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超男易中天如何成为文化现象

　　易中天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是被媒体放大了。之前，他的《品三国》版权拍卖，媒体给出780万元的拍卖预测，随后是对780万这个数字的不断联想。780万是上、中、下三册，现在三册改成上、下两册，已拍出的上册每本定价25元，按印刷75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支付14%版税计算，上册税前收入应为262.5万元(其中央视37.5万元，易中天225万元)。75万册，就畅销书市场而言，其实不算什么。8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销了200多万册，9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学习的革命》销了800万册，2001年中信出版社推出薄

薄一册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也销了300万册。《哈利·波特》中译本至今已累计销售1000万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已累计销售超过60万册。易中天通过“百家讲坛”，身份已经变成了以央视这个超级媒体传播的电视明星，央视那些著名主持人出书的印刷量动辄都是几十万册，所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才有跃跃欲试要大赚一把的冲动。

　　那么，易中天怎么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首先因为电视的介入，概念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易中天这样的大学知识分子通过电视传播，改变了他的学者与学术身份，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传播者。既然进入大众传媒，他的身份就不再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借历史人物，靠表述能力，他讲的是大众需求的人性善恶、人际关系，甚至想象中古人之间有趣的家长里短。这样的讲坛，不再是大学背景，也就不需要考虑大学传播所需的文化台阶。而讲坛所面对的大众，却又看到主讲人的学术与学者身份，他们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前提，接受的又是主讲人身上的教授背景。

　　严格说，这样的传播通过了一种概念偷换。但这也不算什么，就学术而言，本身就需要普及，让学术通俗易懂总不能被指责。对大众而言，本来听的就是热闹故事、或者这故事能说出的浅显道理。你可以批评易中天的学术层次，但他说，我本来做的就是普及，我反叛的就是脱离大众的学术。你也可以感叹那些“粉丝”们如果能阅读《史记》、《三国志》，就不会再有那样盲目的崇拜，但他们说，既然易教授能把它们讲得那样生动，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读那些已经死去的难读的古书？再说，即使白话本的《史记》与《三国志》，也不会有易教授讲得那样传神。

　　如果以文化、知识普及层面做解读，真似乎所有都不成问题。从文化普及层面，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这等高速发展，具大学文化水平的人有多少？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又有多少？像《品三国》这样的读物，销售量达到70多万册算多吗？如果以《三国演义》销售量做对比，70万会显得极其的渺小。从文化普及层面，有高阳、二月河、唐浩明式的普及，有南怀谨、蔡志忠式的普及，易中天的方式当然也无可非议。只不过普及方式与层面不同，不同人需要不同的层面。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你无法排斥。因为这是一个供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既然受众需要这样的产品，既然这样的产品经多重传媒的共谋生产出来，你就只能承认它的存在理由。

　　问题是，如果超级文化畅销书都要通过类似“百家论坛”这样的超级媒体以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本本制造出来，如果这种方式被一次次复制，其重要性再被一次次夸大;如果在大众传播中它本身就变成了虚拟的文化学术本身，类似说书式的历史传播慢慢误以为就是历史本身;如果即使文化普及的类型也越来越不能多样化，销售量成为看齐的唯一标准，那么文化基准就会不断降低，难道我们要滑向通过小人书来完成全民文化普及的水平吗？

　　不是危言耸听，文化基准的不断下滑其实已经是我们面临的事实。

　　不妨回头来看看那些曾经的畅销书们。80年代，我们毕竟有《傅雷家书》，有“走向未来丛书”，有“外国文艺丛书”，有“新知文库”。90年代，就文化普及层面，毕竟还有高阳、二月河、唐浩明、南怀谨、余秋雨、蔡志忠。进入20世纪，再来看看真正畅销的品种:它们变成了《狼图腾》、“奶酪”，然后就是韩寒、郭敬明们。不要再说自产学术著作、点校古籍、汉译学术名著的销量，即使翻译的小说名著，文化随笔，严肃作家作品，也越来越难以达到出版社不亏损的印刷线。

　　有人认为，90年代以后的畅销书品种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理由是因为走入市场经济，残酷的原始积累缘故，80年代相当比例的一部分读者因忙于实际的安家立业，或者读书兴趣日益分化，在多元化的多品种中稀释了，或者根本就无暇读书，于是支撑畅销书主体的才变成了青少年。但问题是，当既成的商业模式一旦成为图书操作的规则，当商业化利润成为图书出版中的重要标准，大鱼吃小鱼，满足小众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基准积累的品种就只会越来越萎缩与凋零。

　　这样的背景下，是不是应该有出版社能坚持文化至上原则？如果没有文化至上，文化基准的提高总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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