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子：罗开富

罗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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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今年64岁的罗开富曾是《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如今，他已经退居二线。许多人第一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总会问起他为什么在房间里放了这么多纸箱子？

　　罗开富：这里(的东西)我放了20多年了，都是我同长征有关的一些资料，实物，当年的用品。反正这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了。我拿一部分给你们看一看吧，这个拐棍是贵州黎

平县的人给我打的。

　　解说：罗开富，1942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84年作为《经济日报》记者。徒步重走长征路并进行采访，在长征途中发稿300多篇。

　　解说：罗开富办搬出纸箱子，拿出了他在20多年前重走长征路时用过的铁拐杖，这根拐杖已经被磨短了4、5厘米，箱子里还有当年罗开富穿过的球鞋、军大衣，甚至还有救过他命的一根绳子。

　　这20多年来，罗开富一直生活在自己重走长征路的记忆里。罗开富是继红军之后，第一个完全按原路、原起止时间重走长征路的人。根据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记载，罗开富长征的出发时间是1984年10月16日，而50年前的10月16日正是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的日子。368天后，罗开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陕西省的吴起镇。而在50年前的同一天，红一方面军也是在这里结束了长征。罗开富不仅是在长征的开始和结束重复了历史上的今天，而且在这368天的长征过程中，罗开富每天都按照50年前红军的足迹，重复着当年的历史。

　　罗开富：这个不仅仅是走长征路我们走得下来走不下来的问题，因为外国有人说是吧，中国这个长征原路他的下一代是没有人走通它的，我们也得有这个志气。

　　解说：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罗开富像当年红军那样，平均每天要步行70多里，和红军不同的是，罗开富晚上还要写稿子。在长征途中，他一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300多篇新闻稿。

　　在罗开富长征途中留下的工作照中，我们发现他的采访总是在边走边聊中进行的。为了每天赶上当年红军的步伐，罗开富总是来去匆匆，然而，在湖南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一位老大娘的故事却深深地触动了罗开富。照片上这位老人叫徐解秀，当年，她曾恳求罗开富帮她寻找三位红军姑娘和她的丈夫。

　　罗开富：1934年11月6号也就是我到达的50年前的昨天晚上，三位女红军和她睡在一个厢房里面，她说临走的时候，三个人把她们盖的一条被子用剪刀剪下半条给我，我看她们那么好，我就把家里藏的另外的粮食又给她们装了一些，送她们到山边。那天我把她们送到山边之后，大部队基本上走光了。这时候她说我看她们要爬山，这里山上土匪很多，树林又密，我不放心，我就喊我的丈夫朱兰芳过来说你陪她们三个红军娃过去你再回来。她们都上了山之后都是一步三回头。这个剪短头发特别漂亮的姑娘又回来说，大嫂你回去吧，你只要记住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就行了。还有一个大一点的也是一步三回头下了山，说大嫂你回去吧，我们革命会胜利的，胜利之后我们会给你带一条被子来。还有个爬在上面那个姑娘说，我们不但带一条被子来，还给你带一条垫褥来。我说不用了，你们不管走到哪里，走到了以后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解说：然而，徐解秀和三位红军姑娘以及自己的丈夫，一别就是50年，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当天晚上，罗开富在他的一篇报道里深情地呼唤着：三位红军姑娘，你们在哪里？这篇报道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健在的老红军纷纷表示要帮助寻找那3位女红军，可是，一直都没有结果。7年后，当时已经担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的罗开富带着一条棉被赶到湖南郴州的那个小山村时，却得知徐解秀老人在3天前去世了。

　　罗开富：这时候她的孙子在，叫朱和荣，站在边上。我说你奶奶临走之前有什么话说？他说，我给你写过信，奶奶反正就一天到晚等我爷爷，等我的三位女红军，也等你，你当时不是也跟我奶奶说了要来看嘛，你们为什么都是左等右等都不来？我等了他快60年了，我等不得了。

　　解说：又过了14年，时间到了2005年，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的丈夫仍然没有消息，罗开复也已经年过60，这一次，他带来了浙江家乡的丝绸被褥，送到了徐解秀老人的坟前。

　　罗开富：三位女红军说，将来会给你带来被子，垫子，今天我带了，带晚了祝你安息。

　　解说：在罗开富办公室的纸箱里，他至今收藏了徐解秀老人守望亲人时用过的火笼、煤油灯以及其它遗物。罗开富说，在长征的路途中，他始终被红军的精神所鼓舞着，他用这种精神，战胜了人们无法想像的困难。

　　罗开富是至今为止第一个横穿日干乔和多玛大沼泽中心区的记者。当年红军穿越的这两个沼泽区，主要位于川西北，这是一片高原湿地，不仅泥泞不堪，而且荒无人烟。当地的藏民在民歌中唱道：想活命就别进日干乔，从古到今，只看见鸟儿飞进去，却不见风儿送出一片羽毛。

　　这是和罗开富共同走过草地中心地带日干乔的向导和陪同，他们之中，既有汉族，又有藏族，他们一队人马行走在草地上，每天都有陷进泥潭的危险。

　　罗开富：那么我们大概陷了好多次，有生命危险的。差一点陪同我的10个人，包括我在内差一点覆没的，那一天是1985年8月17号。先是个驼电台的牦牛不在(草)墩子上跳就掉下去了，想不到去扶的人也陷进去了，后来你扶我，我扶你，都陷进去了，我是最后一个陷进去了，我估计我的采访大概要结束了。

　　解说：罗开富他们一行10人，头顶着行李，在泥潭里越陷越深，他们商量着该是留下遗书时候了：

　　罗开富：我说阿尔塔啊，我们写一张纸吧，就告诉一下不是我们无能，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

　　解说：写好的遗书被装进了一个塑料袋，这时，大家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泥潭里，互相安慰着。两个多小时后，陷在泥潭里的牦牛即将冒顶，面临死亡的牦牛突然发力冲出了泥潭，一位藏族向导拉住牛尾巴也脱离了险境，然后，这位向导用绳子一个个把大家拉了上来。可是，走出泥潭之后，他们带的干粮经过浸泡，已无法食用了。

　　罗开富：河里面鱼特别多，所以我们后来每人都有拐棍，用削水果的刀绑在上面，不是钓鱼就是戳，反正往河里面，棍子长一点，戳上十多下总有一条鱼起来的。没有烧的，我们就吃生鱼。所以我有时候到有些地方去做报告，讲到红军当年也吃生鱼皮带，我说吃生鱼不是放牙膏的那种生鱼，他们说不是牙膏，叫什么芥茉，我说不是那种。我们用刀破了之后(带着)鱼鳞血淋淋地就吃。开始每一个人吃了就吐，恶心，吐了还得吃，你不吃你就没法往前走。

　　解说：在草地行走的15天时间里，罗开富他们除了吃生鱼，还像当年红军一样采过野草充饥。这个时候，百折不回的长征精神始终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在这条长征路上，罗开富不仅在雪山经历了一次小腿骨骨折，而且在泸定桥还被查出肝炎复发。罗开复身高一米七六，长征出发时体重74公斤，长征途中一度降到了49公斤。罗开复用汗水、信念甚至是生命书写的长征报告，在当年不仅唤起了社会对老区经济的关注，而且再一次诠释了长征精神。

　　罗开富在长征归来之后，很快就从云南记者站调进了北京，担任《经济日报》的副总编辑。不过，20多年过去了，在夜晚灯光通明的大城市，罗开富经常还会想起长征路上在蜡烛下写作的日子：

　　罗开富：每天晚上写稿，没有电灯没有什么，蜡烛也是靠向导背，一天要用掉十根蜡烛，因为写稿，这个眼睛当时睁不开，肿啊。这面三根蜡烛，这面两根蜡烛，所以我现在写重要文章，我到家里面之后我还是点蜡烛的，尽管北京城里灯火辉煌，我只要蜡烛一点，我就回到了当年的思绪中间，思绪也上来了，反正看到蜡烛就怀念长征，有一种意志的升华，感情的升华，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

　　解说：长征精神就像这闪亮的烛光，一直照耀着罗开富，2001和2002年，罗开富的两件有关长征等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连续两年获得了

　　罗开富说，作为记者，能够用重走长征路的方式，成为长征精神的体验者和传播者，这是他一辈子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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