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更愿从科学角度谈那场灾难

　　对唐山地震，安启元刻骨铭心

　　■当时有人预报出了地震，也许还不止一个，但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地震太复杂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上面还是不能做出决策。

　　■曾有人提出要把唐山地震局的局长枪毙了。我说，你枪毙局长没有用，唐山地震不是个认识问题，更多的是对科学规律的把握。

　　■唐山地震是一场灾难，灾难也为中国的地震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科学财富。

　　唐山地震第二年，安启元出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之后任局长。在国家地震局的11年间，安启元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场灾难，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总结这场地震，为中国地震研究抢救了一份丰厚的珍贵资料。他认为，唐山地震是一场灾难，灾难后的及时总结也为中国的地震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科学财富。

　　时间仿佛是一晃而过，到现在，安启元已经离开国家地震局18年。29年前风风火火的国家地震局局长，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老人。回忆那场影响巨大的地震，安启元若有所思地说，他更愿意从科学的角度来谈这场地震。

　　唐山地震发生时，43岁的安启元正在河北省霸县搞石油大会战。地震后一年，他突然接到调令，要他去国家地震局报到。“当时我还在霸县工作，当时石油部的领导找我去石油会战总指挥部，通知说国务院已决定让我去国家地震局工作。我是学石油的，又一直搞石油工作，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地震局。”

　　安启元就读的是西北大学地质系，学的是石油地质专业，参加工作后也一直在该领域工作。“当时我说，我搞石油这么多年，对石油行业很熟悉，而搞地震是外行。领导说，国务院已经定了，你就得走了。”

　　“当时的地震虽然我们没有报出来，但留给我们的经验太多了”

　　安启元到国家地震局不久，就开始着手对唐山地震进行总结。“那个年代所有的灾害数据都是不公布的，唐山地震也不例外。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即使现在不公布，我们也要给历史留下资料，给遭受地震灾难的人民留下历史记录。”

　　1979年4月，国家地震局决定把唐山地震的科学技术总结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并责成有关单位在广泛收集、核实震前及震后各种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当时，国家地震局调集了各地的地震台站的工作人员，最多时动用上千人做这方面的统计工作。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调查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一些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到收集资料当中。整个统计工作一直进行了大半年时间。

　　1980年8月，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唐山地震总结阶段成果交流会，之后，《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编成出版，在这本迄今也算得上对一场地震记录最完整的书中，仅有关的科学数据就达上千个。

　　“当时的地震虽然我们没有报出来，但留给我们的经验太多了。”在这本全面总结了唐山地震的书中，包括当时地震的基本参数、背景、烈度分布等记录和分析，都成为以后地震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能理解群众的心情，但我也能理解唐山地震工作人员的心情”

　　安启元到地震局后的日子并不好过，而最让他难受的则是面对还深陷在那场灾难中的唐山人民。“当时，下灾区时，地震局的人都不好出面，为什么？人们恨啊，见了地震局的人都吐唾沫，认为是地震局的人没有尽到责任，特别是有的家里一下子死了几口人，对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就特别厌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到灾区，都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

　　在地震发生一年之后，安启元第一次以国家地震局领导的身份来到唐山。那一次是将地震后匆匆掩埋的尸体挖出来，再重新集中埋葬。在掩埋尸骨的现场，他同样遭遇到群众埋怨与怨恨的目光，甚至还有唾弃。

　　“我能理解群众的心情，但我也能理解唐山地震工作人员的心情。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唐山地震局，我说，别的地方不去可以，地震局不去不行。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一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和各种各样的困难艰辛。我先到唐山地震局局长办公室，局长一脸憔悴的样子，我至今印象深刻。”

　　这时候，唐山正在恢复建设中，但地震给这座城市留下的痕迹还清楚可见。“就看到许多树，原来长得整整齐齐的一排，而地震后却成了两排，地震造成了错位，把原来的一排树就移成两排了。”地震造成的地裂缝、被扭成“S”形铁轨，这些都刺痛着安启元的心，而透过群众脸上的那种大痛后的平静，更容易触摸到那还在震颤的心灵的创伤。

　　“唐山地震不是个认识问题，更多的是对科学规律的把握”

　　“可以说，当时有人有预报，也许还不止一个，但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地震太复杂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有人说有预测，但到上面还是不能做出决策。”

　　在后来完成的《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唐山地震之所以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从地震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震级大、震源浅，另外，当时唐山市的建筑设防标准低。

　　唐山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受伤，地震造成的损失总计约100亿元。“曾经有人提出要把唐山地震局的局长枪毙了。我说，你枪毙局长没有用，唐山地震不是个认识问题，更多的是对科学规律的把握问题。小事未做到的也有，但地震预报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决策的。”

　　“地震预报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人为的。”在唐山地震10周年时，安启元曾专门撰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更多地从科学规律的认识上去把握问题，不要过多地强调人为因素，而应把更多的关注和精力，集中在对于这场地震的数据收集、科学总结上。”

　　在这种务实思想的指导下，在此后的几年中，国家地震局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健全地震预防、测定设施的建设上，其间，在全国一共建立了40多个地震台站，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的地震台站总数已超过100个，其中陕西也建了20多个。另外，还有地震传输系统、数字采集系统等。

　　“因为地震局工作的艰险、紧急，培养了我事不过夜的作风”

　　据说，那几年，安启元基本上晚上都在办公室睡觉，电话就放在头旁，躺在床上伸手就能摸到。粮票、路费、毛巾、牙膏等都装好在一个包里，随时准备着，哪里一有震情，就马上赶往那里。

　　安启元说，在地震局工作的11年里，可以说心就没有踏实过。

　　1978年，在中国开过一次国际地震学术研讨会，分会场就在唐山，当时各国的专家都有。看到地震造成的惨状，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尾治禾夫就拍着安启元的肩膀说：安先生，你的责任重大啊！

　　1988年，安启元离开国家地震局，回到家乡陕西，出任西安市委书记，之后又任陕西省委书记。回忆担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经历，安启元感慨地说：“当地震局局长，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地震局工作的艰险、紧急，培养了我事不过夜的作风，所以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每天送到案头的文件，我都要统统处理完才睡觉，不然总是放心不下。”本报记者张小刚/文蔡京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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