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秘书长：城市的权力在扩大

　　城市的权力在扩大——专访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秘书长倪鹏飞博士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人才、环境是竞争力之源

   《环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的推出，对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来说，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倪鹏飞：这个报告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在国家间竞争的同时，全球的城市也在越来越激烈地竞争。欧美的很多城市，而不只是国家，开始领着企业家到处招商引资，就反映了这个趋势，同时也说明城市的权力在扩大。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要挑战世界城市体系，高科技城市要挑战传统城市，但是后者也都会主动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要胜出，就非常需要全球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为其政策提供参考。

　　《环球》：您的研究结论是，最重要的竞争力是人才，创新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两项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分列第二、三位。但是反过来看，城市优越的整体环境不也是吸引人才的前提条件吗？

　　倪鹏飞：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人既是供给者又是消费者。创造财富和环境的主体是人，同时财富和环境也在为主体服务。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它们是互为前提的。

　　《环球》：一个城市吸引外来人才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似乎很难融合、凝聚在一起，这会削弱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吗？

　　倪鹏飞：城市的竞争力恰恰来源于多元化的人才。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中，本地人口占了绝对多数的时候，恰恰与外来人口很难融合。外来人口比例更高，融合会更加容易，更能够相互宽容。如果都是本地人，如果一千个人的思想几乎没有差别，那相当于只有一种思想；如果人口是多元化的，那么就会相互碰撞、相互激发，一千个人可能产生出不止一千种思想。所以，多元化会带来更多创新和容忍创新。

　　排名考虑了各个关键方面

　　《环球》：仅仅从经济角度来为这项研究奠定基础，是否存在局限性？

　　倪鹏飞：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它的经济竞争力。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是针对社会方面的，研究社会凝聚力。经济竞争力与社会凝聚力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课题。这两方面互相影响，互为解释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报告中城市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因素就是社会环境。虽然这项研究瞄准的是经济竞争力，但是社会凝聚力、社会环境对它的影响，在解释因素中并没有忽略。

　　《环球》：您的报告对110个城市的样本进行了研究，但实际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具体的影响因素，那么这样的研究是否会“以全概偏”？

　　倪鹏飞：这个问题非常专业。我们根据110个城市的样本得出结论，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来说，它的影响因素不一定是所有样本城市共同计量得出的结论。

　　然而，这110个城市都具有典型性，我们研究的也是具有典型性的影响因素，所以根据这个样本得出的影响因素，应该可以反映全球的趋势——人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力。

　　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我感到十分高兴。它与我前几年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的结论是一样的——还是人才最重要。全球城市都面临一个问题——“得人才，得天下”。

　　《环球》：您的报告中列举了很多对城市竞争力有贡献的因素，那么有没有考察对城市竞争力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比如有些城市的犯罪率很高？

　　倪鹏飞：我们充分考虑了“木桶效应”，研究中采用了非线性加权，我们不仅考虑了负面影响因素，而且还使其影响程度更大，如果某一项指标很低，那么该城市的竞争力将大大减弱。

　　《环球》：有人提出疑问：最近几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人类发展指数”，挪威连续五年高踞世界第一，蝉联全球最适宜居住国家。但是在您的报告中，在社会公共环境和生活环境竞争力排名前二十位的城市中，并没有挪威的城市入选。这是为什么？

　　倪鹏飞：提出这样观点的人首先没有仔细阅读报告，不了解学术研究。我们为什么选取全球110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数据的可得性。

　　挪威这个国家的数据可以获得，但是具体到它的城市，并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法研究。所以并不是在公共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比较上没有挪威的城市，而是在所有分项的比较中都没有，因为它根本没有数据，根本没进入样本。

　　另外，这样的评论言必称国际组织，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研究，这未必合适。联合国的研究也是人的智力成果，为什么它就是权威，它就是标准？中国人的水平就低吗？这样的思维本身就有问题。

　　联合国的研究中只采用了3个指标——GDP指数、预期寿命指数和教育指数——这就能完全地、客观地反映 “人类发展”水平了吗？我认为它也只是大致反映了人类发展水平。但是即便这几个数据也并不是各国都能提供，每年还是有一些国家并不提供数据。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