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

　　“有知识没文化”之忧

　　——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

　　20世纪，大学生中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如今的大学生，人文素养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此，《小康》独家专访了对中

国传统文化与礼仪深有研究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彭林先生。

　　★采写/《小康》特约撰稿 穆易

　　《小康》：一般意义上来说，学校就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特别是高等学校高知云集，培养的也是未来的高级人才。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彭林：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比较忽视人的素养、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教育。上大学的目的普遍是为了个人将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一旦出了国，就不想回国，一旦毕了业，就拼命挣钱，过好日子。至于民族的发展、社会存在的问题，都与自己没有关系。目前，大学生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这是非常可悲甚至是可怕的现象。

　　《小康》：在“有知识没文化”语境下，“知识”、“文化”具体指什么？“知识”和“文化”是怎样一种关系？按您的观点，怎样才算是“有知识”、“有文化”？

　　彭林：“文化”一词，当前全世界都在使用，但是它的确切含义，至今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来。总体而言，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它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有特殊的内涵。古人认为安定天下有文治和武功两种方法。《礼记》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需要用武功来吊民伐罪，安邦定国，例如武王伐纣。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要靠文治，就是用道德理念来教化民众，例如文王所做的那样。

　　“文”这个字，在古文中通常是褒义词，例如《尚书》和《诗经》里的 “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通常讲的“文教”也是文德之教。

　　而知识主要是指具体学科的知识，例如物理知识、医学知识、文史知识等，是偏重于记忆性、技术性、职业性的知识。

　　文化不然，文化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的，是要成为生命体中的灵魂的东西。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的特点，但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行为。

　　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文化。

　　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如何，是浑浑噩噩一世，还是行尸走肉、饭囊衣架一个？取决于文化的有无与高下。

　　《小康》：您认为，造成“有知识没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彭林：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主要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

　　另外，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全社会提供高福利的程度，就业的竞争比较激烈，而高学历者选择的机会较多。这些都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有责任，我想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还有多少学生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有的政治教育偏重于理论，对于学生的人格教育注意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结果造成了“两张皮”的现象，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造成了双重人格。

　　二是，将学校教师划成两块，一块是政工干部、思想工作队伍，是专门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的；另一块是专业教育师资，专门负责学生的业务知识教育。我认为这种划分是很幼稚的。我国的传统就是教书育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道正了，授业和解惑才是有意义的。学校应该要求教师都必须树立“传道”的意识，怎么可以让一部分教师放弃传道的责任呢？

　　我在内地和香港都参加过招生，差别非常之明显。香港的学生在自我陈述时，总是首先介绍自己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帮助过多少有困难的人，语气都很自豪，在他们准备的材料里，往往是各种做义工获得的证明和奖状。由此可见，香港的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和关怀社会的意识。而内地的学生在陈述时，几乎都是自吹自擂的自我推销，夸耀自己的成绩如何优秀，在全国知识竞赛中得过第几名，几乎没有人会谈到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这种反差，令人感慨无比：我们究竟是在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

　　《小康》：我们这个民族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有人认为这套文化的核心是“礼”。您认为“礼”文化在培养“有知识有文化”人才方面会有哪些作用？

　　彭林：任何一种道德，只有是可以操作的，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否则就是空道理，或者是无补于世的空话。中国古代的贤哲，把道德理念分解为各种形式的礼，比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恭敬谦让、文雅相待等都是通过礼体现的。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它所蕴含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可是如今连最起码的礼仪都没有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了一句口号，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 礼是要践行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履也。”

　　《小康》：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就是说，怎样做才能培养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

　　彭林：“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从人的发展来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主要的。

　　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一个有阶梯的，有教育的，有人文理念的。知识可以在学校中获得，即使你获得了硕士学位，即使你拿到了博士、博士后的证书，这仅仅只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学位的高度，但并不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中国文化经过了五千年的沉淀，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心血，它具有深刻而悠久的历史底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放在中国

　　必须在大学里面推行通识教育。学校要让学生关注专业之外更为重要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对法学、伦理学等有所了解。没有社会关怀的专家走向社会，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著名史学家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