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路为了树转弯

　　工程可以使城市变大，只有文化可以使城市变得伟大。

　　撰稿／贺莉丹(记者)

　　在2006年，中国台北入选了美国“世界通讯端协会”所属“智慧社区论坛”组织颁发的2006年“年度智慧城市”奖，与中国台北同时入围2006年7大智慧城市的还有美国克利夫兰、韩国首尔江南区、日本市川、英国曼彻斯特、中国天津、加拿大滑铁卢等6个城市。

　　台北是此次台湾行的重点，我们在此停留了5天，最后只能说，“5天还不够！”

　　很多感触是零星而“后知后觉”的，比如在台北的屈臣氏购物，店家并没有给我提供免费的塑料袋，收银员告诉我，需要塑料袋的话每个得1元新台币；在台北，即使晚上12点之后，许多街区的治安仍然很好；台北的街道几乎看不到烟头、果皮纸屑之类的垃圾，除了101大楼直插云霄之外，台北仍有很多六七层的小楼，仍能看到充满市井气息的老住宅区……

　　作为“智慧城市”，2006年台北市无线网络涵盖人口数达90%，覆盖面积为130平方公里，不少酒店都提供免费上网业务。台北也创造了网络学习环境，除开办“市民网络大学”、成立“市民终身学习教育中心”、设立电子读书馆之外，还使全市中小学“班班有电脑”，免费提供市民3个小时的上网培训，提升使用网络的技能……后来在拜访两位台北市的文化官员时，终于明了了他们的所思所想。

　　保存台北文理

　　“台北市有262万人，面积为271.8平方公里，人均年收入约为47万元新台币，台北市政府附近的土地价格每平方米约为50万元新台币。”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李斌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马英九担任台北市市长后倡导成立了台北市文化局，迄今已逾6年，李斌担任了5年多的副局长。他本科学的是土地管理，硕士学的是

　　“现代化和传统不矛盾，传统是现代化的基础，本土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所谓的本土不仅仅是台湾的部分，还包括以前根植于中华文化的部分。”这位台北文化官员如此解读他对台北传统和现代的理解。

　　在李斌看来，海峡两岸的交流非常频繁，但都是以单线和民间的交流为主，“譬如戏曲对戏曲、古物对古物、音乐对音乐的交流。官方的交流很快会出现，今年9月，台北跟北京有一个两岸城市政府层面互访的交流。上海是我们下一个年度的目标，我们也已经与广州取得了联系。促成城市官方的交流确实是困难的，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促成此次交流，其实大家都有心，但有很多限制使得城市间的交流不是很顺畅。”

　　台北市政府每年拨给文化局及其所属机关的财政预算为14亿元新台币。“我们的经费之多是台湾其他县市不能比的，可还是不够，古迹维护很昂贵。我们是政策的规划者，为实现未来愿景我们可以凭借公权力，譬如在传统文化保存上要投入很多金钱和人力，民间不容易做，我们就可以做。”类似的工作包括，抢救台湾大学的老宿舍，抢救清代民居等等。

　　在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开发商的商业开发与对文物的保护成为一对难以规避的矛盾。“我们让学者和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一起指定需要保护的文物，开发商用地上如果有文物，只能转到另外一块。但在台湾，土地是私有的，如果业主不听我们劝说，在我们指定为文物之前就把它毁掉的话，只需罚款3万元新台币。有业主为了牟利把文物敲掉、把地卖给开发商。”台北大稻埕有一座建于20世纪初的教堂，在文化局指定教堂为文物的前一天半夜，业主就让人把教堂漂亮的立面敲掉了。“所以，保护文物成为一门沟通的艺术，公权力与专家、社会的压力都要一起运用。当然，类似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如果业主要敲掉文物，必须顾及他的未来将面临怎样的责难与社会压力。”

　　在台北盖一幢新楼，对楼高与容积率都有限制。在商业区的话容积率可以高一些，在住宅区容积率就要降低。在今天的台北和台湾很多城市，仍然能看到并不是很高的楼房。李斌说，101这样的高楼不会成为台北的普遍状况，“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台北城市发展的文理。”

　　“马英九市长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文明就是一条路可以为一棵树转弯。现在，当工务单位碰到一棵值得保护的树时，他们自然而然会这样做，不用我们去强调了。工程可以使城市变大，只有文化可以使城市变得伟大。”

　　李斌酷爱穿中式衣服，在台北的三次见面都是身着唐装。“台湾在过去被荷兰、日本统治过，文化的多元造就了两岸的思维方式不是那么相同，事实上在1949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跟台湾过去的殖民文化产生了冲突和融合，所以我们希望台北文化是多元的、国际的，是保存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世界中的一个拥有开放思维的城市。”这是他对台北文化发展的期许。

　　在今天的台湾，与商业结合的一些节日，诸如父亲节、母亲节、七夕节、情人节、圣诞节等已开始盛行，但传统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算是台湾民众的大节，都要放假，端午节、中秋节都要放假一天，“台湾文化传承了中华文化，大家经历了长时间的隔绝，但思想的形式与表达的方式、价值观念几乎都还是一样的，中国人传统的处事方式改变不了，真的是血浓于水”。

　　设立在台北市政府大楼里的博物馆

　　“每个星期二的早上9点，马英九市长去开会了，我们台北探索馆将安排100名到300名市民参观市长的贵宾接待区和市长的办公室。”台北探索馆馆长郭义复告诉我。

　　2006年7月19日，我们第一次走进台北市政府大楼时，看到一楼正在举行一个小朋友们的暑期活动，挂满五颜六色的彩条，让人疑心是否走进了一个游乐场，郭义复站在有些喧嚣的背景前，为我们耐心介绍。

　　台北探索馆设立在台北市政府大楼的一楼到四楼，这是“市府路一号”黄金地段，马英九的办公室就在台北市政府大楼的十一楼。

　　为什么要组织市民参观市长马英九的办公室？郭义复回答，“希望政府机关的工作能透明化，从市长的办公空间了解到市长治市的理念”。事实上，市民如果想参观马市长办公室，需要通过网络、电话或书面形式提前预约报名，报名情况常常爆满。

　　2002年台北探索馆的展示厅免费对公众开放，两年之后台北探索馆的发现剧场免费对公众开放，台北市政府对台北探索馆整个项目投入了2亿元新台币。

　　根据台湾观光局“来台旅客居住地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以日本、港澳地区及美国人数分居前三名，韩国有近15万人，较2003年的9万人增加约6%，所以台北探索馆特聘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陈宁宁担任韩文版简介的翻译。

　　一楼大厅正在举行一个“我心目中的台北”的公益活动，演艺界名人带头征集市民对未来台北的种种想法。郭义复介绍，台湾的知名导演侯孝贤参与制作了《台北身世》、《城市生活》、《城市想象》这三部分别代表台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短片，每部只有15分钟，在台北探索馆中免费对公众放映，台北市政府为此项制作投入了1200万元新台币。“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民众对影片的满意度高达90%以上。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参与度很高，他们很希望借此了解城市的变化和发展，很期望了解父辈们从前在城市的生活。”

　　在台北高度城市化的过程中，台北探索馆还肩负着“保留城市记忆”的重任，郭义复解读，“我在台北生活了6年，这6年台北的变化很大，高楼大厦增加，本来是农田的地方一直在改变，还开通了捷运。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城市的变迁保留下来，这些就是未来的文物。”

　　譬如，1949年之后，很多从大陆到台湾的文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就把旧书拿到台北的牯岭街去卖，台北市政府后来将牯岭街拆迁，旧书摊就搬到了盖在光华桥桥墩下的光华商场。今年1月，光华市场被拆迁了，台北探索馆将光华桥的桥头牌和光华市场路牌收集起来保存，对一些无法保存的建筑就留下影像资料。“现在民众对光华市场的记忆还很清晰，等到5年、10年之后，我们就会办一个光华市场的展览。”

　　整个台北探索馆的工作人员只有12名。“我们的定位是实验性博物馆，我们的呈现方式不拘泥于传统；我们要挑战传统博物馆的营运方式，传统认为一个博物馆的运作需要50个人，我们就只有12个人，还是可以做得很好。”

　　郭义复在高雄生活了11年，高雄与台北的城市风格在他看来迥异。“台湾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岛，风土人情南北差异很大。比如说，高雄是一个新兴的城市，马路的规划都很宽很直；台北一二十年前跟上海一样高速发展，现在的台北已经经历过大幅变化，台北是个比较老的城市，路并不是很宽。另外，在语言上，高雄更喜欢讲闽南语，台北则讲国语比较多。”

　　在台湾，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我问。

　　“修建博物馆是政府整体政策的一部分。大约在1972年左右，蒋经国先生推动了经济上的‘十项建设’，台湾变得很富有。但后来蒋经国先生发现，文化水准也要相应跟进。所以在1979年，他又推进了‘十二项建设’，明确规定台湾每个县市都要有一座文化中心，而且在台湾北、中、南各盖一座大型的博物馆，他希望这些博物馆是依据各地特色，政府在政策上动，引起各乡镇跟进，民间后来也盖了很多博物馆。”毕业于台湾中山大学的郭义复就曾参与过台湾高雄科学公益博物馆的规划，目前台湾的大型博物馆有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高雄的科学公益博物馆，垦丁的海洋生物博物馆，台东的史前文化博物馆，基隆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目前正在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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