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收入成很多贫困地区动物保护唯一经济来源

　　狩猎收入成为很多贫困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唯一经济来源，政府如果不拿出足够的资金弥补，狩猎的范围或许还将扩大

　　-特约记者/舒畅

　　原定8月13日14时在成都召开的“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在公众持

续的关注下“因故”推迟了。8月11日，当国家林业局做出这一决定时，距离拍卖开始还剩下28个小时。

　　“关注的程度比我们原来想象得要多”与政务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更广泛的意见，一同成为国家林业局对外宣布拍卖推迟的原因。至于何时再开拍卖会，国家林业局表示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

　　8月14日，国家林业局再次对外表态，2003年出台的《国家行政许可法》使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因为依据《国家行政许可法》第53条规定，属于限制自然资源的利用，应采取招标或者拍卖的形式，该法还规定应该拍卖而没有拍卖，相关责任人将会受到处理。

　　国家林业局的表态，暗示他们将坚持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拍卖。

　　狩猎权拍卖“意外”受阻

　　“这是我国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此举将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市场化的一个探索和试点，今后将会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推行。”国家林业局尝试抱着正面宣传的态度来解释这一行为。

　　之后，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字把他们所称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市场化”向前推了20年。1985年，国家林业局便开始了这种市场化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并且猎杀野生动物的数量从开始的3只(头)增加到了2005年的123只(头)，2006年将达到289只(头)，市场化的程度逐年加深。

　　中国国际狩猎活动始于1985年，“狩猎野生动物的大门从来没有关闭过”，“国际狩猎野生动物在我国也不是新鲜事”，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试图让人们接受，狩猎不过是一件“泯然众人矣”的事情。

　　在王伟眼中，这一已经持续20年的“正常”事情，如今突然变得敏感起来，完全源于《国家行政许可法》的拍卖规定。或许有关部门预感到公告有可能引起的后果，8月初，当狩猎权拍卖所涉及的地方进行拍卖公告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低调态度。

　　可细心的人还是从各地报纸中的角落里注意到了这些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对野生动物狩猎权进行拍卖的公告，公告随之被媒体从角落里挖掘出来放大，更广泛地传播了出去。

　　狩猎为了更好的生态保护？

　　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公众种种疑问，8月9日下午4时，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出卖狩猎权其实是为了更有利于种群发展，是这次新闻发布会一个核心阐述点。

　　“中国开展国际狩猎所猎野生动物个体均为年老的雄性个体，对缓解局部区域野生动物的食物压力，尤其是缓解年幼个体的食物压力，具有积极的生态意义。” 国家林业局介绍。

　　在给出的14种野生动物狩猎名单中，其中一级3种，二级11种。一级的有羚牛、白唇鹿、藏羚羊。

　　对于此次拍卖涉及的289只(头)的狩猎额度，虽然较2005年增加了一倍,但王伟认为“这对调整种群结构是远远不够的”。

　　“国际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名录是动态变化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颁布以后从没有调整过，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名录要调整，从一级降到二级，这样更有利于利用，所以我国的附录也应该动态变化。”王伟解释狩猎名单中为何包括一级动物时说。

　　经济收入成重点

　　虽然王伟极力用事实证明猎杀的必要性，但更多的却是在计算经济收入。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将出口野禽野味作为重要的外汇来源，一只岩羊按野味肉出口能创汇25美元，而当年狩猎一只岩羊的价格是10500美元。

　　如今，中国经批准对外国人开放的国际狩猎场所共25处。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

　　此外，利用拍卖之机，促使中国的狩猎价格与国际接轨，也是“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的要义之一。中国狩猎野生动物的数万美元的价格目前只是美国拍卖市场中同类动物价格的1/10。

　　“自从2003年非典以后，陕西3个狩猎场就很少有国际猎人来打猎。去年的狩猎收入只有100多万元。” 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对《新世纪》周刊说。

　　王万云原本对拍卖会充满期待：这有利于吸引国际猎人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中国，以提高中国相对于邻国相同狩猎物种

　　“狩猎收入由国际猎人先打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账户，然后，再转入地方政府，最后由林业部门转发各基层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对于狩猎收入的流转过程，王万云说。但他没有介绍这些收入到达基层的资金数目。

　　动物保护成本的唯一来源

　　中国基层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家根据项目补助、地方财政划拨，地方保护机构依法筹措等方式。

　　“其实，狩猎收入是很多贫困地区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的唯一经济来源。西部很多贫困县，本身财政就十分困难，在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即使是‘有其心’，很多时候也是‘无其力’。”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处长曹良说，“西部一些地区，只有林业厅、林业局，就没有基层的保护机构了，而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基本只寄予当地的牧民。狩猎收入，能一定程度上补偿这些牧民。”

　　据悉，新疆八个地、州的动物保护机构都是用狩猎收入建立起来的。

　　“每年拨款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能保护的数量太少了。”王万云感叹，“到底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多少钱，其实每年多给个几百万，我们就已经感觉很不得了了。”

　　“地方财力有限，特别在西部贫困地区，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中央财政方面，也有实际困难。比如说一个地方某保护群种的数量太少，申请时我们就会有权衡地分配。”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管理处处长王维胜说，“中国现在受保护的动物300多种，植物300多种，一共就是700多种，即使一个物种只是拨款10万元，而对中央来说就是7000万元的财政包袱。所以说，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地方自主筹措，也是应该提倡的。”

　　“我们现在的公共财政，问题不是在于没钱，而是在于用的不是地方。”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马庆钰表示，“野生动物保护应当由政府承担全部职能，这方面，政府财政缺位了。”但在谈及中国实情时，马教授认为：“出卖狩猎权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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