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医疗四十年之惑：因病致贫现象普遍

2006年元旦期间，在外打工的靳继生外伤导致脑出血，急救时因交不起押金，眼睁睁死在医院的急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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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办公室将住院补助发放到农民手中(胡振栋 供图)

接受治疗的村民

　　40年前，我国农民自创的第一个规范化的农村合作医疗组织体系，在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诞生。

　　四十不惑。然而现今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人们不禁疑惑了：

　　为什么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依靠微薄的投入和简陋的设施，几亿农民能基本解决看病难

题？

　　为什么在综合国力倍增、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离长阳县不算遥远的一户农家，会被疾患祸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为什么数以万计的乡镇卫生院，会丧失基本的医疗保障力而沦陷入“空壳化”的窘境？

　　目前，新一轮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正在全国兴起。但无论从参保者的逆向选择，还是新体系的保障能力，以及公共财政投入和制度设计方面来看，“新农合”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农村医改，路在何方？本期调查，将与您一起解惑。

　　“空壳”窘境

　　“当乡镇卫生院的医生，真还不如去种地！” 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这样告诉记者。

　　当前，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普遍，为何经过40年发展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

　　为了解乡镇卫生院的现状，记者来到全国初级卫生保健示范县之一的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进行调查采访。蒲城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部，全县共有14镇10乡，373个行政村，其中有23个乡镇卫生院，4个县级医院。5月底至6月上旬，记者走访了蒲城县半数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经调查发现，乡镇卫生院现实际上处于一种“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的“空壳”窘境。

　　乡镇卫生院已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本刊记者 辛国奇

　　卫生院长：清贫着无奈着

　　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更没有病人，郭广印坐在闷热的屋里，无聊地在处方笺上练起了字。

　　每年的6月，正是陕西的农忙时节，乡村的道路两旁，到处堆放着秸杆和麦粒。这种农忙景象，一直延续到兴镇中心医院的院子内。

　　兴镇中心医院，是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的一所镇级卫生院。记者6月上旬来到这里，若不是门口树立着兴镇中心医院的牌子，真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卫生院的院子被晾晒的小麦所占满，颇有点像乡村的打谷场。

　　医院内有一栋3层高的门诊楼，记者在里面却没有找到任何医护人员。在门诊楼对面一间低矮的平房里，才找到了兴镇中心医院的院长郭广印。

　　这正是郭广印的家。整间房子不到12平米，由于采光不好，屋内黑漆漆的，散发着一股霉味。一张简陋的床旁边摆放着破旧的书桌，锅碗瓢盆和灶具则杂乱地堆在屋子的角落。由于实在无处可放，案板就暂时摆在书桌上。屋内几乎找不到任何家电，甚至连电视机也没有。也许是为了省电，虽然屋内很黑，但谈话间郭广印始终没有开灯。

　　记者来之前，郭广印正在一张处方笺上无聊地练字。处方笺上布满了他的涂鸦，记者看到上面写有一些中药名称，还有自己的名字，以及“短信”、“老师”等字样。

　　年近50的郭广印面对记者的来访，本来不愿多说，反复说着“家丑不可外扬”，但说着说着，这位毕业于渭南中医学院的内科中医，还是打开了话匣。

　　记者询问郭广印目前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结果得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答案——100～200元。郭广印说，目前财政上不给卫生院拨付任何资金，全部靠门诊来养活自己，上无拨款，下无补助，只能靠自己的业务收入发工资。

　　“我们这儿现在一年最多接诊200多位病人，平均一天一个都不到，一年下来毛收入约有四五万元，除去药的成本费、水电费，根本剩下不了多少。”

　　记者了解到，郭广印有一个女儿正在位于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上大一。学费是郭广印向亲戚朋友借钱凑够的，同时女儿也办理了

　　“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但自己的生老病死、

　　记者调查发现，蒲城县多数卫生院院长的生活都很清贫，绝大多数靠业务拿着微薄的工资，同时还义务承担着繁重的农民预防保健工作。他们之中后悔当“院长”的不乏其人，要不然自己也可以“走得方便些”。甚至有人有了偏激的怨言：“乡镇医院如果搞好了，大医院就没钱赚了，所以根本搞不好。”

　　大孔乡卫生院院长程振说，

　　贾曲乡卫生院长张满智告诉记者，整个医院每年的毛收入只有区区几万元。几年来各级财政没有补贴过一分钱。医院里的医生，每人每月挣一两百元就算好的，有的一个月都挣不了几元钱。

　　张满智说，他现在是一人兼多职，医生、护士、会计、出纳，但却连一份职位的工资也拿不全。

　　“我们虽然名号是院长，但实际上就相当于‘班主任’，没有什么权利，当乡镇卫生院的医生，真还不如去种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镇卫生院院长说。

　　记者了解到，很多乡镇医院的院长都曾想方设法到田间地头去找病人。而几乎所有卫生院院长都对二三十年前的医疗体制充满了怀念。

　　当时，他们也和现在的一些县医院的职工一样有占工资60%甚至更多的财政补贴，政府还不定期为他们配备设备，医生们可以定期出去进修，一些大医院的专家们也经常下来支医，这些都是无偿的。一位院长将那段时期比喻为乡镇卫生院的“汉唐盛世”。

　　“那时我们很自豪，很有职业神圣感，但现在我们是拿不到法定最低工资的一个极度贫困群体。”贾曲乡卫生院院长张满智说。

　　“过去农村的卫生服务体系我认为是很成功的，它利用农村的社区组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样的经济组织，把农民发动起来，通过农民个人的投入，参与到卫生保健当中。它用很低廉的成本，培养了农村自己的卫生人员，使农民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郭广印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给农村投入了很多医疗设备，像无影灯、手术床等。”

　　“但现在呢，乡镇卫生院步履维艰，老的合作医疗体制早就解体了。”

　　孙镇卫生院于姓院长对当时的合作医疗还有很深的印象：每个大队以村集体的资金出资500元放在卫生院，农民每看一次病只收5分钱，然后按需给药，5分钱再滚进合作医疗资金中。当时全额拨款的“为人民服务单位”，不愁没人看病，也没有竞争。

　　无独有偶，蒲城县卫生局副局长雷法民也十分怀念那时侯的基层医疗体制：“当时乡镇卫生院里也有不少能独当一面的名医呢！”

　　病员枯竭：夹缝中难生存

　　“乡镇卫生院处于村级诊所和县医院之间，在技术上它不如县医院，在服务的灵活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又不及村诊所，所以难免衰落。”

　　“到村诊所看病不用交1元钱的挂号费，而且离得也近。”在蒲城县党睦镇一家村诊所里，一位中年妇女告诉记者，她如果得了感冒发烧的小病，就直接来村诊所买点药吃，如果稍微大一点的病，就直接去县医院了，所以有好几年都没有去过镇卫生院了。

　　而这家村诊所的主人，正是从党睦镇卫生院走出的一位副院长。

　　这位姓刘的妇科医生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谈起办诊所的初衷，她说是被逼无奈。

　　她告诉记者，与其在镇医院里苦等病人，还不如自己在村子里更灵活地为村民服务。开了诊所之后，她的收入基本是在镇医院时的10倍。

　　“我这里不用什么挂号费，开的药也都比较便宜，不会乱开一些昂贵的药，而且可以上门到村民家服务，所以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乡镇卫生院处于村级诊所和县医院之间，在技术上它不如县医院，在服务的灵活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又不及村诊所，乡镇卫生院难免衰落。” 陈庄镇卫生院的院长如是说。

　　“现在交通方便了，普通药品可以随意买卖了，有些农民得了感冒发烧的小病就到村子的诊所买点药，稍微大一点的病就坐汽车上县医院或者更大的医院去了，所以卫生院就变得高不成低不就了。”

　　贾曲乡卫生院院长张满智曾在自己所在的乡里做过一次粗略统计，目前贾曲乡共开有私人诊所近60家，这直接分流了乡镇卫生院本来就不多的病员。

　　而自己去开诊所，成为乡镇卫生院不少乡医的首选。

　　“村诊所是个体户，县医院是大国企，作为乡镇企业的卫生院根本竞争不过。” 张满智如此形容。

　　蒲城县卫生局副局长雷法民说，乡镇卫生院在“公益”、“福利”、“营利”属性上含混不清，随着个体诊所的大量出现，有小病农民会就近在村里看，有大病去县级医院更放心，使得农民无论大病小病都不倾向于选择乡镇卫生院。所以说，“乡镇卫生院存在着职责定位和财政保证的错位”。

　　那么村民们为何不到乡镇卫生院去看病呢？记者在蒲城县中心医院随机采访了几位村民，一位来输液的村民说，有时在镇医院看病比在县里看还要贵，同样的病，在县医院花25元，在镇医院得要30元钱。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好久都没病人，有一个就想好好宰一下。”这位村民说，他们镇上的卫生院就是“以药养医”，药价比外面卖得贵多了，甚至还在卖着过期的药品。

　　另一位村民则说，他听说有的卫生院为了赚钱，不惜冒着风险做手术。有一家乡镇卫生院，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竟然做了1例胆囊切除手术，差点给那个病人带来了生命危险。

　　据了解，以往蒲城县乡镇卫生院有近一半可以开展内外科手术，但目前大部分都只能开展一些简单的儿科、妇科和中医业务。

　　记者调查了解到，村民们普遍反映由于乡镇卫生院医疗能力有限，遇见病情稍重的病人，就急急忙忙往县级、市级医院转，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耽误病情。一些乡镇卫生院值班制度形同虚设，白天有的值班医生就不见了踪影，更别提晚上了。

　　所以，“门可罗雀”就成了乡镇卫生院的真实写照。

　　记者调查采访了数十家乡镇卫生院，只在两家卫生院见到了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