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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云南昭通地震后市政府为何成众矢之的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3日09:46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云南昭通地震后市政府为何成众矢之的

地震后,豆沙镇的灾民被安排在帐篷区里。本报记者 麦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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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明合

  “呜呼!为了一个‘避免社会恐慌’,就可以拿那么多人民生命财产当赌注?”

  “昭通市有关部门刻意隐瞒地震预报,封锁了本该让公众知道的信息,既是对公民知情权的粗暴侵犯,是‘懒政’的典型表现;也是极其严重的渎职行为,是涉嫌玩忽职守。”

  近日,因一场地震和一则新闻报道,云南省昭通市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境内外众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网民也在论坛上痛斥“昭通官僚”。

  7月22日上午9时10分22秒,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发生5.1级的地震,15.3万人受灾,22人死亡,房屋倒塌689户,严重受损9306户,直接经济损失达3亿多元。

  灾难发生后,7月26日,一家媒体报道说,云南省地震局副局长胡永龙证实,7月初,云南省地震局就已经对这次地震的发生作出了准确预报。另外,从市政府了解到,昭通市委、市政府在7月20日、21日进行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报并没有传达下去。这“既是遗憾,也值得反思”。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

  内情究竟如何,本报记者前往云南调查。

  惊恐的一天

  盐津县豆沙镇居民回忆中的7月22日,是惊恐的一天。

  “那天镇上赶集,我们早早起床开了店门。”理发师华其平说。8时许,不足3米宽的街上,已挤满了从四处赶来的山民。大家正摆开铺子做生意,“就听到轰的一声,地上开始不停摇动”。

  刚开始,人们还以为是山上例行放炮。但不断摇动的地面很快否决了猜测。“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地震’了,街上就炸开了锅。”华其平的女儿华玲说。

  镇上乱成了一片。墙体纷纷开裂,一些老房子开始倒塌。街道两旁的老房子上,瓦片不停地掉落。血肉模糊的人们,开始抓狂般四处奔逃。

  坍塌的房子砸死了8人,另外14人被公路沿线滚落的飞石砸死。

  9天过去了。豆沙镇的老街上仍不时走过背着消毒喷箱的工作人员,暗示着9天前发生的那场灾难。

  震情分析不等于地震预报

  “我没说过那句话。”“扣压预报”事件的主角——云南省地震局副局长胡永龙告诉本报记者,“对地震预报,国家是有条例规定的,由政府掌握,我们地震局没有权力发布。当时,我只是给来采访的记者介绍了地震预报的管理条例以及政府的职责。他们问我有这方面的意见没有,我笑笑没有回答。”

  至于报道中怎么会出现他说的“有过预报,7月份左右”的同期声,胡永龙说,“我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经本报记者向该媒体记者求证,胡永龙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而且都有原始画面为证。行内人士分析说这可能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将“预测”与“预报”混淆所致。

  “我们是阳光政府,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昭通市市长罗应光对本报记者说,他们确曾收到过未来3到5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中长期趋势分析”。但媒体报道中提到的20日、21日的会议也只是例行的减灾会议,和地震无关。对市政府的指责,也没有根据。

   他认为,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误解,是因为对地震知识和国务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的不了解,“稍微了解地震知识的人,都知道地震预测根本不存在准确预报的可能。”

  按照规定,地震震情预测分4类,未来10年内将要发生的为“地震长期预报”,未来一两年内的为“地震中期预报 ”,3个月内的是地震短期预报,10日内的是临震预报。前两类预报只能报到地域和强度,而后者的预报,则可以精确到“ 时间、地点和震级”。

  “地震预报的发布权,在国务院和国务院委托的省级政府,我们市一级、县一级的政府是没有任何地震预报发布权的。”罗应光市长说,中长期的趋势分析,按规定,他们只能内部控制,不能对外公布。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都是按照政府的规则来操作的。按照国务院规定,我们只能随时按照市里原先制定的预案,采取内部的应对措施。”罗应光说。

  《春城晚报》记者戴振华7月23日也报道了存在震情分析文件的消息。他说,地震次日他在昭通市地震局采访时看到了震情分析文件。他了解到,5月份,市地震局给市政府发出了一份建议性的震情分析,希望政府通知下面各单位引起重视。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为:“2006年底前滇东北存在发生5.0级左右地震危险,区域为永善—大关—彝良一带。”

  7月2日,市委书记邓培先到市地震局听取汇报后,决定召开地震专题会议,会议的时间被定在3周后的24日。7 月19日,昭通市地震局向市有关单位和各区县的地震局发出了地震震情分析,要求各区县地震局加强震情监视,并启动宏观联络员工作报告制度。

  “没想到地震在还没有开会时就发生了,毕竟分析上说年底前啊。”戴振华说。

  专家指出,震情分析不等于地震预报。前者是专家预测,提示地质灾难的可能情况,但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后者是政府法定行为,两者不是一回事。

  盐津县县长李疆承认,7月6日去井冈山学习前,她曾经部署过排除地质灾害工作。

  “盐津是堆积层地貌,地质灾害本就频发,经常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走之前,我让国土资源局安排15万元,每个乡镇各发1万,其他统一支配,专门用来排除地质灾害。民政局也安排了10万元。”李疆县长告诉本报记者,“老城区的主街后面有个几十吨重的大石头,当时就被及时排除了。否则,如果地震那天掉下来,街上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李疆也看到了网上的评论,“说实话,现在我们地方政府压力非常大。但这是天灾,虽然我们之前做了一些地质预防工作,也不能完全排除。”

  云南省地震局局长皇甫岗说,昭通等地地震局的分析对省局作出预测有很大帮助。他们随后曾综合昭通等地震局反映的情况进行预测,最终呈报给省政府的是“3个月内的短期预测”,“我们都是通过密码电报的方式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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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地震决策困境:只有中国把预报当作政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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