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患了癌症只能眼睁睁等死

　　农家医殇

　　这是一户三代同堂的美满农家。可接连的疾患像瘟疫一样肆虐过后，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凄凄惨惨地离散了，破碎了，留下的是那两间长年锁闭的破旧房屋和田地里那两座杂草丛生的土坟。

　　特约撰稿 雨 岑

　　鼻癌！看着诊断书，靳传彦傻了：还没有为老父亲送终，3个孩子远未成年，大儿子还是智障儿。他怎能得这种病？他得不起这种病！

　　时光倒流9年。

　　1997年农历正月二十，春节的喜庆味儿还没有在安康市的街头散尽，红彤彤的倒挂“福”字随处可见。在这个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城市里，凛冽寒风中，一个叫靳传彦的35岁男人在一辆装满玻璃的运货车前监督工人卸货。这个小小的店铺是朋友开的，经营玻璃生意，靳刚来这里打了8天工。店虽小，但挣的钱却比他在老家和妻子起早贪黑种地要多，而且稳定。

　　靳年轻的时候当过兵。退伍回乡后，他也曾有过蜜一样甜美的幸福生活。盖新房，娶美妻，生贵子。喜事连连，神清气爽。他觉着人生是那么地美好。他甚至憧憬着，重返曾经战斗过的东海之滨打拼几年，早日实现致富梦。

　　然而，还未等他施展拳脚一试身手，年迈的母亲却身染沉疴，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更大的灾祸接踵而至：不满周岁的儿子偶发的一场小病，却因医疗条件所限，在延诊与误诊的交错中酿成重疾，致使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几天之间变成了一个神情呆滞的傻小子。为筹钱医治儿子的病患，靳想尽了能想的一切办法，他甚至背着妻儿偷偷卖过血！但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更加沉重的经济债务。

　　此后10年间，靳感觉自己从来就没有直起过腰来。直到1997年春节前夕，还完了亲戚家的最后一笔钱，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村里的同龄人基本上都到城里做生意或打工富起来了。靳坚信自己不比他们差，只要肯干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彻底摆脱窘境。正月十五不到，他就别妻离子，来到了，决计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一整车货终于安全地搬到了店里，靳松了口气。突然，一阵眩晕袭来，街对面墙上倒贴着的“福”字模糊中变成了两个。再一转身，从店里走出来的朋友居然也变成了两个！

　　靳身体向来强壮，可这一次，眩晕越来越厉害，他开始去安康市的

　　他的病，暂时被当成“鼻炎”治疗。

　　“他发现自己病得很重的时候打过一个电话回家，声音都变了，很虚弱，一听就知道这人没力气了。”靳的妻子胡银红说。

　　靳在外打工的时候，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女人就在家和年过七旬的公公种着5亩地，养一头猪，喂十几只鸡来抚养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时常袭来的眩晕甚至是流鼻血让靳无法专心为朋友打工，5月份他回到了家乡——位于江汉平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不久他就发现，他连最轻微的农活也干不动了。从乡镇卫生院到县人民医院辗转省城最著名的武汉同济医院，他的病患终于得到了确诊：鼻癌，且已近中期。

　　靳传彦看着诊断书傻了：还没有为老父亲送终，3个孩子远未成年，大儿子还是智障儿。他怎能得这种病？他得不起这种病！

　　为了这个家，也为自己，这个中年汉子想活着，多一天是一天。

　　为了省下来回4块钱的公交车费，靳传彦在武汉这个素有“火炉”之称的城市最热的3个月里，忍受高达40℃高温的炙烤和化疗的痛苦折磨，坚持骑车往返于医院与住处之间。

　　医生告诉他，鼻癌的存活希望很大，只要及时做切除手术。但巨额的治疗费用将他延续生命的期望值降到了最低。家里已经没有存款，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价格一年比一年低，而种田的成本却年年上涨。

　　举债治病，这是没有任何公共医疗保障的靳传彦挽救生命的惟一途径。东借西讨，好不容易凑够了一万多元钱，靳再次来到武汉，开始了与癌魔的生死抗争。手术是无论如何不敢想的，他的钱仅仅够做化疗。

　　“当时医院里所有做化疗的病人都佩服他，”靳的妻子说，“别的(病)人都住院，做完化疗就躺倒了，他不住，也住不起。借住在武汉的一个亲戚家，每周两到三次化疗，都是骑自行车到医院，躺下就做化疗，做完了在医院的长椅上休息一下，然后就骑车往回走。”

　　为了省下来回4块钱的公交车费，靳传彦在武汉这个素有“火炉”之称的城市最热的3个月里，忍受高达40℃高温的炙烤和化疗的痛苦折磨，坚持骑车往返于医院与住处之间。

　　尽管如此节省，钱还是像流水一般地花出去了，而靳的病却没有任何起色。他含泪离开了武汉重回家乡，但仍然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同时也没忘记坚持少花一分是一分的省钱原则。一副中药，别人让药店代煎，他拿回家自己熬；别人一天吃一副，他两三天吃一副。

　　即使这样，生命还是迅速地枯萎了。靳卧床不起，反而需要高龄的父亲来照顾他。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强撑着把已经住了15年的房子重新翻修了一下。“要是我不在了，万一这房子塌了，你和孩子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这么对自己的妻子说。这是他为这个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他已经拒绝任何形式的治疗，放弃了生存的希望。

　　1999年1月，家家户户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而忙碌时，3个月没有进食，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靳默默地走了。一直到死，他都紧紧攥着家里仅存的一张100元钞票，也没容许妻子变卖储存的几千斤稻谷。“那是留给你们活命用的。”临死前他叮嘱妻子，“一定要把孩子们抚养大。”

　　靳传彦去世后的5年间，他居所相邻的两个小村子，先后有6位30岁左右的青壮男女村民死于癌症。他们之中，没有一人动过手术，没有一人入住县以上医院进行过治疗。

　　“农民患了癌症，只能眼睁睁等死。”这是靳传彦离开这个世界前，发出的最绝望的悲吟。

　　靳永益老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碗，还有一个残留少许白色粉末的塑料袋。老人一边流泪，一边宽慰寡居的儿媳：“慢慢把3个孩子抚养大，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靳传彦去世后，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妻子胡银红肩上。胡一人种5亩地，挣扎着坚持让3个孩子上学。老公公有时可以帮她干点农活和家务。

　　“那时真是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从早上睁开眼，一直忙活到半夜。”胡银红说，“我们自己种田，不愁没有粮食吃，自家种点疏菜，我和公公也能对付过去。可孩子们不行，都还不懂事，想吃鱼和肉。我有时候跟他们讲，别人家吃鱼吃肉的时候别去看，越看心里越难受，那么馋的样子，没志气！”

　　只有在亲戚和邻居看不下去的时候，靳家的孩子才能享受一顿鱼肉的美味。他们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胡求村干部出面找到学校领导，减免了部分学费，但3个孩子的开销加起来，还是让她难以承受。

　　这样苦挨过了两年。2001年初冬，公公的胃病急骤恶化。医院的诊断表明，老人的病已进入胃癌晚期。

　　老人名叫靳永益，人民公社化时期曾当过生产队长，还当选过县一级的劳动模范。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当他的生命受到病魔威胁时候，惟一的选择同样是等死。他拒绝吃药，拒绝打针，拒绝任何形式的治疗。不能帮衬孤苦的儿媳了，他不想再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增添些许负担。

　　老人突然对孙子孙女们格外地好。“快过春节了，爷爷突然要带我去前面的村子看戏，他以前从来不这么做。我根本看不懂，爷爷就给了我两块钱去买吃的。”这样家庭的孩子，吃到零食是难得的，小孙女欢天喜地地去了。

　　就在她离开的空当，老人在集市上买了一袋叫“呋喃丹”的剧毒农药。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当胡银红干完农活推开家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幕令人惊恐的画面：老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碗，还有一个残留少许白色粉末的塑料袋。老人一边流泪，一边宽慰寡居的儿媳：“慢慢把3个孩子抚养大，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言毕，看了看围在床头的智障孙子和两个孙女，慢慢闭上了眼睛。

　　2002年3月，靳永益老人以其特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之旅。他的坟茔，与两年前先他而去的儿子的土墓遥遥相对。

　　靳永益的死亡方式在村子里司空见惯。曾经为乡风民俗所不耻的“寻短见”极端行为，早已成为大重病患者特别是老龄患者最为推崇的临终选择。近10年来，采取服毒、上吊、投河等方式了结一生的老年人，已然占到了这个村子老龄死亡人口的四成以上。

　　“这个家没有什么指望了。”胡银红说，“我一个人病恹恹的还要活养活3个孩子。这样下去，我和孩子们都活不下去。”正月初一的清晨，伴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她静悄悄地走了……

　　2003年农历除夕。胡银红和3个孩子吃过“团年饭”，烧了一大锅水，给没什么自理能力的大儿子洗了澡，为两个女儿洗了头，换了干净衣服。新衣服是万万不敢想的，身上穿的几乎都来自亲戚朋友捐献的旧衣服。

　　大过年的，家里没有爆竹放，更没有电视看，胡银红早早和孩子们一起依偎在了床上，细说着自己的“新年打算”。

　　“等过完了年，妈妈准备外出打工去。”胡告诉孩子们，“再这么下去，我们没法活了。”

　　智障的儿子不会明白事理，两个女儿感到了危机：“妈妈，你不会是不要我们了吧？”

　　“只要妈妈活一天，就不会不管你们。”胡强忍着泪水说。

　　“妈妈，你没有读多少书，到外面去会受人欺负的。”大女儿不无担心地劝阻道。

　　“妈妈，你不在家了，我们怎么生活呀？”小女儿惊恐不安，说什么也不想让妈妈离开自己。

　　胡搂着孩子们哭成一团。边说边哭，边哭边说，终于说累了也哭累了，孩子们在抽泣声中进入了梦乡。

　　胡银红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未敢告诉孩子们，她不会再回到这个家里来，此刻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她还会不会再回到这个家里来。

　　“这个家没有什么指望了。”胡银红说，“我一个人病恹恹的还要活养活3个孩子。这样下去，我和孩子们都活不下去。”

　　“我哭了整整一夜。”胡回忆说，“眼看天就亮了，简单地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再看了看熟睡中的儿女，咬咬牙，一个人悄悄地出了门。”

　　离别时，她把丈夫临终留给她的那一张100元的钞票悄悄地塞在了大女儿的枕边。

　　“我像丢了魂一样，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深一脚浅一脚走到8里地以外的娘家的。”胡泪流满面地回忆说。

　　她完全可以想见，这个大年初一的早晨，3个见不到娘的孩子撕肝裂肺的号啕。但她没有回头。几天后，她投奔在某县城医院工作的亲戚，开始了打工生活。然而，不长时间，她就病倒了。在亲戚的悉心照料下，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与调养，她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她终于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改嫁再婚了。

　　“这一年， 3个年幼的孩子遭的罪受的苦，任谁见了都心酸。”村民们如是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13岁的大女儿不得不辍学挑起照顾智障的哥哥和更年幼的妹妹的生活重担。

　　“姐姐每天要做饭，给我们洗衣服，洗不动了就哭着用脚踩。”小女儿说，“哥哥有时候还跟她打架，家里乱七八糟的。”

　　乡亲们看不过去了。找来靳家的亲眷，共同商议安置3个孩子的办法。最后，智障的儿子由村委会出面送到了镇办福利院，大女儿由一位亲戚保荐送到镇上一家裁缝店当了学徒，小女儿则重新回到了胡银红的身边。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此无可奈何地离散了，彻底地破碎了。剩下的是那两间长年锁闭的破旧的老房子，还有房前田地里那两座杂草丛生的坟。

　　“我没有别的办法，”被问到后不后悔离家时，胡银红说：“我不出去，一家4口都得饿死，起码现在我还保住了她。”她指指站在身边的小女儿，“她现在有饭吃，有衣穿，也有书念，想念到什么时候就念到什么时候。”

　　令她难以释怀的就是已远在温州打工的大女儿。“我想她一定很恨我，因为她过年回家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更不愿意跟我一起住。”胡长长地叹口气，随手抹去眼角的泪，“我想只能等她长大了以后，慢慢地去体味和理解了。”

　　与靳传彦3个儿女命运相似，相邻两村病亡的3位青年汉子的子女，也大都靠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照料着。

　　2006年1月1日，靳传彦去世6年后，他所在村的乡民们终于迎来了新型合作医疗的福音。

　　“但愿，我们这个家庭的悲剧不再重演。”胡银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