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和他的1700多个失学儿童

　　王搏是甘肃贫困地区的一个青年农民。少年失学的苦涩催生了他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志向。然而，他只有一腔热血和一架破旧的相机。他自费奔走于甘肃的17个贫困县，拍下了1700多名失学儿童的生活写真，然后，变卖自家7亩麦田一季的收成做盘缠，到北京举办摄影展。

　　正是有了那张大眼睛照片，有王搏的1700多失学儿童，有来自全国的千千万万的爱

心，才使我国希望工程9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自1998年10月30日开始至1998年底，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6.11亿元，资助支出累计14.08亿元，资助建设希望小学7111所。去年12月上旬在北京举办个人影展的农民摄影人王搏，今年1月10日清晨离开了北京，南下广州。

　　王搏还是那副农民相。

　　“昨天我登上了

　　320路车来了。我连忙递过一个包裹。那是王搏自费徒步行走甘肃定西、白银、天水、陇南四个地区、17个贫困县、50多个乡、700多个村的600余所学校，采访并拍摄了1700多名失学或正面临失学的山区娃娃的照片，那是我国西部失学儿童的生活写真。

　　少年王搏，尝尽失学苦涩滋味

　　王搏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甘泉乡高庄村。“我小时候可以说品学兼优，想读好书有出息。是贫穷粉碎了我的梦想。家里的房子就用四根木头撑着，四处透风。我的少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家里吃得最好的是一份酸菜汤，很少能吃上面食。那时我一面砍柴赚学费，一面发狠读书。一直到我上初中，父亲患病，家里需要我这个劳动力。16岁，因为贫困我失学了。”

　　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书本，少年王搏如受雷击。他说到自己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一天夜里，王搏猛地狂奔到野外，疯了似的不停地跑，直到昏倒在地被人发现救了回来。面对饥寒的现实，“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失学的悲痛，开始学着耕田种地，为家庭分担一点负担。只是到了深夜，渴望学习的念头又折磨着年少的心。”

　　“1989年，我看到了北京记者解海龙拍的那张‘大眼睛’希望工程宣传照片。那时我也知道中国有了希望工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一张照片能传到这么边远的角落，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何我不能拍一些失学儿童的照片，让更多人更深入了解失学儿童的真实情况呢?”

　　王搏说干就干。1989年底，他从天水麦积山的一个个体照相馆里买下了一部旧CM-5企诺相机。相机要价300元，王搏仅能先付100元，欠200元。而还这200元他花了两年时间，一年还100元。

　　相机被抢 拍摄中断四年多

　　“刚开始拍的时候，纯属瞎拍。照片没有艺术语言。自己感动，别人不为之所动。时间久了，我明白是自己不懂技术，不懂摄影艺术。”

　　好学的天性在青年农民王搏身上又被唤醒了。他不断地请教照相馆里的师傅，开始买书一点一点积累知识。买书、买胶卷和冲洗的花费加重了家庭的贫困。

　　1993年元月，正当王搏的摄影技术取得较大进步的时候，命运就那么戏剧性地与他开了个玩笑，而且那么的不可理喻。那天，王搏挎着相机路过一个非法采掘的金矿场。矿场的一个头儿模样的人认为王搏要拍摄他们，(实际上王搏根本没拍)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抢夺相机。王搏当然不肯把自己视为命根子的相机给他。就这样一抢一夺中相机被抢坏了。最后，王搏被扭到一个屋里被无理质问了一通。

　　为了要回相机，可怜的王搏多次向有关部门求助、上访，但皆无结果。“我一个农民，事情就这么小，谁理呀?”直到这事被兰州现代摄影协会主席赵广田知道，赵先生在电台里做了相关此事的评论，王搏才从肇事者手中拿回坏了的相机。“相机被抢事件”使王搏的摄影生涯中断了四年多。“当时有了家庭子女，我拿不出钱再买相机。就是相机要回之后，要修复需近100元，我实在无能为力了。”王搏为这段“空白”深深惋惜和愤愤不平。

　　在相机被抢期间，王搏没有放弃摄影学习。在索回相机之前，他花200元上了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并于1994年毕业。为了上学，家里已断了炊烟，一家三口眼巴巴地望着他，王搏只能吞下泪水借钱，辛苦地砍柴度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在山上连砍了两天的柴，卖了3块6角。那时家里已经有了不吃肉的习惯了。”

　　老天有眼。1997年10月，王搏又挎起了相机。那年的2月，王搏于1992年冬拍的甘泉乡杨家山的一组失学女童《重返校园》作品获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我要上学”摄影大赛优秀奖。当王搏拿着奖金100元救助被拍摄女童时，发现她们还是失学了，当上了打工妹。“当时，我站在黄土高原上，凛冽的寒风让我感到悲痛无比。”风一次次把这位硬汉脸上的泪吹干了。当日，王搏就是用这100元把相机修好，买上胶卷，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

　　我怕一低头，泪水就流出来了

　　“徒步行走拍摄失学儿童，是我积压心头多年的夙愿，只不过当时限于技术水平和相机没法修复而已。”在近两个小时的长谈后，王搏长长地吁了口气。

　　长达4000多公里的跋涉，其中的艰辛甘苦不言而喻。

　　“这次远行，家人给了很大的理解和支持。”王搏上路时，一声不吭的姐姐悄悄地塞给两个红桔子，在当时这是稀罕的水果。妻子也再三叮嘱路上小心。这些都让王搏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的行动主要采用纪实的手法，真实拍摄。一般先同学校联系，由老师推荐介绍，然后亲自采访确认、拍摄和记录。”

　　“一旦没钱了，我就回家。然后借钱、卖粮，或者打工挣点钱，琢磨够维持一段时间了，就立马上路。”

　　“有时学生家长留我住一宿，吃点饭；有时就在外面的荒山上过夜。为了节约时间，我一般早上四点赶路。”

　　这就是王搏的“工作”情况。然而里面真实的故事远远不止这般“洒脱”。

　　王搏的拍摄工作遇到了不少阻碍与压力。这些都反映了当前的一些社会现实。由于王搏一没记者证，二没介绍信，仅仅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深入学校拍摄，这其中的解释就花上半天，而且别人还不一定相信。

　　有一次拍摄，王搏因不熟悉地形，让一位好心人带路。结果发现身后就有一辆吉普车跟踪，不久，车里下来一人对带路人嘀咕了两句。这时，带路人慌忙离开了王搏。“我知道是那人给了带路人压力。”王搏迷路了，迎着寒冷，空着肚子，听着野狼的吼叫，连滚带爬地摸出了荒岭。

　　“善良的人们给了我很多关心。”王搏的话里爱叨念着一些人的名字，那是好人的名字。

　　“定西县石峡弯刘渠村学校的王国芳老师，在听完我的解释后，几次带着我查访学生，使我顺利拍了很多好照片。王老师很苦，一人教一至三年级的课，工资还被拖欠着。”

　　“孟玉德老师是最后一站遇到的。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身边肯定发生了事故。可他一直没提起，没日没夜地领着我拍摄。后来，从别的老师口中方得知他上大学的儿子患病刚刚去世了。”

　　“常常被别人感动，自己付出再多也觉得不够。”在天水拍摄时，王搏看到因父亲残疾从小学二年级便失学的允海霞(此学生后被救助)。还没问话，小海霞已泪水斑斑。王搏将自己仅有的10元钱给了海霞，自己却忍受着饥饿的折磨。“看着一双双泪眼，听着‘我要上学’的哭声，我不敢低下头，我怕一低头，泪水就流出来了。”王搏此时的声音极其沙哑，我看到了他发红的眼睛。

　　来北京，一次展览有840多名孩子得到救助

　　王搏在兰州的四次影展终于对他的摄影生涯给了一个鼓励和肯定。然而，为举办影展，王搏再次受尽折腾。“举办影展，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失学或临近失学，是为了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为此，王搏很早就展开了筹备工作。

　　“在兰州穷到最后，为了多跑一家单位争取一线希望，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一件事。我把我的98张5寸照片以每张4角5分的价卖给了当地妇联，然后拿着这钱继续奔波。”最后是兰州市残协答应了影展。但只提供场所，其他一切自费。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多年的梦，王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回家、借钱、布置等所有的大事小事就王搏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干了17个日夜。

　　1998年5月17日，全国助残日。这天是王搏圆梦的日子。在兰州象征精神文明的“东方红”广场上，王搏的个人影展开幕了。尽管照片统一是5寸，没钱放大，但仍聚满了观众。当场就有25名孩子被资助。一位下岗残疾女工，自己已欠下外债一万元，却一再坚持救助了一名失学儿童。一个不留名的小伙子悄悄留下250元钱，写下“我的钱是给你买胶卷的，望你拍出更多的失学儿童。”此时，再坚强的西北硬汉也禁锢不了两眶泪水了。

　　上北京办影展是王搏最渴求的心愿。真是应了“善有善报”这句老话，就在麦积山办影展的时候，王搏遇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的两位学生。

　　“当时我们班在兰州写生。一天，我和同学吴兴广去麦积山玩，恰碰上了王老师的影展。他的经历感动了我们。回校后，在学校和系里的支持下，我们联系了王老师影展的事。”名叫雷海波的学生介绍说。

　　“我没有愧对自己。来北京，我只是想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我也希望展览能走出中央民族大学，到社会上去，让更多的好心人看到。”王搏坐下来说道，“上北京的盘缠，是我变卖家里7亩麦田的收成凑齐的。”

　　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影展进行了一个星期。轰动始料未及。12月6日，北京日报、晨报、晚报等发出了消息报道。随后展览又在北京枫丹白露艺术俱乐部、中华女子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大学和

　　记得好几次周末笔者从王搏的影展出来，走进北京的冬夜。大街还是那么绚丽繁华，都市里的人们正花着钱狂欢周末。谁也不会想到王搏却正在计算着明天如何度过，如何让身边的100多卷的胶卷快些冲洗出来，如何让失学的孩子减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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