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支持留学人员以不同方式为国服务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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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张秀琴

　　央视新闻频道《决策者说》专访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持人：您好，欢迎收看《决策者说》。1978年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往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从此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步步加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把到国外去留学当作自己的首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留学生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请

到中国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章新胜先生，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章新胜简历)

　　章新胜，男，汉族，1948年11月生，江苏沭阳人，中共党员，1964年8月参加工作，美国哈佛大学

　　主持人：有请章部长。章部长，在今天正式开始对您的采访之前，我想咱们从一个历史的话题说起，回顾中国近代将近一个世纪的

　　章新胜：可以这么概括地说，中国留学的一部历史也是中国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自主，中国追求现代化历史的一个缩影。大体来说，我想中国的留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容闳向清政府提出，因为他是150年前第一个赴美国获得耶鲁大学学位，然后提出要派出留学的人，这以后就历经坎坷，同时，留学回国的人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像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鲁迅、蔡元培，甚至更早，像严复、詹天佑。第二阶段，大致地说，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我们党中央、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召唤，对那些三四十年代赴欧美留学的人员发出召唤，他们响应号召，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参加祖国的教育、科技、国防等等建设，像钱学森，像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先生等等就是那批回国的。同时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又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向前苏联和东欧派出了两万多名留学生，他们回国以后，对中国的现代工业、科技教育、国防等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真正大规模的留学热潮是第三阶段，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当教育部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汇报，要派遣留学生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说，光十个、八个地派不行，要成千上万地派。

　　主持人：您等于简短地回顾了一下从19世纪末开始到现在的这一百多年来的留学历程，刚才我们从短片里看到您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您个人就曾经留过三次学，当时这三次留学都是公派吗？

　　章新胜：是，我们的留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公费留学，一类是自费留学。在公费留学中有国家公派，有地方和单位公派这两种形式，我都是国家公派和地方公派。

　　主持人：说到国家公派和地方公派，今天我们也请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张秀琴女士，是不是只有章部长这样的官才能出去，你们临选公派出国留学生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像我，我想出国，我不是官，我能不能出去？

　　章新胜：我第一次留学的时候不是官，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

　　张秀琴：国家公派留学是面对全国的各行各业、各类人员都有，既有像章部长这样的政府官员，也有学者，还有学生，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我们具体的选拔方式是个人申请，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签约派出。

　　主持人：因为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十年，到6月16号成立十年，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1978年开始我们就往外公派留学生了，这个时间差是怎么回事？

　　张秀琴：在1996年国家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所有的国家公派留学的项目都是由当时教育部的留学生司，后来叫外事司，又叫国际司，由政府出面操作。过一段时间就发现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政府处理起来也比较难，也没有很有力的措施，简单地讲就是有一些留学人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回来，政府就没有有力的措施让他们回来。当时我也在教育部国际司，我们就研究了其它国家都怎么做，发现绝大部分国家凡是这类政府的项目，都是委托一些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代表政府来执行，这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可以用法制化的手段，用经济手段来约束留学人员回来，比如跟留学人员签约，留学基金委就做得到，但是教育部就很难跟留学生签约。

　　主持人：那有什么不行？

　　张秀琴：我觉得他们不如我们做得好。

　　主持人：您给我们比较一下，比如说作为教育部跟公派留学生之间签一个约，说你到国外去留学，学成之后必须返回，和跟留学基金会签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章新胜：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第一，由过去部门签约派出变成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的行为；第二，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它就可以用法制的轨道，同时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做。而政府主要是一个行政的手段，而且行政也是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同时你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这样的做法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在留学工作走得比较先进的国家，不但是齐步的，而且反映出我们中国的特色。

　　主持人：刚才秘书长说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回来的问题，之所以成立这个基金会，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回来，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打着这样的问号，觉得花着国家的钱把这些人送出去了，怎么保证他们就一定能够回来，你们有把握吗？

　　章新胜：你这个问题问得也非常重要，现在讲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可是当时做决策的时候，不论是教育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也好，还是我们国家国务院等主管领导来说，还是不容易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刚从安哥拉回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非洲地区的战略规划的磋商会，我就和安哥拉的教育部长在谈这个事儿，他说我们的忧虑很大，我们主要是请外国专家来讲，我们是担心派出去以后，他们不回来了。

　　主持人：不仅咱们担心，看来别人也担心。

　　章新胜：对。成立之前，回国留学的事情是有过一度低潮的，当然这里有这些原因，也有西方国家采取的某些优惠措施，或者某些抵制的措施有关，但是总体而言，就像刚才秀琴同志介绍的那样，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以后，是一个综合性的措施，所以既有法制的措施，也有学业和专业以及业务发展的一些举措。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举措，比如说签约派出，违约要退回等等。

　　主持人：我有一个疑问，比如说我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我跟国家签了约，读完了四年我应该回来，我不回来国家总不能把我绑回来吧，我面临什么样惩罚的措施？

　　张秀琴：刚才章部长其实讲过，就是他一定要履行他行前跟国家留学基金委所签协议的承诺，这个具体的承诺就是要把国家用于他留学的经费全部返还，同时加上30%的违约金。

　　主持人：换句话说国家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要全部返还，还要再乘以30%，这叫违约金。

　　张秀琴：对。

　　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张秀琴：有。

　　主持人：多不多？

　　张秀琴：应该说不多，但是确实有。

　　主持人：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不选择回来了？

　　张秀琴：各种情况都有，有些人心中老想读学位，他是访问学者，他一定要读个学位，国内的单位也觉得他应该读一个学位，但是他跟我们签的协议里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他就把钱还来，违约金交掉，继续学习。还有一些是由于个人原因，比如说他在国外，他的夫人或者配偶又去了，他又不能马上回来，他愿意陪她，这种情况下也要交钱。

　　主持人：还有一种情况，我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我在国外，国外有一家公司或者科研机构能够给我提供比在国内更好的科研条件和工作条件，我宁愿支付这笔钱也不愿意回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张秀琴：个别情况是有的，但是他肯定要讲他要在国外发展一段时间，最后再回来，但是我们讲，你是回来了，但是没有按期回来，一定要把违约金和罚金都必须交回来。

　　主持人：你爽约了，你必须得支付这笔钱。对于他们的约束只有钱吗？比如说对他们来说我就不回来了，只有130%的罚款吗？

　　张秀琴：我们目前的协议里只有这一条，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你们干吗不把这些人的名字公布？他们不诚信，但是据我们分析，我们所遇到的爽约的人是情况很复杂，有些人确实是过了半年、一年、两年有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还要给他们留一条后路。

　　主持人：你不公布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他们回来的。

　　张秀琴：对。

　　主持人：你如果公布他们的名字等于断了他们后路了，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张秀琴：对。这个担心其实也不是说少数人，可能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可以给你两个比例，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留学人员回国在我们基金委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心目中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在1978年到2005年，整个国家公派留学的回国比例是70%以上，但是1996年到2005年，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是97.02%，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在逐渐上升。

　　主持人：这能约束住更多的公派留学生吗？

　　章新胜：我觉得公派留学生的返回，第一条，还是在选派这一关，我们选派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而且有单位的推荐，他们一般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这一点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判断。第二条，根本一点，也是祖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现在不光留学人员，全世界各方面，在座的有很多外国来的留学生，他们都把中国看成是发展机遇最好的地方之一。第三条，我们支持留学，鼓励回国的各项政策措施，创造留学生能回来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第四条，还要解决留学人员回国以后实事求是的后顾之忧，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国外的教学的体制、课程、标准和这儿就是差别很大，如何能实事求是地使他们的子女就学，家属的就业等方面能够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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