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两封亲笔信函考证

　　金以林

　　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笔者应邀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其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查阅档案 7周。党史馆馆藏档案中收有大量国共合作(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期的中共领导人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 伯渠、吴玉章、彭湃、杨闇公、杨匏安、李富春、蔡畅等一大批早期中共领导人的文稿。有关文献主要收藏在环龙路档、五部 档和汉口档中。

　　笔者在五部档中的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发现了两封毛泽东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书 写原件。这两封信函，以前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未公开发表过。现全文照录如下：

　　其一：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东十六日

　　其二：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 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 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原函页上注：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 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 。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 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 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 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员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 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 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 约二十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弟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 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 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又白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

　　原名　　符号

　　周霄　　邹孝

　　陈能新　　熊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端

　　李敬民　　吕兴

　　罗彩　　林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光[1]

　　以上两封信都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陈克文，广西岑溪人。从信函的内容判断，陈克文那时的职务当为国民党中央 农民部秘书(相当于农民部秘书长[2]。1927年7月，陈克文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3]2 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 秘书长等职。陈氏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于1924年7月，先后共举办6期，前5期共有 毕业生454人，主要目的是：“第一，调查广东大势；第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4]其中第1至4届学生全部来自 广东，第5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5]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聘请毛泽东担任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6]6届农讲所吸取了前5届农 讲所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 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训练4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展 开的，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7]“中国 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长的，共23课时。[8]

　　毛泽东在担任农讲所所长期间，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员参考。毛泽东 在致陈克文的第二封信中所称“《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即指此套丛刊。丛 刊内容共分3类：一类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类是农 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5 2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26种。1926年9月1日，丛刊第1辑出版，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 革命与农民运动》。该文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9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第8期全文转载。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甘先生”，即甘乃光，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发刊词即出自甘氏之手。[9] 他同毛泽东、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为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还是第6届农讲所的教员。[10]甘乃 光、陈克文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

　　第6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11]为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 部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于第6届农讲所的学员王首道来自湖南，他回忆说：“9月末，我从广州学 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12]

　　以上两封信，即是农讲所学员毕业后，毛泽东致函农民部陈克文，报告学员工作分配的有关情况的。第一封信落款时 间为“十六日”，由此不难判断该信写于9月，内容是报告陕西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人事安排。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 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中的《第六届农讲所毕业生姓名表》，毛在该信提及的5人中，李维屏、李秀实 、杜松寿均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而据该书编者称，此表为“纪念馆调查所得，不全”，笔者认为王述绩、亢维恪2人亦应列 入该名单中。

　　第二封信写于9月17日，信中所记云南省农运特派员8人中，周霄、邬光璧、施瑞林、李敬民、罗彩、黄丽生6人 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所确认的毕业生，但名单中没有陈能新、朱毓光2人。但据毛信可以肯定，陈能新 、朱毓光2人都是第6届毕业学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5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以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所以 当时的经费还有一定的保证。1925年底，农民部为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曾特别通过两项决议案：《特派员薪金应按 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13]可见当时 的经费还是相当充裕的。然而第6届学员人数骤增，且来自全国20余省，以广东一省的财力支持当时迅猛发展的军事北伐已 感困难，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提醒陈克文：“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 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 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

　　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逐步由广东一省扩展到两湖、江西各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许多省份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 。但也有很多省份并未建立省党部或省党部尚未公开活动，因此中央农民部在分派毕业学员赴各省工作以及设立机构时，应视 情况的不同区别对待。为此，毛泽东特别建议，已建立省党部的省份，应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省党部农民部的指导下开展 工作(如江西)。而在国民党尚未设立省党部的省份，则建议设立办事处(如云南)。对过去工作中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则及 时给予了纠正(如陕西)。

　　在这两封信中，毛泽东不仅报告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员的人事安排，还对学员的经费、农运的开展以及机构 的运作等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具有珍贵的 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中资料的不足。此外，农讲所前5届毕业学员名单，曾详细刊载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 上。但第6期的毕业学员名单则没有保留下来。从以上两封信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准确的姓名，为进一步研究农讲所的 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作者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华研究系博士生〕

　　注释：

　　[1]《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7日)，手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 ，“部”字10435号。

　　[2]据茅盾回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部长为汪精卫)，曾请茅担任宣传部秘书。对此 茅盾回忆说：“毛泽东对我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 问，任命一名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见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3]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94年11月版， 第56页。

　　[4]林祖涵：《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广州《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

　　[5]第1至5届学员名单及籍贯见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另可参考《第五届农讲所学员王云生的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 987年版，第297页。

　　[6]《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7]《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8]《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9]甘乃光：《创刊的话》，广州《农民运动》第1期(1926年8月)。1926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常 会第29次会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见《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52页。

　　[10]《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 3年版，第169页。

　　[12]《王首道回忆录》，第35页。

　　[13]《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

　　摘自：《党的文献》200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