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越来越漂亮 常用的诊疗用具却不见了

　　二

　　2001年春节，晓兰看望父亲，发觉原来心跳稍快的爸爸有点咳嗽、呼吸急促。“我赶紧去借听诊器，听出他两肺布满湿性罗音，说明是肺感染。”送去附近的二甲医院看急诊，坐上出租还不到10分钟，爸爸就突然喘不过气了，手脸的颜色因缺氧像青菜一样绿。

　　“糖尿病引起的低血糖。”医生粗略一问病史就下结论。接着就测量血压，也不听诊就用心痛定。“我爸刚吃过饭不久，怎么会是低血糖？心痛定会导致病人原来稍快的心跳更快，我爸已经心动过速了，这样用药非常危险的。”

　　然而任陈晓兰磨破嘴皮，医生就是不听。气得发抖的陈晓兰不得不去抢医生开的药，两人吵得很厉害，在这个医院工作的陈晓兰的同学，悄悄地找来值班的上级医生，才把心痛定撤下来。

　　然而，就在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护士已经给晓兰爸爸注射了一针心痛定。“他的心跳骤然升到150次／分钟，甚至一度达到170次／分钟，整个人气喘得很厉害，大汗淋漓，出门时才换上的一件

　　爸爸住进了重症监护室，7天了，医院始终回答不出陈晓兰提出一个最要紧的问题：究竟是心衰(心脏衰竭)引起的呼衰(呼吸系统衰竭)，还是呼衰引起的心衰？

　　“给爸爸拍的X光片根本都无法看骨骼、皮肤、脂肪的层次，器官或组织的表现也很不清楚，我提出换一个角度再拍，医院说我要求太高。而我却怀疑这些医用X光胶片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然而主治医生仅仅凭借这个模模糊糊的X光片，就断定陈晓兰的爸爸肺部没有感染。

　　“以后，医院给我爸做‘动脉血氧分压测试’。正确的做法是先摸到动脉波动后才将采血针垂直插进动脉，采完血一手压住动脉针眼，另一只手把针头拔出瞬间扎入软木塞，这样才能保证血液不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

　　结果前来的医生在那里插了好几次都不是动脉，一向很“吃痛”的爸爸终于忍不住喊起“疼死我了”。好不容易采完血拔出针头，这位仁兄又找不到塞针头的软木塞了。他举着注射器转来转去忙着找软木塞，浑然忘了要压住病人的动脉针眼和采集血液样本的准确性，还是陈晓兰抢上前去。“注射器内的血液暴露在空气中那么长时间了，这个‘血氧分压’检测的准确性荡然无存。”陈晓兰忍无可忍。她要求组织上级医院的专家会诊，被拒绝了。提出转院，又被拒绝。眼看爸爸的病像妈妈一样一天又一天拖下去无法对症治疗，陈晓兰再一次去找医院领导，要求：“必须回答患者的病因是什么，不然我们自己请医生会诊。”

　　那时由于陈晓兰不断地举报，泛滥一时的“光量子”治疗被停掉了。与同事“咬了一会儿耳朵”，那名领导估摸眼前这女子可能是个“厉害角色”，终于同意家属自己请胸科医院心内科、肺科专家会诊。

　　两位专家到了重症监护室后，分别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一会儿，最后，两人共同指向陈晓兰爸爸左侧胸部心尖上部，表示有肺部感染病变征象。要求重新拍X光片辅检以确诊，同时为陈晓兰的爸爸调整了姿势，专家最终证实了陈晓兰的判断，确实是：肺部感染导致的呼衰，并由呼衰引发了心衰。而医院所有的治疗措施几乎全部都针对了由他们自己用药不当引发的所谓心脏病症状。

　　“确诊后，专家没让我爸吃什么特殊药，只是扶起他在后背用空掌重重拍了几下，我爸咳出一口口浓痰，马上感觉呼吸顺畅多了，以后很快就转入普通病房。”

　　在那里陈晓兰爸爸遭遇了住院病人都躲不过的抗生素。“给他同时用了3种抗生素，其中两种一天各打两支，将近1000元。连续用了将近20天后，爸爸开始拉肚子了，医生又给爸爸增加了‘黄连素’来治疗拉肚子，其实那是典型的抗生素用得太多导致菌群失调综合征。”

　　经过这番折腾，陈晓兰的爸爸身体抵抗力下降得很厉害，刚出院回家不久又因感冒发热而重回病房。

　　当时因反映“光量子”问题而下岗的陈晓兰已经重获工作机会，很难时时守在爸爸病榻旁。

　　一天，陈晓兰又是很晚才下班，接到外甥女电话，外公没了！她马上赶去爸爸所在的医院。她的同学、爸爸的主治医生对她说：为了抢救你爸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陈晓兰感激不尽。

　　“我给爸爸洗脸的时候，发现他的假牙整整齐齐地戴着。当时再一次感动，因为等遗体僵硬了假牙是很难装上去的，不知哪一位医生提前想得这么周到。没想到弟弟说，爸爸吃完早饭后假牙就没有摘下来过。”

　　陈晓兰一听，脑袋嗡嗡作响。难怪说她爸爸是把“大量”食物吸到气管内而窒息致死的，因为他们用吸痰器吸上来的是大量食物。“我爸满口假牙，在抢救时，假牙不取下来，吸痰器的插管肯定由于插入角度受限而错误地插进病人的食道，从那里当然会抽出大量食物。”

　　陈晓兰爸爸真正的死因是食道壁的刺激诱发了心脏的室颤。他吃饭的时候让蚕豆噎了一下，抢救起来其实并不难。

　　三

　　2005年9月19日中午，陈晓兰的大舅妈，84岁的张印月被送进了某市一家三甲医院。她是感染性休克，还出现了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的衰竭。去医院治疗到去世历时64小时。

　　入院后，张印月身上插上了两根输液管同步输液，大部分用药都是通过输液方式进入她的体内。

　　清单显示，张印月共输液1.9万余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体重的一半。大输液占药品费的13.4%，排在药费支出的第三位。

　　张印月的病历上显示，她进医院时就已经处于医学上所称的“无尿状态”。“医生肯定都能记得住‘日补液量＝前一天尿量加400-1000ml’这一基本补液原则。在无尿老人的静脉里，短短的时间内居然快速地注入那么大量的液体，这些没有出路的液体足以把那些缺乏弹性的血管及其每个细胞涨得绽裂。这样的‘抢救’，病人还能活吗？她不死于药物中毒也得死于水中毒。”

　　医生用药必须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临床用药原则：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采用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在六七十年代，取笑医生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往往用“一瓶”来称呼，因为凡是病人过来，他总是给人家吊一瓶大输液。可是现在，医院里到处都能看到“一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陈晓兰了解到，我国大输液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中五大支柱之一。而医院的所有患者正是支撑这一产业的群体。

　　短暂的急救宣告无效，张印月去了，留给亲人的除了悲痛，还有一份诊疗清单，其中药费5591.46元，占所有支出的64.67%。

　　抗生素中：(泰能)亚胺培南7支单价218元、(稳可信)盐酸万古霉素3支 单价180.4元、罗氏芬2支单价118元、(复达欣)头孢他啶2支单价103元、庆大霉素4支单价0.38元；“一支泰能的价格，是一支庆大霉素价格的500余倍。但是随便问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对于普通的感染而言，庆大霉素、青霉素等完全可以治好。而大舅妈在联合使用大量昂贵的抗生素之后，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这不但说明感染根本没有控制，更直接提醒我们：抢救病人所使用药品的产品质量是否有保证？”

　　在泰能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一栏明确说明：“过敏、严重休克或心脏传导阻滞者禁用。不用于脑膜炎治疗。肾功能衰竭时须调整剂量。”

　　最奇怪的是，收费清单显示，医院共收取了7支“泰能”的费用，而治疗单上仅有4支该药品的使用记录。在陈晓兰的交涉下，该院护士长承认多开了3支。

　　“还应注意到抢救药品的滥用，在缺乏使用监管的环境下，现在已经形成了普遍的习惯。58小时里多巴胺(升血压药)用了158支，34小时内尼可刹米和山梗菜碱(中枢呼吸兴奋剂)各用了47支。这两种药物均超过了药典限制的极量，因此必然产生毒性。与抢救无关的药品占药品总数的28.1%，占到了全部药费的第二位。浪费钱就不说了，这种做法必然会增加用药配伍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张印月身上最怪异的是嘴里插的那支白色注射器。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麻醉科买呼吸机的时候，并没有购买配套用的牙垫，只好用注射器垫在那里代替。

　　“牙垫的作用是固定呼吸机的插管。大舅妈嘴上那支注射器随便一动便歪到一边去了，怎么起到固定作用？我怀疑她嘴角流血是插管不正扎破了气管。”呼吸机撤掉后，张印月的嘴里一下子涌出大量的鲜血和血块。

　　“大舅妈用了34小时呼吸机，也流了34小时的血，使原有的感染加重，同时也向医生提供了错误的大量联合使用昂贵抗生素的依据。”

　　张印月在这家医院还有一次蹊跷的病危：心跳骤停，但血压和呼吸都显示正常。她的亲属告诉记者：“七八名医生不由分说轮番上去捶胸、打强心剂、电击，一点也不见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粘在胸口的心脏监护仪的导线脱落了。监护仪本来该放在床边的，医院为了增加床位把它们都高高地固定在墙上，移动床位时输出导线原有的长度明显不够，从而非常容易造成‘人机脱离’。”

　　简单地用听诊器听一下，或者搭搭脉搏，这种“把活人当死人”的荒唐事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在重症监护室给张印月作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随身戴着听诊器，他们都已经习惯看着监护仪作记录。

　　“医改之后医院越来越漂亮，现代化诊疗设备、装备齐全的重症监护室、空调应有尽有，一些以前常用的诊疗用具却不见了，包括最基本的诊查床。我要求医生进行瞳孔对光反射检查，这是一种判断病人死亡的基本诊断方法，医生竟然没有带手电筒，还是我将随身带的手电筒借给他。”

　　陈晓兰发现：“大舅妈瞳孔扩散，对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瘀斑，实际上已经死亡，心跳和呼吸之所以还有，那是在呼吸机与药物作用下的一种假象。”她要求院方撤掉呼吸机，它们的费用是每小时8元，插管的费用另计，一根185元。

　　医院拒绝了，他们说病人心跳尚存，呼吸机仍有必要。撤下需经医保局同意，否则，医院将承担责任。陈晓兰当场拿出手机询问有关部门，证实并无此项规定。

　　停药数分钟后，病人的心跳果然停止，院方不得不撤下了呼吸机，宣布张印月死亡。“如果我们不要求，这种活着的假象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