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之后他们依然惧怕黑夜

1976年9月7日，专送孤儿的列车上，孩子们啃着苹果，暂时忘却了失去双亲的伤痛。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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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孤儿王育新躺在病床上做透析，30年后，死亡再次向她逼近。 本报记者 龙志 摄

　　几乎每个唐山孤儿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层自卑阴影。成年之后，他们依旧害怕天黑，害怕雨夜。

　　许多年过后，王育新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孤儿。

　　那时，她会倚在门口说：“啊，原来我是孤独的，怎么以前一直没有察觉到呢？”

　　地震过去了9年，1985年2月，唐山孤儿王育新的女儿出生了。那天，一个皱皱的粉嫩的女婴蜷在她身边。这个丑丑的小生命啼哭的时候，疲惫的母亲朝门口望去，屋子左上角还残留着去年年末婚礼时的窗花，右侧是公公和婆婆的住房，中间隔着一个狭小的客厅，但家里空无一人，显得特别空旷。

　　“如果父母还在……”隐藏在心头整整十年的生离死别，不期而至，重重砸在产妇的胸口。王育新突然感觉到了冰冷。她张开嘴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她无依无靠了。

　　但生活，以及生活带来的希望，仍在继续。

　　每个从地震废墟里爬出来的人都把破碎的梦想延伸在下一代身上。王育新的女儿已经21岁了，在唐山师范学院读大二。这个青春俏丽的姑娘不时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对家境的不满，抱怨父母没钱买新房子。王育新说，“我能给你的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家，你要知足，一切都要靠自己”。

　　她认为，这是生活留给4204名唐山孤儿，仅有的财富。即便还不为女儿这代人所体会。但只要看到身边这个个子已经过了她、正茁壮成长的女孩，王育新的心情又转为舒缓。她知道，劫难过去了。

　　然而，现在，她再一次听到死亡的脚步。上周六，她去医院透析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尿毒症已经到了晚期。“不马上换肾，只有等待死亡。”

　　这时，她的身边围了很多人。她的女儿、她曾抱怨过的丈夫和小姑子、以及越来越多闻讯赶来的唐山孤儿——这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却骨肉情深的群体。“我们不会让谁离开谁。”王育新在育红学校的同学王丽娟说。唐山孤儿们准备发起一场抢救姐妹的运动。

　　地震对于王育新而言，是一场恍如光影的噩梦，来不及思索。如今，她已经43岁了。在一个恬静的午后，她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试着开始回忆。“我再也想不起父母的样子，我只记得，母亲很漂亮。”她说。

　　爸妈还压在下面

　　韩城离唐山西郊30多里地。小崔庄在韩城的西南部。王育新记得，她家门口秃立着一根电线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地震。凌晨3点半过后，唐山钢铁厂工人王富喜一家7口正在熟睡之中。摊开屋子的平面图，你可以看到，在正门的堂屋中，扣着一个纹丝不动的铜脸盆，上面放了一只空酒瓶——在地震频发的唐山，王家凭经验自制了预测工具——地壳运动时，铜盆发出的“嗵嗵”声将引发空酒瓶的共鸣，从而让主人警觉。王育新姐弟俩和奶奶睡在西屋，东屋睡着王富喜夫妇和两个小儿子，最小的才7岁。

　　最先惊醒的是60多岁的老人，突然之间，天地颤栗，她惊恐地叫喊了三声，“快起来，快起来，地震了！”她试图拽起孙女。王育新从奶奶的叫喊声中醒来，同时也听到了屋外面山羊的狂躁尖叫。来不及有任何想法，她赶紧拉灯，一看，弟弟还在炕上躺着，她跳下床，伸手向他抓去，手指刚刚触及弟弟的脑袋，男孩的脑袋刚一抬起，眼前突然一黑，屋顶砸下来了。房子塌了，一家人7口压在底下。

　　就在这一瞬间，30里外的唐山，痛苦呻吟不断从地底冒出来。位于地震外围的韩城，灾情相对不太严重。屋子倒塌后，王育新还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挪动，她听到地上面叔叔召唤人的叫喊声。很快，她就被邻居扒了出来。她又听到奶奶喊叫，“快喊你爸你妈，他们还压在里面”。

　　母亲被扒出来的时候，7岁的小孩已经闷死在怀里，她自己也在昏厥中。父亲被人发现是死在炕上，脑袋被横梁砸扁了，血流了一地。这令王育新很不理解，“难道地震来时，他竟没有警觉？”

　　后来弟弟小勇告诉她，地震发生后，父亲已经从窗户里跳出去了，他看到妻子和儿子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又赶紧跳了回来。当他试图将妻儿推出窗外时，整个屋子都压下来了。

　　到了傍晚，母亲终于没有醒过来。王育新和她两个弟弟成了孤儿。

　　孤儿王育新那时13岁，初一刚念半年。她被从废墟里扒出来后，天蒙蒙亮，她碰到班上的男同学，说“今天你上课去吗？给我请假，我不上课了”。“你还上啥呢？都这样了。”男生说。

　　王育新当时在想，为什么别人家没事，而唯独是她家遭殃呢？她不知道，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有4204名孩子跟她一样，沦为孤儿。其中唐山市孤儿2652人，占总人数的63.1%。

　　离开这里

　　在路南区——地震的中心地带。一夜间成为孤儿的，还有王育新后来在育红学校的同班同学胡桂敏，以及王莲茹和韩晓平等人。和王育新相比，这些孤儿显得惊恐得多——至今仍有大部分人患有精神上的疾病。

　　胡桂敏和姐姐坐在废墟上，边上是父母的尸体，以及从四面八方飘过来的尸体气味。她看不到任何一栋直立的房屋，天地苍茫，空旷如野，顿时没有了方向感。胡桂敏害怕极了，她跟姐姐说：“咱走吧！离开这里！”姐姐不同意，她认为，父母的尸体还没处理，并且走又能走到哪里去呢？但14岁的胡桂敏没管那么多，她爬上了一辆运载伤病的车辆到了空军机场，3天后，被人发现又送了回来。

　　在她离开的3天里，姐姐一面要看护父母尸体，一面还要拼命寻找丢失的妹妹，几乎每天都在废墟上嚎啕大哭。当看到妹妹安然无恙后，姐姐猛扑上来，抱着她痛哭不止，抬头骂道：“你跑哪去了？我担心死了。”姐妹俩更担心，父母死了，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就在胡桂敏姐妹抱头痛哭那天上午，父母所在的单位，唐山市园林局的领导找到了她们。根据政府的决定，所有唐山孤儿，15岁以下的送到石家庄、邢台等地的育红学校读书，年满15岁及以上的马上参军，或者安排工作。

　　也是在这一天，王育新看到父亲的两个同事在一旁跟奶奶交谈了老久才出来。此后这段时间里，奶奶老是一个人哭。王育新问：“你哭的是啥啊？”“不咋地，谁知道以后是啥呢？”老太太抹泪说。

　　1976年9月7日。唐山钢铁厂派人来接王家姐弟仨。所有亲戚和邻居都来送行，他们都哭了，王育新一见这架势，也赶紧哭了起来。他们说：“走了千万要来信。”王育新在想，“我又不去干嘛，写什么信啊？”

　　最后，奶奶终于跟她说“你爸单位说了，政府要把你们送到上海去，坐飞机去。”

　　“去那干吗？”“全是你们这样没爹没妈的，有人管你们吃、住、还有读书，你们去吗？”“去！”王育新说，她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

　　“小丫头心野了，不姓王了。”一个亲戚见她回答得这般坚决，嘀咕说。就这样，孤儿王育新和她两个弟弟离开了家乡。

　　孤儿学校

　　政府集中了这批孤儿，组织他们去石家庄和邢台的育红学校——一个专门为唐山孤儿建立的福利学校。在那里，他们除了可以享受到免费教育，还可以在生活及工作分配上优先照顾。

　　列车到达石家庄时，从火车站到学校，一路上，两边都站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他们激动而伤感，有的人在啕啕大哭。甚至在入学一个月后，育红学校门口还站了很多人，等着领养孩子。

　　王育新牵着两个弟弟的手走在众人中间。快到学校时，一些事先安排好的小学生，穿戴整齐，高举花环夹道欢迎。与那些鲜艳的校服相比，王育新看到自己夹杂在一群破衣烂衫、满脸污垢、还有的没穿鞋子的“小叫花子”队伍中间，她顿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在学校，除了有学习老师，每个班级还配备了生活老师。孤儿们安排好宿舍后，被生活老师领去洗澡。在吃晚饭前，他们又被喊去依次量了身材——第二天醒来，每个人床边都放着一套崭新的衣服。

　　多年后，王育新记得，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大约在入学一个月后，一栋全新的三层的教学大楼建好了。学生们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中。但在如今已是70岁的班主任聂秀鸾老师记忆里，这些学生由于受到巨大的惊吓，学习能力明显低于正常的同龄人。作为老师，跟教学同样重要甚至高于教学目的的，便是如何安抚孤儿们受伤的心。

　　恐惧至今都无法消除，对黑夜的恐惧，尤其是对雷电交加的雨夜。只要一听到“下雨了”，孤儿们“砰”的一声从床上弹起，顾不上穿衣裤和鞋子，撒腿往外面跑。老师们也都不敢回屋子，守在门口，出来一个抱一个。“没事的，没事的。”她们安慰受惊吓的孩子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特定环境引发了悲痛，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仍表现出孩子的天性和顽皮。也就是在这时，王育新认识了胡桂敏、王孟如、王丽君等人。这段情谊，注定给她们后面的人生带来非同寻常的经历。

　　王育新发育成一个成熟的姑娘，生性活泼，还是长跑运动员。这给同班同学胡桂敏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育红学校，学生是不准外出的。于是孩子们下课后，趴在铁门栏杆上，望着街上人来人往。

　　当地一群调皮的孩子从大街上走过，看到她们，挑衅地喊着：“唐山小孩，没爹没娘，国家包养。”“去你妈妈的！”王育新用唐山方言回骂。当地人听不懂，认认真真地问“你说嘛？”

　　据统计，从1976年9月中旬建立起育红学校到1984年学校解散，大约有761名孤儿在育红学校接受教育。之后，他们或参军入伍，或考上大学，或被安排工作。

　　挥不去的阴影

　　从育红学校出来后，这批唐山孤儿，像撒豆一样落于各处。按照“父母有单位的安排到原单位上班，没单位的择优安排工作”的政策，王育新和两个弟弟回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唐山钢铁厂。但是，由于缺少正常家庭生活，社会对孤儿的帮助很难从根本上治愈他们失去正常家庭的心理创伤。很大一部分孤儿过早结婚。1996年，在一份对736个谈过恋爱的孤儿做的调查中，早恋孤儿占42.1%，最早的是15岁。女孤儿19-20岁结婚的有65人，男孤儿21-23岁结婚的100人，总共165人，早婚人数占已婚孤儿675人的24.4%。

　　王育新在21岁时，嫁给了比她大7岁的丈夫。像很多孤儿一样，她极度渴望一种安全感。但生活对她并不眷顾。缺乏沟通，性格怪僻，失落感和孤独感很快在生活的琐碎中体现出来。在第二年生下女儿后，她对生活近乎绝望，“婆媳关系恶化，丈夫的不理解，以及婴儿的吵闹”。也是在这个时候，她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她无依无靠了。

　　最令王育新不能容忍的是，丈夫对待她的孤儿同学的态度。这个时候，离唐山地震已经10多年了，唐山孤儿从学校毕业后，各自都有了工作和家庭，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因着共同经历，她们之间的友谊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同学情谊。

　　1995年1月7日，在胡桂敏的操持下，唐山孤儿在巴黎大酒店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聚会。由于没有借助媒体，她们口头相传，那天来了两个班，28个人。从午饭时间喝到酒店接待晚餐客人，她们仍嫌不尽兴，又到唐钢宾馆，开了两间房，一直到晚上9点。

　　但这一切，都不为丈夫所理解。他认为，妻子没日没夜跟同学聚会就是不顾家。他们经常吵架，有一年甚至闹上了法庭。“后来因为女儿，才没有离婚。”王育新说。

　　接下来的几年，唐山街头的私家车日渐增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情似乎也越来越淡。按照政府对唐山孤儿的帮扶政策：对物质上的帮助直到她们找到工作，在精神方面，帮助她们结婚成家。

　　孤儿中出现了下岗者。2001年，王孟如最先从唐山华新纺织厂下岗，接着是周冬梅、韩晓平、刘秀冬……“下岗了，那老孟(王孟如)怎么办？”王育新问同在一个厂的弟媳。

　　“回家呗！”弟媳说。王育新不理解，这些孤儿的命运够惨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折磨？

　　老孟现在在唐山一家新开的超市当熟食售货员，面容苍老，连说话的时间似乎都是挤出来的。她说：“刚开始是想不通，但后来没办法，生活是这样，只有自己咬着牙去闯了。”在这短短4年里，她干过加工厂的电焊工、餐厅服务员、街头小贩。几乎没有一天休息过，因为她的儿子还在读书。

　　当老孟在街头寻找工作生计时，王育新因为尿毒症住进了医院，病情日渐恶化。同学王莲茹记得，去年五一看她时，每个礼拜只要透析2次，现在是3次了。

　　“我想，死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王育新说。这时，她想起了奶奶，这位苦难但坚强的老人。距离1997年5月2日，80多岁的老人病逝快10年了。每次回韩城老家，看到空荡荡的屋子，她都觉得亲人们还没死去，只是出门了，很快还会回来。

　　一起走过来的姐妹

　　化疗室在唐山中医医院后面的一座独立小院里。2006年4月22日，王育新推开标有“透析化疗室”的大门。在她身后，阳光透过玻璃，画出两个菱形。

　　病房一片死寂。三个老人躺在白被单床上，病床边立着一台柜型仪器，指示灯忽闪忽闪着。自从2004年住院以来，每星期逢双数二、四、六，她都要到这里透析，从中午1点到下午4点。这里的医生已经习惯了病人的吆喝，有时甚至是无理取闹。但因为这些嘈杂，死气沉沉的病房倒也显现出了生机。

　　每个病人身边都有一个亲属在照料。像鸟儿一样不停吵闹的王育新显得有些孤寂。她的丈夫，此时正躺在二楼的病房里，“脑血栓，中风到现在，嘴巴还一直咧着”。似乎更离不开照料。此刻，王育新的心思被另外一件事牵绊着。

　　上午，她出门时大弟弟问她：“下午3点，在纪念碑广场，有个地震三十周年的集会，你知道吗？”“不知道啊。”王育新说。“你有没有接到电话？”“没有。”

　　纪念碑广场离病房不远，此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在3点。她愣了愣，盯着天花板。医生来到她身边，检查完仪表后，说“还有一个小时，就完事了”。王育新没有回答。

　　聚会是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每年这个时候，她们都要自发赶来，祭奠死去的亲人。现在，她们都已步入不惑之年。

　　这天下午，王育新躺在病床上沉思时。王丽君——唐山市通达驾校校长，唐山孤儿中事业有成的佼佼者之一，她和胡桂敏以及10多名同学走进纪念碑广场边上的一家饭店，整个晚餐，她们都在商议怎样挽救姐妹的生命。但最终谁都没拿出一个确定的方案。

　　那天，老孟没有去，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口讷之人，说不出什么话。1个月前，她突然给王育新打了个电话，让她在家里等她。

　　老孟兴奋地告诉王育新，这个月发财了，刚刚领到200块救助金。“给你100块。”老孟抽出一张说。每次想到老孟兴奋的表情，王育新都要在心里梗塞一回。同样让她感动的是，几乎每天都有同学来看她，她坚信，这就是她的快乐之源。

　　在聚会后第二天，也就是当地《唐山晚报》头版刊登出唐山孤儿集会报道的当天，胡桂敏打电话给王育新，约她和王莲茹，刘秀冬等人在全聚德吃午饭。

　　十分钟后，王育新赶到了。她穿一件暗红色毛衣，配了一条黑色绣着暗花的布料裙，蹬一双黑色半筒高跟靴，从阳光里走来。“还是老样子，爱漂亮。”王莲茹夸道，“真美！”“你们聚会都不叫我！”她嗔怪伙伴们。“这不是晓得你在透析，怕你不方便嘛。”胡桂敏给她夹了一块鸭肉。

　　她们在暖暖的午后阳光里分手。胡桂敏说，过两天会有好多同学来看她，到时大家会为她募捐点经费。王育新听后，爽朗一笑：“都来吧，好久没看到大家了。”

　　下午2点，她回到医院病房。似乎还没有从午餐的欢欣里醒来，一脸兴奋。她躺在病床上说：“换肾？哪那么多钱？弟弟要把一个肾给我，但我没答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我现在是看淡了，生死有命。”

　　她欣慰的是，自从病发后，冰封多年的家庭关系似乎有所融解。躺在病床上的丈夫对女儿说：“一定要听妈吗的话，别惹妈妈生气。”当女儿转告她时，她知道那个男人是要面子的，只有通过女儿来传话了。

　　护士开启电源，当针管插进王育新的左手小臂时，又有一节暗红的血液，从体内抽出来，像疲乏的过山车一样，缓慢注入橡胶导管。

　　□本报记者 龙志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石家庄市，石家庄市军民全力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当年8月24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决定创办“育红学校”，收养抚育唐山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600名地震孤儿先后转移到育红学校，这些孤儿最小的3个月，最大的15岁。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教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辛勤抚育，也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照顾，度过了他们难忘的童年、少年时代。直到1984年6月，最后一批孩子长大成人离开了学校，育红学校完成特殊使命，受命停办，改建为石家庄市幼儿师范学校。

　　1976年9月7日，专送孤儿的列车上，孩子们啃着

　　唐山孤儿王育新躺在病床上做透析，30年后，死亡再次向她逼近。 本报记者 龙志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