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重出江湖恢复评论者状态

　　夹杂着沪语方言、弄堂生活、 “百叶结烧肉”的味道，吴亮通过鸡毛蒜皮的微观叙事，体量着1980年代的时代体温。

　　吴亮 著名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曾经风头甚健，以犀利而敏感的批评著称，在对马原、孙甘露这两位先锋作家的评定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990年后，吴亮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了艺术，开始关注起中国的画家及他们的作品。2000年，吴亮又恢复到他的评论者状态，重出江湖，对文学、文化现象发表了一系列言论。

　　文/朱慧 图/沈煜(除署名外)

　　6月7日，吴亮备战炎热的世界杯，拒绝一切“隆重”的写作，只是每天看世界杯的间隙开始在“小众菜园子”，这个上海文化人聚集的小圈子论坛里散淡地涂两笔自己的《80年代琐记》。

　　6 月26日,北京上海两地文化人在华东师大举行“上海文化人心中的80年代”座谈，《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查建英就该书引发的“80年代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因为个人的原因，她没有采访自己名单上列出的上海作家们，比如孙甘露、吴亮、王安忆、陈村……而事实上，上海亦是80年代的文化重镇，所以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

　　7月15日，世界杯结束，吴亮依旧欲罢不能地在写，他写到了一个老烟民的“鸡毛蒜皮”，80年代的香烟涨价。后来以写足球评论而出名的吴亮记得——“八十年代初/中国足球队3比0赢了科威特/许多上海市民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一路高喊口号/三比零，八国三(沪语，“八国三”即“八角三分”)！三比零，八国三！/有人在混乱中用砖头打破了烟纸店(小型零售店，通常开在弄堂口，卖香烟老酒与日用杂货)的橱窗玻璃……”吴亮乐于去玩味那种微妙的情绪，慢慢解释，“比赛当天，香烟大幅度涨价，牡丹牌香烟从0.49元涨至0.83元，大家需要宣泄不满。”

　　通货膨胀的宏大叙事下面，是小百姓对调价的切身不爽。显然这样的“八国三”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精英们的凝重完全不同。夹杂着沪语方言、夹杂着弄堂生活，甚至夹杂着“百叶结烧肉”(一道上海家常小菜)的味道，吴亮刻意表现着一个上海小文人的生活小趣味。

　　比较在所难免。

　　另一位著名的上海小说家陈村在吴亮漫长的帖子后面跟帖写道——比小查采访到的80年代文本好得多。区别在于，这文本，是自言自语，纪念昔日。我们不过是偷听到了。小查的文本，是喧哗鼓噪你们快来听啊看啊！ 这人间，自说自话需要，喧哗鼓噪需要。我理解并拍手。但倾向于，隔着岁月，对自己说。而另一些说小趣味是“低级趣味”的评价也间或出现在回帖中。

　　显然，对这些评价看似满不在乎的吴亮是明白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他的独特视角和姿态。

　　面对面

　　“我只是记录着在我记忆中的一切80年代普通人的生活画面而已”

　　《新周刊》:怎么会开始写自己的《80年代琐记》？

　　吴亮:1年前，我在书店看到文德斯的书《一次》，有一些拍外景时刻的图片，附录一些回忆细节的片段，我觉得很好，模仿他写了几段。我曾经起念写我自己的《一次》，写100个人，50个艺术家，50个没有姓名的人，他们的肖像和生活片段。因为懒惰，书至今没有动手写。

　　这次看到《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几篇文章，比如陈丹青和阿城谈事情的方式，我很喜欢，其实他们的观点对我而言，并不重要，主要是一种谈话回忆方式又唤起我写吴亮版《一次》的欲望。

　　世界杯开始，天很热。我怕自己懒惰，就在论坛上宣布我要写“80年代”，即写即贴，网上连载。白天有空时，或者两场比赛的间隙，我就写一点。很奇怪，首先想到张小波。我写到他喝醉酒，这个事情有多重要，也没多重要，无所谓就是一种进入而已。

　　《新周刊》:也许，大家之前会以为你的《琐记》完全写文坛趣事，可是你写了很多也许你都不知道名字的邻居？

　　吴亮: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想开始写回忆录，习惯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作回忆来看待，我不写日记，不写小说，也容易忘事情，只是我莫名喜欢回忆的视角。我爱看传记，我对大人物的成功之路没兴趣。就看他一切无关的细节，觉得在那些方面人与人之间才是相通的有共鸣的。因此，我想我只是记录着在我记忆中的一切，不分主次，一些生活画面而已。他也许是作家，也许是我的邻居。

　　《新周刊》:你认为理想主义是形容1980年代最贴切的一个词语吗？

　　吴亮:如果我们在思想文化艺术层面，与那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讨论80年代，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关键词。假如你问王蒙、刘心武或者胡乔木，问我的父母，问那些随便遇到的老三届，什么是80年代，请他们用一个词概括80年代，那肯定都是另一幅图景。“理想主义”只是一部分人主观中的80年代特征。

　　相对某些领域的人来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而对另外有些人来说，80年代意味着生活更丰富，或者日渐贫困，或者是一个机会的年代，或者仅仅是一个过渡时期。很多人觉得根本不能用“理想主义”来概括80年代，他们使用的关键词可能是“权力斗争”、“反复无常”、“解冻”或者其他什么。

　　“上海的任何主流都不是中国的主流”

　　《新周刊》:你是一个拒绝宏大叙事的人吗？

　　吴亮:是体例的问题。查建英说她原来要在上海采访一些作家，我也设想过，如果我面对她或者你，如果我面对采访者关于80年代的重要问题的提问，一一回答之后，归拢起来，比如写作、会议、认识谁，这些一串起来就是“宏大叙事”，这是不容回避的。

　　我本身对宏大叙事不完全抗拒。比如我在看《中世纪史》、《15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等，这些书本中“宏大叙事”的智慧、材料那么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但是国内目前好多“宏大叙事”表达得很差，所以我往往不以为然。

　　《新周刊》:上海可能如《八十年代访谈录》编辑吴彬说的那样，再出现一本类似的80年代文化精英访谈录么？你为什么不想写这样一本类似的书？

　　吴亮:那本访谈中的人物，比如崔健、北岛，也许在当时就是边缘的，不是主流的人，但是他们后来都多少成为主流的人物，修成正果了。我在80年代和他们的“边缘”相比，一定还要更边缘。首先是一个圈子的问题。我当时刚刚进入文坛，我和精英阶层没有关系，我怎么可能宏观去深入谈论整个80年代？我只能谈我身边的鸡毛蒜皮。我哪篇文章谁给我发表了，我和谁在哪里吃饭了，哪天看见谁了。其他事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很多人说吴亮当时很有影响力。当时有影响力的人和事情很多，我并不重要。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区别：地缘政治的问题。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说，北京代表中国，而上海的影响力只是代表上海，不代表中国。即使如今上海有国际影响力，它依旧不代表中国，这是一个特殊地方。这点决定上海的任何主流都不是中国的主流。8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很关注北京的消息，北京开会，中央有什么精神……整体而言，“上海”没有什么人在什么重要事情中有什么重要影响力，因此如果上海也出一本这样的书，一定会显得分量比较轻。

　　本来彼此没有轻重之说。但是既然已经以北京11人的访谈内容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了，那么你会发现当时上海文化圈的个人的重要性与影响力都很不够。上海本来就不是一个出深刻思想家的地方。我们必须承认，就艺术见解和思想影响力而言，上海整体是不如北京。

　　《新周刊》:你是否认为类似你的方式描摹着市井化的生活细节，也许是个更好的切入“上海80年代”的角度？

　　吴亮:上海的见长是它的生活，当然最后影响一个国家一定还是生活，持久力属于上海。从社会进步来说，悄悄的革命就发生在中国上海，这点不容质疑。我和周围的文化圈朋友不说这些，我们的交流通常都很日常，很琐碎。我们很少谈这些问题。

　　“那时候，比较不正常的是文学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新周刊》:聊一下你第一篇变成千字的文章，第一笔稿费？

　　吴亮:张弦是最早把我的文章推荐到《上海文学》的朋友，认识他的时候我23岁。我们多年来保持通信，见面就聊。一次他又要来上海改电影剧本，在电话里对我讲，吴亮你老说老说，很浪费啊，你要写作啊，你写，写下来就是文章。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我把几张大白纸裁成16开大小，就往上写，字很大，写了篇东西给他看，算是交差。过些日子，《上海文学》周介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文章我们要用，你过来我们聊一下，要修改。我当然非常兴奋啦。从工厂下班，换了干净衣服就去了巨鹿路作协，一个后来我呆了20多年的地方。周介人和我谈完修改意见，问我，你有稿纸吗，给我一厚叠稿纸，让我把文章誊写在格子里。

　　文章发表以后，不久，邮局把稿费送来了。那时我一个月工资41元，这篇文章的稿费是65元，顶我一个半月薪水。我忽然明白，我的生活方式可以就此改变了。当然后来，写作的快感主要是表达的快感，与稿费关系已经不大。但在当时，我看到我可以不上班，通过写作养家糊口了。毕竟当年工资普遍低，物价也低，除了工资，大家没任何收入。我拿那笔钱买了很多东西。

　　《新周刊》:你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成为风头甚健的批评家？

　　吴亮:1984、1985年，一个年轻评论家的群体出现了。我自己也慢慢成熟，变得自信，更注重表达自己，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大家都觉得“声音”的力量更强了。

　　那时候，比较不正常的是文学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来你可能要不相信，中年评论家的文章没有我们这些青年评论家的文章好卖，我们被当作明星来追捧。老是被请来请去开会，顺便游山玩水。起初感觉很不错啊，后来习惯了，觉得应该这样，很正常。那时候，每年开春后，尤其到了暑假，会议邀请不断，不断去各地开会，开完会就回家写作，循环往复，大体生活就这样。

　　从1985年到1987年年底，我和程德培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了一个专栏《文坛掠影》，每周一篇，两人交替着点评国内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多数是小说，也涉及一些诗和报告文学。那时候这个专栏很有影响。当时没有书商，没有商业炒作，报纸媒体很弱，没有别的力量，只有批评家。当时如果说我和程德培两人在评论界有那么点重要性的话，我们代表的是评论界的重要，而不是上海评论界的重要。我从来不代表上海。你问我的作用有多大，在先锋文学的潮流中，我想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周刊》:从19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思想层面的人都认为在中国有一个文化堕落的转变，你认为呢？

　　吴亮:80年代是一个多边互动的年代。国外各种思潮各种翻译小说都在进入中国；美学，哲学，心理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与中国》丛书，许多边缘科学也进入了文学圈的视野；保守而教条的僵局被打破了，思想界活跃、反复而动荡。在思想界动荡的背后，则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复，人事的变动……多方面的影响让80年代的思想界呈现复杂的面貌，而当时中国生活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变化很小。

　　90年代，思想界一些人认为文化在中国堕落了，现代化、物质主义、全球化等都在侵蚀中国，我恰恰认为个人主义突出、物质突出、欲望突出正是建立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的自然前提和野蛮前提。80年代，知识分子们说到人权问题，小百姓无关痛痒，人权只是一部分人的说话权，物质财产方面大家都一无所有，不需要捍卫什么。现在，人们需要注重自己的人权了，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点财产了，大家真的需要为自己的利益拼命自我保护了。契约意识会正面带来宪政意识。

　　《新周刊》:很多知识分子认为1980年代是他们最好的年代，你理解吗，认同吗？

　　吴亮:在不同情况下对一件事情的回忆和判定一定是不同的。比如对我而言，可能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1985年，离开工厂，那种解放的快乐很难忘。现在很多人是不能理解这种快乐的，我的侄子换过5份工作。他无法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厂里呆十几年。完全是一种肉体的解放，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

　　因此有些人认为80年代是非常好的时光，我也能这么认为，只是不会完全如此认为。

　　《访谈录》中采访的11个人，基本上都是知青一代，城里人在农村呆过返回城市，生活改变的可能性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都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相对获得表达的自由，而且觉得自己有些话要说，而且可以说。这种可能性也和

　　我与他们有共鸣，但是我没下乡，没那么大起大落，我唯一的改变是写作改变了我的生活，因此我不能说80年代是我最好的年代。我只能说，他们的经验是可以想象的。可以间接感受的，和我有重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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