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禁毒志愿者韩云峰探秘金三角

　　本报记者　周益

　　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缅甸佤邦，却因毒品而被全世界知晓。

　　200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也是佤邦全面禁种罂粟的一周年纪念日。去年的这天，佤邦政府主席向世界公开承诺：2005年后，若在佤邦地区还发现一点毒品、一粒种子，他

便提着头去见缅甸政府。而在这个令全世界都兴奋的消息背后，作为国际禁毒志愿者的韩云峰已经用了十年的时间见证并推动了佤邦的变迁。

　　韩云峰是一个画家，曾当过冯小宁导演的美术师，拍过《北洋水师》、《战争子午线》，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与金三角的这个叫做佤邦的地方结下不解之缘。10余年来，韩云峰无数次地独自穿过中缅边境那座古老的桥梁，为那里的人们带去现代的气息，也为我们带来了真实的佤邦信息。

　　盛产毒品的穷乡僻壤

　　2006年6月26日下午，身处宁夏的韩云峰正在为他新开的酒店剪彩。当他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后，他的思绪很快就从鼎沸的人声和频繁的闪光灯中抽脱出来，回到那漫山遍野怒放的罂粟丛中。

　　当年韩云峰的脚步第一次踏上金三角的土地时，他不过是一个大学生。1985年，韩云峰即将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毕业，为了创作毕业作品《静谧的热带》，他独自来到云南。韩云峰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一个叫尚勇的边境小村庄，那里和老挝坞多勐赛省的那莫县相邻。在那里，韩云峰和一个傣族人家结下了友谊，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叫岩伦，他们以种甘蔗为生，之后每年他都到岩伦家那儿去写生。

　　这样过了几年，1995年韩云峰按惯例又来到岩伦家。“记得有一天他们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老挝的边民，他叫岩卖，和岩伦是表兄弟，他住老挝那莫，因为他不会讲中国话，所以需要岩伦帮助翻译沟通。岩卖先生告诉我，他的家住在老挝，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三角地区。”听到“金三角”这三个字，韩云峰当时有点紧张，“我悄悄问他做不做毒品，他说他们像种庄稼一样每年都要种罂粟，我怎么看他也不像一个有钱人。正是有了这对表兄弟，引发了我进入金三角地区的欲望。”

　　韩云峰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佤邦是1998年4月底。岩卖的家乡那莫县是老挝北部坞多勐赛省的一个小县城。说是县城，其实不过是个小镇。韩云峰对记者说：“那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好似世外桃源，人们生活平静，这里没有任何工业，颇似原始的农耕时代。烈日下佤族妇女正辛勤地耕作，但她们所做的农事非同寻常，因为这些绿色的‘庄稼’是给世界带来灾难的‘罪恶’之花——罂粟。然而在这些朴实的农人心里，罂粟和稻谷一样，都是为他们提供生计的农作物。”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对鸦片知之甚少，韩云峰对此的了解也仅局限于电影。在他的印象当中，鸦片是罪恶、金钱的象征。可是，他到岩卖家住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在外面比黄金还金贵的鸦片在这里竟然很不值钱。他告诉记者：“‘金三角’每亩罂粟地可产鸦片1.5公斤，每公斤鸦片在老挝北部的收购价为800元人民币。一年一户烟农顶多也就收获2公斤多一点。很多佤邦人家里穷得只有一口锅、几个碗，住的竹楼也是四面漏风。而根据联合国禁毒开发署在佤邦地区孟波县的调查，该县各民族每户的年平均收入只有465.80元人民币，折合56.12美元左右，这点收入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

　　韩云峰感慨地说：“随着对‘金三角’地区了解的加深，我愈发感到，鸦片种植者是无知、无助同时也是无辜的。”震撼性的认识使得自嘲“有一点理想主义情怀”的韩云峰觉得自己该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了。

　　曾经只为出名赚钱

　　1994年，韩云峰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人与自然”基金会，目的是为了保护西双版纳和整个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这个只维持了三年的基金会彻底改变了韩云峰的人生。

　　就在“人与自然”基金会成立不久，一个被韩云峰称为“很了不起”的思茅企业家找到了他们，提出要到金三角去拍摄一部纪录片。跟着摄制组，韩云峰第一次走进了佤邦。

　　当时，思茅企业家正在跟佤邦搞合作，他第一个提出了“替代经济”的概念，提出用西番莲和甘蔗等高产的经济作物来替代鸦片。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宣布佤邦要放弃毒品，在2005年禁种罂粟……作为纪录片的发行人，韩云峰也见证了这个时刻。同时，他也目睹了金三角毒品的猖獗——佤邦和周边一些国家输送的白粉几乎波及了整个中国。

　　接着，韩云峰他们拍摄的纪录片，首先在日本最大的民营电视台NTV播放了，随着美国、德国电视和报纸竞相转载，鲍有祥禁毒的承诺引起全世界媒体一片哗然。“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性选题，当时的目标也非常单纯，就是拍纪录片、出名、赚钱。”

　　面对记者，韩云峰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并且将其“定性”为“很私有化、很狭隘的个人主义行径”。但艺术家对金钱和名利的追求总是不那么坚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韩云峰很快就将“出名”、“赚钱”的念头抛在脑后，拍摄中途发生的一件小事，令他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志愿者”的大旗。

　　1998年的一天，韩云峰跟着拍摄对象在森林中行走，在一间茅草屋旁边被一个老太太拦住，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话。看着老人家的表情，韩云峰断定她说的是“……要想由此过，留下买路财！”不料，拍摄对象却告诉他：“老妈妈说这个地方晚上常有野猪野象出没，她让我们别往前走了，今天晚上在她家里吃饭。”

　　“我感到很惭愧，”韩云峰说，“我知道那里的人，家里都是种大烟的。虽然他们所从事的农业，无意地伤害了世界，但他们依然淳朴，善良。那一刻起，我觉得我有义务把外界的生活告诉他们，同时把他们的生活告诉世界……”

　　结识“毒枭”鲍有祥

　　韩云峰在金三角最传奇的经历，就是他和被传为大毒王的金三角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成了好朋友。

　　佤邦自治政府主席、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16岁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和金三角其他武装力量的首领一样，他也是通过战争和毒品贸易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据说在16岁的时候他曾经一个星期打下一个寨子，直到把周边的村寨都收归麾下。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成为一位拥有2万正规军、5万民兵的民族地方武装总司令。

　　在当时，鲍有祥一直被各大媒体传说成是一个杀人如麻、种烟贩毒的地方军阀。美国《时代周刊》甚至称他是“继萨达姆、本·拉丹之后第三个需要铲除的恐怖组织首领”。

　　要想了解罂粟部落的真实状况，首先必须获得当地武装首领的许可。这让韩云峰当时有些望而生畏。因为他知道，佤族人有猎头的传统，祭古神，种植稻谷之前要祭古神，要砍人头。这些传统都让韩云峰觉得害怕，更别说是见传说中的“杀人魔王”鲍有祥了。

　　提起那段在佤邦的日子，韩云峰说：“那时只要看见当官儿的我就害怕。”他用讲笑话般的语气回忆道：“有一次佤邦开大会，我站在很远的地方看到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心里别提多害怕了，根本不敢往前走。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是鲍有祥的哥哥。”

　　在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李自如的引荐下，韩云峰终于见到了鲍有祥。让韩云峰感到意外的是，鲍有祥竟然对他说自己是鸦片的受害者。在韩云峰拍摄的纪录片中，鲍有祥对着镜头说：“我们都是受害者，我希望佤邦人不要种鸦片，再种下去，佤邦没有发展。”

　　鲍有祥甚至还对韩云峰承诺：“只要你按事实说话，你拍什么都行。”

　　鲍有祥对于毒品的态度使韩云峰非常意外，他意识到一场决定罂粟部落命运的历史变革即将发生，但是因为佤邦太闭塞，缺乏跟外界的沟通，外界对这里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媒体中到处充满了对佤邦的妖魔化的描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呼吁更多的人来关心和支持佤邦的变革。

　　接下去的三年里，韩云峰的脚步几乎踏遍了佤邦的每一片罂粟田，他深入生活，记录下烟农们的贫困生活、集市上的鸦片交易。从贩卖到吸食毒品的人全都与韩云峰熟悉，他还经常帮他们买来戒毒的药品，而这些人尽管一贫如洗，却也总是想尽办法把买药的钱还给他。面对韩云峰的拒绝，他们会将他拽到家中，用尽量丰盛的饭菜表达内心的感激。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韩云峰向鲍有祥推荐了一个美国记者比尔·科里斯。他和比尔·科里斯合作制作了纪录片《军阀》，让西方社会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被妖魔化的罂粟部落的真实呼声。在韩云峰的努力下，外界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佤邦的惊人计划：到2005年全境禁止种植罂粟。从此，美国媒体把对鲍有祥的称呼从“毒枭”换成了“鲍主席”。

　　“佤邦就像被强行断奶的孩子”

　　回首这10年，韩云峰感慨万千。“太难了。”他轻轻地吐出这三个字。的确，因为有了“无利不起早”这样的俗话，遭到质疑也就难免了。

　　韩云峰苦笑着：“那10年，光是往返佤邦的交通票据都能装满一麻袋了，我把自己这几年卖画的钱全搭在里面，有时还把我老婆挣的钱拿来用……依靠个人力量来面对毒品，真有点像一滴水滴进沙漠的感觉……”

　　谈到“6·26”国际禁毒日，韩云峰感慨地说：“快一年没去佤邦了，但感觉从没离开过佤邦。”

　　在离开佤邦的日子里，韩云峰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自己的生意上。不过，佤邦的人还经常到北京去找他，因为禁种罂粟，很多佤邦人的生活到了崩溃的地步。

　　佤邦地处缅甸北部山区，掸邦高原上，这里海拔800—1200米，正好是罂粟最易生长的地方，每年佤邦的鸦片产量占金三角的70%左右，是金三角最后一个大面积种植罂粟的特区。

　　鲍有祥追根溯源，釜底抽薪，决定把大约6万佤邦烟农从佤邦北部辖区搬迁到南部辖区，据说那里的气候条件将无法种植和收获鸦片，佤邦移民将不再从事罂粟种植。

　　韩云峰回忆说：“1998年的一天，我正在罂粟地里拍摄，突然看到令我震惊的一幕。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把一批又一批佤民押上汽车——震惊世界的佤邦6万人民大迁移——从佤北山区高地迁移到佤南平原。即将告别故土，人们难舍难分。这是鲍有祥戒毒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把世代居住在高山上的佤族人迁往南部的平原地带，在那里他们将种植水稻而不再种植罂粟。”

　　韩云峰说：“这是佤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佤族在佤语中的意思就是住在大山顶上的人，直到信息时代的今天他们仍然过着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虽然贫穷，但这里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百姓能愿意吗？有人拿着枪兜着他们走，他们哭喊着，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在移民过程里面有一个画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做了一个问卷，问了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以前你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回答：我是种大烟的，我是哪儿哪儿的。这个时候就讲这些事情，所有的人都跟我讲，他们全是种大烟的。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一个汉子，黑得像青铜一样，冲着我嚷嚷。我很冷静，一直没有停机，拍下来了。后来我问我的翻译，问他说的是什么？翻译说那人的意思就是公家把我们围起来了，在夜里把我们围起来了，连上厕所都不让上。天一亮就把我们全扔到车上了，牛也不让我们带走。我的大烟该收了，眼看就要收大烟了，但不让我们去收。那么多的大烟，我指望它的呢，却把我弄到南部去。”

　　“佤邦就像被强行断奶的孩子。云南思茅一直在援助佤邦，整车的大米运过去，可对佤邦人来说，只能算杯水车薪。”韩云峰无奈地说，“他们确实是用实际行动在给佤邦补血，可佤邦更需要自我造血。佤邦人‘金盆洗手’了，我们总不能不管他们的死活吧。帮助佤邦其实是在提前帮助我们自己，因为佤邦和中国离得太近。要彻底帮助佤邦摆脱毒品，就必须把文明带过去，让他们从小就明白毒品是在蚕食整个社会。”

　　“我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只能做一点示范性的事情。”韩云峰又说出了他建希望小学的初衷。

　　“佤邦现在95%是文盲，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发展经济，就得从教育入手。佤邦禁毒了，中国的压力就小了，帮助他们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为了建这个希望小学，韩云峰和他的朋友翟先生选址、运送材料，进山好几回，每一回浑身都颠得快散架了。除了数万元捐款外，这两位援助者还定制了二百套校服和学生包、文具一并捐给学生。

　　“在那建一个小学只要几万块钱，对于一些大商人来说，就是吃一顿饭的钱。”韩云峰还在佤邦办了一个

　　目前，韩云峰还有一个设想，就是在佤邦建一个像样的师范学校。韩云峰说：“在那样的深山老林里面，谁愿意去当老师嘛。我想从那里找一些聪慧的中学生或者孩子进我的师范学校，然后再回到乡下去教那些孩子。他们要会识字、会加减乘除，再让他们学高山的山地作物的耕种，让他在村子的后边去种别的高产作物，这都是比较实际的。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韩云峰说，到明年的禁毒日，师范学校就该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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