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图书馆公共了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4日10:38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万静

　　实习生漆菲黄冰如

　　“不敢说我们是国内最好的图书馆，但是它确实是最昂贵的。”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说。

　　耗资8亿元、占地5万平米、国际知名建筑师矶崎新设计、亮出“公共图书馆”的旗号，这些都使得深圳图书馆的新馆备受瞩目。

　　“你们馆长说免费”

　　深圳图书馆“最贵”的称号很快就会拱手让出。计划于2008年完工的广州图书馆新馆将更大——9.8万平方米，更贵——不含征地费的纯建设费用8.4亿元。但深圳图书馆仍然在一个数据上保持领先，他们每年购书经费是广州图书馆的两倍。

　　8亿元的建设投资足够深圳图书馆买40年书，但2000万元的年购书预算与之前每年300万的购书预算相比，提高了近6倍，这个数字在国内的图书馆中也显得很“富有”。

　　深圳图书馆新馆开张前，吴晞就放出话来：深圳图书馆要做“公共图书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公共图书馆”意味着什么，吴晞的另一个说法就更容易理解一些：“进馆可以不带钱包。”——按他的理解，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个要素就是“ 免费”。

　　7月12日，深圳图书馆新馆开张当天就有近5万人进馆。一个月后，每天进馆人数还稳定在1.3万人左右。

　　但开馆当天就有误会，有人跑到馆内的饮料摊喝饮料不给钱，“他说你们馆长说这是免费的。”吴晞也觉得好笑。

　　吴晞说的免费，是指对市民对图书馆藏资源的使用不用花钱。“我们一张借书证成本大概是十三四元钱，原来准备收 10元，后来规定20元。现在免掉了。”吴晞说。

　　更多人对“免费”的态度是——不相信。“很多人不信到这里可以不花钱，就不相信。”吴晞很郁闷，“他们怎么就不是理直气壮地来用这些书呢？小心翼翼地、谨谨慎慎地，过来问你一个问题。就这种心态。”

　　“这是我们干公共图书馆的人的耻辱，没有让人们明白公共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吴晞说。

　　吴晞认为，公共图书馆的第二个要素是“开放”——“市民不需要任何证件，不需要任何手续，都可以进馆看书。”

　　但辖区的派出所对此有意见，“他说，你怎么纵容三无人员呢？你不光不协助我们治安，还让大家都能进，万一有什么小偷、流氓、精神病之类无理取闹怎么办？”吴晞笑着说。

　　开馆当天，图书馆还真丢了东西。吴晞通过监控录像，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将供市民无偿使用的电脑

液晶显示器塞进包里拿走了。

　　“明显的精神病，我们恐怕得拦一下。”吴晞说。在老馆的时候，有次中央台的记者去采访，吴晞特意叮嘱馆员维持好秩序，“结果一个市民犯起病来，一边脱衣服一边跑，几个保安都追不上。”

　　“你必须把他请出去，不然别人怎么读书？要是不发病在那看书，自然不会有人管他。”

　　吴晞心目中，公共图书馆的第三个要素是“平等”——“不分三六九等，不分贵贱贫富，都可以享受服务。”

　　“有的人很不注意，穿着背心、拖鞋，穿着睡衣，就进来了。”虽然他觉得这样实在不文明，门口的“读者须知”也写着要求衣着整洁，“广东的习俗也就是这样子，就不做强制性要求了。”

　　为了方便盲人，图书馆建了一个全国最先进的盲人阅览室。除了有盲人书籍，还有盲人专用的电脑。但开馆一月多，来的盲人不多，阅览室的门也常关着。“有盲人来了才开门。”附近服务台的馆员说。

　　吴晞打算跟残疾人联合会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参观，“到时人会多一点”。

　　“国外大学人没那么多”

　　深圳图书馆新馆遇到的最大争议是儿童的问题——目前这里禁止14岁以下儿童进入。

　　建馆的时候，深圳图书馆新馆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建单独的少儿阅览区，更没有相应的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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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馆时，图书馆并没有阻拦小孩进来，结果，“孩子来了后，就成了游乐场，楼上楼下连跑带喊。”

　　“看书的读者非常强烈地投诉。”吴晞说，“我们只能向在馆里读书的人倾斜，尊重他们的意见。”

　　于是，深圳图书馆重申当年的老规矩——“14岁以下儿童谢绝进馆。”

　　“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对太小孩子，一定要进馆的话，就由馆员带着参观；大一些的，自己说满14岁了，也让进，“看着不像，不像就算了，也不那么严格。”吴晞这么跟门口的保安交待。

　　这种模糊处理规条的做法，在图书馆领域不罕见。

　　美国公立大学的图书馆都向公众开放，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有些私立大学不对外开放，但实际操作中并不严格拒绝外人进入。

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原则上只有老师和学生才能进去，但市民进去也不会被拒——门卫没有检查证件这项工作职责。

　　与此对应的是，近年来“大学图书馆是否应向公众开放”屡屡成为热门话题。

　　“国外大学，人没那么多。”中山大学图书馆前馆长赵燕群认为这是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的根本差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一样，中山大学图书馆不对外开放。

　　“按照国家给中山大学的拨款，读者数已经多得不得了，所以很长时间内，甚至连继续教育的那些人都没给借书证。 ”赵燕群认为，如果全部开放，藏书的数量、座位的数量等都远远不能支持。

　　“全部开放等于谁都没有。”赵燕群态度很坚决。

　　对读者来说，座位有时并不那么重要。在美国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很多人坐在地上，虽然也有空位。甚至还有人躺在地上看书，前提是不影响别的读者走路。

　　至于藏书，旧金山图书馆也经常有借书借不到的情况。系统显示书还在馆内，但就是找不到。

　　美国图书馆的防盗措施并不出色，而读者想借多少就能借多少。读者真要将书拿走，也就拿走了。有学者将美国图书馆的开放和“麻痹”归结为他们政府花的钱多，有充足的财政基础，虽然有很多图书丢失，图书馆仍然要保证尽量满足公众的读书需求。

　　“画条裙子才能拿出去”

　　中国的图书馆学也曾走过美国模式。

　　中山大学教授谭祥金曾任北京图书馆(1998年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副馆长。1959年，他考入武汉大学，读图书馆学。据他回忆，1949年前的图书馆学还是以美国模式为主，因为几个主要教授都有美国求学的背景。

　　1949年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全部套用苏联模式，图书馆学也逐渐“用苏联的那套来改造传统的美国式的图书馆教学。”谭祥金说。

　　有学者分析，苏联模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高度集权的政权的产物，为当政者服务、为机关服务，而不会太多考虑弱势群体、普通民众。在这种思路下，图书馆的建设更像政绩工程。

　　谭祥金1963年到北京图书馆工作，1973年至1987年担任副馆长。据他回忆，当时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到馆以后，都要被分为公开、参考、内部三种类型，再根据这三种类型划分不同的读者。

　　“比如《金瓶梅》，街上到处都是，但那个是节本，不是全本。北图的《金瓶梅》最全，但肯定不会全部拿出来。只有研究《金瓶梅》的人才能看。”

　　“那个时候，特别是‘文革’中，很滑稽的。科技期刊上有穿三角裤的，我们都要画上条裙子才能拿出去。”谭祥金笑起来。

　　赵燕群在“文革”时从事外文期刊工作，虽然都是科技杂志，但法文杂志里还是有很多时装。“我能看，但要给别人看的话，就要找牛皮纸贴起来。”赵燕群笑着用手比划，“凡是有时装的，我都要贴起来，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

　　令深圳图书馆馆长很苦恼的少儿阅览的问题，根源也在苏联模式。

　　美国并不设专门的少儿图书馆，而是在公共图书馆中设单独的少儿区，不仅会有少儿图书和颜色鲜艳的书架，还会有一些游乐设施。

　　但苏联并不这样，而主张在大城市建专门的、大型的少儿图书馆，跟成人图书馆完全分开。“少儿馆管少儿馆的事，成人馆管成人馆的事。”吴晞解释。

　　中国照搬了苏联模式，文化部还将大城市有无少儿馆作为考核评估标准。在这种思路下，深圳市也建了单独的少儿图书馆。“原来我们在一起，楼下就是少儿馆，楼上就是成人馆，比较简单。现在搬到这里就隔得比较远了。”吴晞有些无奈。

　　“我们想弥补一下。”吴晞打算在馆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建个少儿阅览区，“至少可以帮助那些带着孩子来图书馆看书、孩子没地方放的人。”

　　“老一辈都懂，只是难实现”

　　近年来，在国内图书馆领域发生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国家图书馆事件和苏州图书馆事件。

　　2004年10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继武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国家图书馆借书记》，讲述了他在国家图书馆遭遇不公正对待；苏州图书馆事件，则是2005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网络上发帖子，愤怒地讲述了他为了借阅善本与苏州图书馆交涉半年而不得的过程。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图书馆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一些年轻学者经常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就好像除了他们就没人知道似的。 ”这让谭祥金有些恼火。

　　这位北京图书馆前副馆长认为，年轻人以为老一辈不懂公共图书馆，其实他们都懂，只是难实现。

　　1980年到1982年，为筹建北京图书馆新馆，谭祥金去澳大利亚学习建馆经验。他不仅研究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还去考察了堪培拉市立图书馆，以及下面的社区图书馆。

　　但回到中国，谭祥金发现还是很难照搬澳大利亚的那套方法。

　　1988年，谭祥金从北京图书馆调到广州中山大学。当时一批“计划单列市”的图书馆长到广州开会，谭祥金介绍了澳大利亚的总分馆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说回去之后试试看。结果一个也干不起来。”

　　办公共图书馆究竟难在哪里？

　　在谭祥金看来，中国的财政和人事体制是制约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原因之一。

　　譬如分馆制，谭祥金举例。在堪培拉市立图书馆系统中，图书馆的资金完全由市政府承担，分馆馆长由总馆任免，分馆事务由总馆统筹调配。中国的财政体系是“分灶吃饭”，市图书馆的经费由市负责，分馆的经费则由区负责。如果区财政紧张或不重视图书馆，就很难保证分馆的正常运作。

　　吴晞的日常事务中，行政工作占了很大比重。作为馆长，他甚至还需要签定《计划生育责任书》。

　　谭祥金对这个也有怨言，“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只需要操心自己的业务。即使图书馆失火，那也只是治安员的事情，不会去追究馆长的责任。”

　　在吴晞和谭祥金看来，想建公共图书馆，更重要的得要有钱，资金不够，是导致国内很多图书馆无法“公共”的主要原因。

　　就任馆长之初，吴晞觉得自己更像经理，“首先要想怎么去搞钱——下个月奖金发不出去了怎么办，年终奖别人发了 2000块，我们怎么样也要凑1500块钱出来。”在他看来，国家图书馆事件实际上就是创收的问题。“它的经费只够60 ％，另外40％要自己去筹。”

　　“‘创收’这个词香港同行都听不懂，我跟他们讲是‘tomakemoney’，就是‘找钱’。”吴晞笑着说。

　　在吴晞看来，现在很多图书馆在这些小项目上收费是捡芝麻丢西瓜，“无论怎么讲，国家的拨款是最重要的，争取社会资助、社会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是西瓜。”

　　谭祥金看法更直接，他明确点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

　　“图书馆创收是1978年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后开始的。”谭祥金分析，“主要原因是一些领导人和主管部门对图书馆事业不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承认，经费没有法律保证。”

　　谭祥金认为，我国图书馆进行创收活动，虽然对缓解个别馆的经费紧张起到过一些作用，但整体效果并不好，特别是目前还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更不应该。

　　“公共图书馆眼睛是向下的，主要服务于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人。书是给人看的，公共图书馆是‘天下之公器’。公共图书馆还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制度，代表了民主精神，代表了民治民享的思想。”吴晞说。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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