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了，是摸黑去关电闸、修电路，还是拿起备用的手电筒把周围照亮看清楚再行动？”不用说，最安全有效的办法是后者。这个“手电筒理论”就是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引发一位专家对城市救灾系统的思考。
昨天下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以及震后救灾，体现了危难中的人性的光辉，震后的唐山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灾后
重建的范例，但我们在纪念的同时也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朱力教授认为，从唐山大地震的救灾情况中可以总结出三点关于城市救灾系统的教训。
教训一：缺乏救灾紧急预案
好比电灯不亮了，找到事先放在一个熟悉地方的手电筒，就可以从容地修电灯，这个预先准备好的手电筒就相当于紧急预案。朱教授说，当时缺少应对特大突发灾难事故的经验，也没有紧急预案，救灾过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比如救灾人员、物资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没有统一的指挥调度，一度交通瘫痪；有的救灾部队没有带救灾工具，救灾效率很低，甚至有的部队去得太仓促，连干粮和水都没带；震后唐山整个社会组织架构都缺失了，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出现少数不法分子打劫、发灾难财等现象。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也是边干边调整。而现在的中国城市都有了各种各样的紧急预案，尤其在“SARS”之后，各个部门的紧急预案更加完善了。朱教授认为，除了各个部门的预案，城市还要作整体的预案，唐山要作地震紧急预案，其他城市也应该作。
教训二：预警手段非常少
朱教授说，从后来对唐山大地震的一些新闻报道来看，当时并不是没有预先发现地震情况。在唐山大地震前发生了邢台地震，唐山也是多震区，当时也有群众自发测出了地震预报，然而有关部门没有引起重视。地震预报发还是不发，是个两难。不发，可能贻误救灾时机；发，可能引发恐慌和骚乱。对此还是应采取科学态度。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公众参与的防灾策略，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给公众打预防针，让政府、科学家、公众实现良性互动。人对自然的力量往往无法控制，但可以预知，如果能够科学预警，就可以尽量减少损失。据统计，预防灾难的投资与灾难损失的比例为1：10－1：15。
教训三：救灾担子政府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救灾全是政府出面，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救灾机制也要改变，不能只是政府自己扛，而是企业、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市场化运作的保险公司等多方面一同投入。朱教授指出，在发达国家，当重大灾难发生时，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往往是社会工作机构的志愿者，因为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触角多、反应快，而政府相对反应较慢，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化解和分担政府责任的重要力量。本报记者秦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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