐模糊。印记最深的是，想家了就哭，一哭就是一片。

　　1991年初中毕业，藏族同学中，考中专、技校的占了2/3强，100多同学，只有3人去了北京西藏中学就读，卓嘎是保送。这是清苦的3年，之前是在本民族同胞中竞争，而全国统一高考，藏汉学生都是在同一条残酷的分数线上比拼了。

　　周末才允许外出，但卓嘎更多的时候都在教室里度过，对北京的印象，只是学校所在的亚运村那拥挤的一隅。1994年，卓嘎如愿考上长春税务学院，同学有上北大、清华的，她不遗憾，因为潜意识里觉得“搞经济日后有前途”——长春税务学院税收专业是她的第一志愿。

　　如果说此前7年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日子，除了本民族同胞，她没交上一个汉族朋友，到了大学的4年，卓嘎就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卓嘎说大学同学感情最深，“我的思维更靠近汉族，所以交流上没有那种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

　　6月11日上午，她刚送走来西藏旅游的北京籍大学同窗，恋恋不舍。平素里，手机短信、E-mail、同学录，她与他们保持着频密的联络。而中学同学，因为“现实上的差距”，少了很多共同语言，渐渐疏了联系。

　　这绝对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1998年大学毕业，卓嘎顺理成章进了拉萨市国税局，一个让人羡慕的单位。工作5年后，卓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再次来到北京；两年学成归来，现在她已是拉萨市国税局青年骨干。

　　感情上受过挫折，卓嘎至今单身，母亲催了多次，时间一长，也懒得管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感情要随缘，不刻意。”卓嘎说。婚姻不是她认为最好的男女关系形态——在这点上，她与传统藏族文化格格不入。

　　每周有3个晚上，卓嘎都要到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学习英语。她上中级班，每学期学费800元，目前“口语已能应对自如”，总觉得“日后能派上大用场”。

　　为何不到内地发展？

　　卓嘎的上司，副局长扎西平措也曾经有过卓嘎同样的心态——还在江西财经学院就读时，同学老是对来自边远西藏的他有好奇感，提的问题奇怪而荒唐：西藏有大学吗？上学要骑马吗？吃米饭吗？天天喝酒吧？触动特别大，刺激特别深。毕业时正逢南下潮，800多毕业生，500多去了广东，扎西平措选择回藏，当时的想法是，“要干点大事出来，出出气”。

　　其实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想出去，又忧于重新打拼，时间一长便懈怠下来，于是便耽于拉萨悠闲而惬意的日子了。

　　融不进西藏社会

　　扎西局长不是现代化的反对者，但“现代化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让生态环境变得脆弱，资源的过度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些担忧无时不在。可他清楚地知道，藏民族不融入现代化，不可能进步。

　　这种心理较为普遍。矛盾，尴尬。

　　旺堆只知道，青藏铁路通了以后，他会更忙，从这个月26日起，他要开始值夜班，“治安、防火等各方面工作还要加强”。

　　在西藏生活了36年，旺堆从来没有出过藏，“挺遗憾的”。但拉萨的变化在他眼里。还是儿童时，“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可现在，“马路宽宽的，楼房高高的，汽车越来越高档，商场餐馆越盖越多”——这些变化让他从内心“感到自豪”。

　　火车一旦进藏，“物价下来了，就业机会多了；坏处是，人多了，治安形势复杂了，工作起来更困难了”，旺堆说领导每天都这么讲。

　　河南商人邢章顺、郭淑英夫妇或许享受不到火车进藏所带来的好处了，他们在小昭寺外经营的一家杂货店，近期已准备转让，转让费8万元。6月14日这天下午，分别有一名四川商人和甘肃商人来小店洽淡过，郭淑英没改价。

　　“电话不是电信的？”四川商人问。

　　“是网通的。还比较稳定，前天打了400多块，昨天200多，一个月能有6000到7000块钱。还不错吧。”女人回。

　　男人邢章顺在里屋睡觉，女人叫了他几次，没应。

　　街对面一家电器行放着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缠绵悱恻，一个慵懒而无聊的午后。

　　这家叫“承干电话超市”的小杂货店在八廓街外围，小昭寺路48号，不属于旺堆的管辖范围。夫妇俩活得并不轻松，早上7：30开店，晚上11：00打烊，来拉萨两年里没休息过一天。

　　这之前他们在格尔木呆了4年，男人开出租车，女人持家。他们是青藏铁路的第一批受益者，2001年2月，听朋友说要修青藏铁路，格尔木有赚钱的机会，收拾行囊就上了青藏高原。

　　据说修铁路的人有15万，吃喝拉撒全在格尔木，“各种生意奇好，红火了3年多”。男人就在市区与工地之间跑，起价5元，一天能跑六七百块。“格尔木一年四季不下雨，干燥得要死，生活上也不习惯。”注定是艰苦的4年。

　　之所以会来到拉萨，一是铁路越往西藏延伸，生意就越发寡淡；二是2004年男人有一回跑夜车，被4个匪徒抢了，钱没抢走，捅了他4刀。三刀在左臂，至今仍有印痕，另一刀刺在肩颈之间，刺成血气胸，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匪徒拿不到钱，把车砸了撒气。

　　治疗用了5000元，修车花了6000元，女人再不敢让男人开车了，卖了车来到拉萨。

　　虽然6年挣了十来万，邢章顺对西藏仍旧没有什么好感，除了林芝地区的八一镇，他哪儿都没去过，“没什么好玩的。”和他在一起聊天的五个多小时里，总板着脸，没见他笑过一次。小昭寺离他开的小店只有短短百米，夫妇俩从来没进去过；他们也没什么朋友，即便河南老乡，也极少往来。

　　6月14日下午3：41到3：54，郭淑英有86.20元入账，其中电话费36.80元，生意不错。4：15，近旁的拉萨童嘎语言学校下课，3分钟后小店涌进来十几个藏族孩子，买冰淇淋、糖果等小食，邢章顺睡眼惺松从里屋出来，帮女人张罗。

　　5分钟后，孩子们又蜂拥而去，小店恢复宁静，散了一地的纸屑。男人用脚把糖纸往屋外踢，扭头对我说：“这时候要两人看店，一不注意有些学生拿了东西不给钱就跑。”

　　“这段街区治安不好，常有偷摸抢劫。”这是邢章顺最烦心的事。“尤其是乡下人，素质差，打了电话不给钱。”他总能说起这里的诸多不是，紧紧地拧着眉头。给他拍照，坚决不从。

　　提起老家，河南安阳市内黄县15岁的儿子，女人眼圈有点红，“这6年都是他姥爷姥姥带。”对儿子关心不够，她说不出的内疚。儿子要上高中了，她认为自己必须回去照顾，否则会耽误了他。

　　6月19日下午我再去小店的时候，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在店里跑来跑去，与邢章顺夫妇甚是亲热。问是谁家孩子，答说邻居的。

　　小女孩与郭淑英长得太像了，我向相邻的商户打听，终于知道，这是他们的第2个孩子，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远走青藏。

　　6年离乡背井，是该回去了。

　　喇嘛足球队

　　拉萨之为圣城，盖因寺庙集中，僧侣众多，“且有观世音菩萨化身达赖喇嘛驻锡于此，掌管来世并今生”。

　　大昭寺是远道而来朝圣者的终点站，八廓街的环形道路就是转经朝圣者的中圈路线。内圈是以释迦牟尼金像为中心，沿大昭寺回廊转一圈；外圈是环绕拉萨：东至清真寺，南为林廓路，西到药王山，北抵小昭寺。

　　八廓街的重要功能在于转经道，沿顺时针方向每天涌动着不息的人流。2006年6月11日，我们到拉萨的第一天刚好碰上藏历4月15日的“萨噶达瓦节”——释迦牟尼出生、得道、圆寂都在这一天——是拉萨最大的节日，这一天又被称为“穷人节”。成千上万的人环绕拉萨城区慢慢地走，摇着转经筒，17公里路程。有人提着麻袋在沿途布施，据说求乞者这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大昭寺里，洛桑金巴一如继往、平静地在操持他每天的事务。除了念经修行，他每天的工作是维护法王松赞干布殿的卫生与安全，看殿护殿，添、灭酥油灯，收拾善款。1组3人，每天两小时。

　　洛桑的家在拉萨远郊尼木县，自12岁出家，至今18载。6月16日这天他的活动：6：30，起床；6：30-8：00，念经，自我修行；8：30-12：30，上班，两小时轮一班；午饭后休息一小时；14：30-16：30，修习佛经(他的老师是丹巴瑞斯)；17：30-19：00，辩经；19：00-20：00，上大殿念经；20：30-21：00，晚餐；21：00-23：00，修习汉语、英语和藏语(汉语老师是尼玛次仁，英文老师是卜布)；23：00后，自己在宿舍里念经；1：00，睡觉。

　　这十来天的夜里，他的生活中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每天凌晨0时的一场世界杯足球赛，绝不漏过。因为寺里没有安装有线电视，宿舍里只能收到CCTV1、CCTV2、西藏1台、西藏2台和拉萨台，翻来覆去就看这5套节目。

　　6月16日上午与洛桑一同上班的是加央和罗布，聊起正在开打的德国世界杯就眉飞色舞。25岁的加央是巴西和英格兰的拥趸，28岁的罗布喜欢英格兰、德国和西班牙，30岁的洛桑除了热爱英格兰，还钟情美国和日本，多少有点怪异。罗纳尔迪尼奥、劳尔和贝克汉姆、中田英寿分别是这3位僧人各自喜爱的球星。

　　大昭寺有一支喇嘛足球队，18名队员，罗布是队长。每周日下午1时，他们都在娘热路的自治区体校足球场比赛，有时一天要踢两到三场。他们身着巴塞罗那的客场球服，罗布是右前卫，负责组织球队的进攻，他说喇嘛队“很厉害，在拉萨少有敌手”，甚至，“中国国家队只要来拉萨，我们照样能把他们打趴下”。

　　洛桑金巴当裁判。

　　看李连杰主演的武打片如《黄飞鸿》系列是他们的共同爱好，罗布有一台DVD，狭小的宿舍里有时能挤上十来个人。平时他们并不练武，“我们练心。”洛桑说。

　　闲时到附近的网吧上网是加央的又一爱好，他的Q  Q好友已经有80多个了，“什么职业都有，学生、老师、出家人等等”。好友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希望能有记者，哈哈”。加央汉字打得慢，交流起来难免费力，他让我建议Q Q的老板，“如果能解决藏文输入就好了”。

　　寺庙每月发500块的工资，“有时够用，有时添点衣服买点书就不够了。”洛桑不用资助家用，弟兄7姊妹，他和6弟是出家人，大哥在西藏某藏药厂当副厂长，他和姐姐们负责照顾父母，所以洛桑无后顾之忧。

　　洛桑宿舍里有CD、音响、KONKA21吋彩电、MP3，身上还揣着两个手机——一个是小灵通，一个是他去年到内地拜佛时大哥借给他的NOKIA6630，彩屏。借了就没还。“每月电话费60块上下”，多是外地朋友打来的。

　　日本人林美代子是洛桑的好朋友，她在2005年6月27日用汉字写来的信上说：“我在拉萨时，谢谢你照顾我。对我来说，跟你一起说话的时间，跟你一起去玩儿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跟你一起，感到很舒服。”

　　林美代子邀请洛桑去日本玩，但他“办不下护照”。

　　在传统藏族社会里，出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出家为僧既是男子义务、谋生手段，也是上升的阶梯，对于普遍穷困潦倒的乡村少年，进入寺庙就意味着终生脱离了艰苦的劳动，还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此高出俗人一等而受人尊敬。洛桑说现在想出家很难了，大昭寺“进来的门关着，出去的开着呢”。

　　而还俗，意味着身份地位的顿失，所以还俗的僧人并不多，“这两年有两三个吧，出去做生意，结婚的都有”。洛桑总结还俗的普遍原因：“没有平常心，抵制不了外部世界的诱惑，把持不住吧。”

　　出乎意料的是，洛桑是铁路进藏的反对者，“铁路通了，人多了，治安不好，破坏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洛桑觉得，“人心不像从前那般宁静了”。

　　一段不了情缘？

　　格桑论珠的还俗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洛桑的判断。

　　与洛桑同年(1976年)出生，13岁时出家，2002年离开修行的桑耶寺，还俗时格桑论珠做到了“铁棒喇嘛”——寺庙法纪的维护者，职位已然不低。

　　论珠是“顺利”的意思，他生在西藏山南扎那县扎朗吉如乡，至今乡里仍不通电，更没电视可看。

　　格桑有10个兄弟姊妹，负担重，家境艰难，出家是他们改变生存境况的一个有效途径。小时候常到隔壁邻居家，见到一位身着红色袈裟的喇嘛，“很是好看”。

　　“我能像你一样吗？”格桑问。

　　“可以啊。”喇嘛答。

　　他成了格桑的师傅，引导年幼的格桑出家。

　　修行13年，最终还是离开了佛门净地。

　　格桑解释他还俗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因果，我靠信众和寺庙供养，但我的修为无法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很惭愧。”决意离开桑耶寺的导火索是，几个月没发放生活费，格桑与寺里最高的领导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天上殿，他召集了寺里所有领导层，站在普通僧众一边，公开与领导对恃，数落领导的种种不是。

　　然后愤然还俗。

　　高大的格桑面善，很难想像他做“铁棒喇嘛”时的威严状、在念经大殿上与领导的剑拔弩张。我们只能从老照片里去感受佛门执法者的夸张声色了。

　　出寺门后，格桑做了电工，因为生存技能有限，处处碰壁。现在，他在八廓街与北京中路交叉口上的“台湾红珊瑚居”打工，已完全换了一副模样：长发披肩，须髯翩然，戴一副黑框眼镜(平光镜)，着黑色T恤、浅色牛仔裤，说话温文尔雅，已经看不出佛门弟子的痕迹。

　　格桑的扮相是珊瑚店老板、台湾商人李映蓉的设计：“格桑眼凹，戴上眼镜显得文气，个子高大骨骼有形，黑色紧口T恤配牛仔裤能更好衬托身形。”格桑在一旁静静地笑。据李映蓉说，附近喜欢他的女孩不少，还有的顾客来买珊瑚饰物，让格桑帮忙挑选，“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李映蓉在拉萨近郊仙足岛的一个高尚住宅区买了房子。他们住在一起。

　　结识格桑是在1997年，李映蓉与好朋友郑贵嫔从台湾来西藏山南拜访桑耶寺，“作为佛门弟子，我要为寺庙尽点责任。”因为生活宽裕，她出资和酬资帮助桑耶寺迁出了“文革”后一直住在寺内的33户居民，修了1080个转经筒，捐赠了一台吉普车。

　　在此后9年里，李映蓉帮助扎朗县扎搪寺建了20多间房，资助琼杰县亚桑寺筑了上山的路，帮助贡嘎县一间尼姑庙修葺了围墙。做生意18年，布施9年，李映蓉说她“给西藏的寺庙前后捐助了1000多万台币(合人民币约300万)”。珊瑚店只能维持她在西藏的生计，布施的来源还得靠台湾的生意，“有钱人对穷人是有责任的”。

　　在西藏最初的那几年里，李映蓉与桑耶寺建立了良好的感情。2003年1月3日，李映蓉在去雅玛隆朝拜的路上出了车祸，得到了喇嘛们很好的照顾。这之前的1999年，她同好友池阿娇甚至与寺中6位喇嘛义结金兰。阿娇姐最大，李映蓉比格桑长10岁，结拜时她说：“我现在有钱，能照顾你们，我老了，你们要照顾我。”

　　在李映蓉看来，喇嘛们与俗世人有太多相近的情感。认识格桑时，她发现他居然居然喜欢周华健的歌，在宿舍里偷偷地听，轻轻地唱，《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格桑还喜欢齐秦，《外面的世界》、《情人的眼泪》是他的最爱。”李映蓉还记得，格桑不识汉字，在学唱齐秦的歌时，他用藏文标识汉字歌词的发音。

　　“其实他们的生活与世俗世界差不多，只不过抑制了很多欲望。”李映蓉说。当她注意到格桑们在看台湾电视剧《几度夕阳红》，为角色的命运轻声叹息时，她就笑了。

　　她问格桑，看到剧中一些情爱镜头有什么感觉？“没感觉。”格桑说，“就像没吃过辣椒的人不知道辣味一样。”

　　他们踢足球、打牌，看成龙的电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李映蓉说她很羡慕他们，远离尘世，没有污染。她鼓励他们：“虽然修行清苦，但不要向往凡世，物质并不重要。”

　　她的鼓励并不起作用。2001年后，6个喇嘛兄弟里，4个人陆续还俗。出了寺门，李映蓉“收留了他们”，教他们生存的技能。此后，白马丹增去学习画唐卡，罗布做了厨师，释加最近成为了导游。格桑论珠最初是当电工，不久李映蓉带他学做生意。现在，格桑的妹妹也在珊瑚店里打工。

　　我疑心喇嘛们还俗受了李映蓉的影响，她矢口否认，她说她也不明白他们的真实心态，因为这是忌讳。还俗时格桑不懂汉文，是李映蓉手把手教出来的，现在他能看懂《拉萨晚报》了。

　　有压力就有烦恼，这时格桑会怀念过去13年的寺庙生活，“但不可能回去了。”李映蓉带他到过尼泊尔和泰国，还带他去了成都、北京、香港，在北京和香港，格桑看了天空头会疼，“生活节奏好快好快。”还是西藏好，“慢！”

　　“你们会结婚吗？”我问李映蓉。

　　“不会。”她回答得很快，没什么表情。“我希望我死后七七四十九天，他能为我点灯。”

　　格桑低头不语。

　　西藏现代化的忧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距青藏铁路的开通没有几天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物流人流资金流的加速，西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西藏知识界已经能够感知得到。

　　西藏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太福判断，铁路开通，拉萨市每天将新增流动人口4000人，去年西藏旅游人次超过130万，未来两三年内，超过200万人次是可能的，而旅游业收入已占到了全区GDP的30%。

　　西藏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一项分析报告称，2005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50.4亿，维持12%的高位增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53%。王太福预计，未来几年内突破60%也将顺理成章。

　　“表面上看拉萨很现代化，一旦停止输血，经济马上下滑。”王太福说，西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其经济增长还要长期依附于中央财政转移支持，今后几十年内不会改变。

　　王太福是西藏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西藏自古就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进藏分别带来了当地的建筑业和手工业，对西藏经济有长足影响；佛教的传入表明西藏不是封闭的，西藏也只有不断开放，不断融入外来文化并与之和谐发展才能持续进步。

　　王太福以自身作比：他是陕西人，甘肃农大毕业，1963年支持西藏建设工作和生活至今43年；他是中共党员，爱人是佛教徒，生活中也有冲突，但互不干涉，彼此理解，和睦相处。

　　“本土文化不可能被消灭，因为藏族人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外来文化的进入可提高本地人质素，这种影响是有益的。”王太福说。

　　王太福的同事，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次仁加布自称是“现代化的获益者”，但他对藏文化的传承不无担忧。次仁加布平时的工作是，为地方政府宗教决策提供思路和建议，最近给自治区宣传部写了一篇“命题作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的专业是藏族历史研究，最新著作、费了十几年心血的《阿里文明史》已经杀青，刚交付出版社，据称“会在藏学界引起震动”。

　　次仁加布的担忧是，西藏文化博大精深，而一个藏文造诣高的人，如果不通汉文，未必能找到工作。“这首先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这个文化对他的生存没有帮助，会被抛弃，然后会消失。”次仁说。

　　次仁加布精通汉、藏、英3种语言，他用藏文写的自认为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并不多。他笑言，在他的9个兄弟姊妹里，除了仍当牧民的3个弟妹，其余兄妹已经看不懂了。

　　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玖村，“左左”的意思是，“藏羚羊成群结队出没的地方”。县城离乡上50公里，进村还得骑马。

　　9兄妹，大哥第一个走出牧区，进城拉石头，那是1965年，后来进了县文化局发电站开车，因嗜酒，英年早逝；二姐在西藏民院念过书，噶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三姐也读过一些书，生产队会计而供销社会计，而银行职员，现在是噶尔县农行副行长；四姐是牧民；五哥是阿里地区行署副专员，“身体也被搞坏了”；六哥文盲，牧民；次仁加布是老七；老八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老九文盲，“仍然生活在牧区黑帐篷里”。

　　这个家，除了没出喇嘛，基本涵盖了藏族社会各阶层。而按照藏族文化传统，兄弟中，老大继承家业，最小的“倒插门”，中间的儿子应当出家。如果家里出了一个喇嘛，在藏族社会里将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

　　“不做学问应当是喇嘛。”次仁加布笑着说。他无疑是这个家族的骄傲，也是这个家族走得最远的人，美国、法国、瑞士、英国、德国、奥地利，学术访问，参加各类国际藏学研究会；到哈佛、牛津、弗吉尼亚、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大学演讲，做访问学者，风光无限。

　　而1976年生平第一次到拉萨时，他是作为噶尔县民办教师的培养对象送来进修的，同行25人，有的年纪太大，有的无心向学，只有他留了下来。“这才学了一点藏文。”两年后上初中，开始学习汉语，语文老师是上海援藏教师，“那两位老师真好，手把手地教。”

　　初三毕业后，父母让他回阿里找工作，“这点文化应该没问题了。”次仁还是想继续多学点东西。从此一发不可收，1981年自初三考上中央民院藏语系(特殊条件)，“拓开了一片天”。1985年被著名藏学家柳升祺、常凤玄收为研究生，在其门下呆了7年。

　　1992年回到西藏。当时可以留在北京，但次仁加布不愿意，除了文化、生活上不习惯，主要原因是，“搞藏学研究，拉萨近水楼台”。

　　1990年便结了婚，妻子是大学同窗，江孜人，藏族。父母强烈反对他留京工作，尤其是，如果他娶了个汉族女孩回家，“坚决不认他这个儿子”。

　　“我的两个孩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次仁加布朗声大笑。他育有一子一女，儿子9岁，女儿5岁。

　　一天9岁的儿子问父亲：“汉族同学为什么这么轻松，而我要多学一种语言(藏文)？这不公平！”

　　父亲哑然。

　　他明白，如果儿子以后从事工学、医学、理学甚至文艺，藏文的积累是没有太大用处的，但他只能正色告诉儿子：“藏语是你的民族语言，不能忘本。”

　　次仁心里有点痛，“文化的断裂可能就会从这一代开始。”

　　留住西藏文明

　　李婉，一个普通的广州汉族姑娘，正在用手中的相机和DV记录西藏文明。

　　半年前在广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她说，看着西藏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迅速变更，她无比困惑：“牧区的人还会带着青稞、牛肉，到大昭寺朝拜，但西藏的城市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现代化带来了Disco，带来了洗头房，还有高楼林立，藏袍消失了，拉萨青年穿上牛仔服和西装，文化出现了断层。这是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长期的任务，“用DV记录下藏民族面对现代化的情绪和命运，记录他们的焦灼和不安，矛盾和向往”。

　　6月15日一早，李婉下林芝，她计划在八一镇征一块10亩的地，据说现在有5个机构在抢，她得去处理。这块地她打算用作“文化基地”，展示藏族舞蹈、民间音乐、医药、唐卡、文化典籍、地方戏种，等等，以呈现西藏文明。她不打算赚钱，能维持运营就行；她还要让藏族青年拿起DV，拍摄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不发动当地人去记录自己的命运呢？这是很大一股力量啊，光靠一两个先知先觉者不够。”李婉打定了主意，“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素质。”她计划5年一个时间段，花些精力来培养当地青年，“20年，我要做20年。”

　　1997年，刚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时，李婉完全没想过她会过现在这样一种生活。第一次进藏时她还是个旅游者，却深深地“爱上了这块自由的土地”；2003年后就长居西藏了，先用开家庭旅馆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工作，慢慢有了稿费，所拍的纪录片也得到一些电视机构的支持，于是成立“李婉工作室”，与西藏越走越近。

　　“记录西藏文明”，这是李婉的构想，藏族妇女和孩子是她一贯的题材，还会拓宽，往深里走：“藏民族的信仰坚定而执著，不可能在几十年内被同化，但总会有一个阵痛期，我要做一个见证者。”

　　她和一个藏族小伙子有着一段凄婉的爱情，因为小伙子恪守藏族传统的“一妻多夫”，李婉强忍着内心的苦楚与伤痛。

　　34岁了，生命中错过了很多物质享受，“不能再耽误精神追求”。她说自己“是一个有佛性的人，但却不敢信佛，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真正超脱了恐怕就不能对事业执著”。

　　不信佛，李婉却相信灵魂与因果，但不相信有来世。这似乎很矛盾，她的理解是：“今生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全部寄托于来世没有意义。”

　　可喜的是，很多人在做着类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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