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陈国泳李琦

　　[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农民教育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农民教育思 想。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发展深深扎根于他的农村革命理论和实践。建国前，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基本上以农民为主体。 他的农民教育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开始萌芽，经过了土地革命的风雨，在抗战时期趋于成熟。建国后，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 的教育思想逐步向全民整体教育思想转变，但其中仍然保留了浓厚的农民教育的特点。

　　(一)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青年毛泽东受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影响，倾向于教育救国。他1918年4月创建新民学会，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可以振 兴国家的“新民”。他曾希望有一批会员从事教育事业，因此多次劝学友罗学瓒、周世钊从事教育。1919年9月，毛泽东 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在该会《章程》提出的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中，“教育问题”位居第一。该问题下有17 个“子”问题，几乎囊括了教育研究和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列第一位的“教育普及”，其对象主要是工农大众。但此时的毛 泽东，尚没有将农民教育问题专门提出。

　　在1925年以前，因忙于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十分重视农民这支基本的 革命力量。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但农民漫山遍野都是。因此党应该发 动农民，以取得革命成功。为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卓有远见地开始着手农民教育活动。1923年冬，他派遣党员曹典琦等创 办农村补习教育社，编写农村教育计划。1924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 “专以养成农村学校教授人才，促进农村教育为宗旨”，实际上是“预储农运人才”。这在湖南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

　　毛泽东对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和亲密的关系。他对农民在传统文化视野中被剥夺了受教育的天然权利这个历史事实， 比任何别的领导人都认识得更加深刻。他曾愤怒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 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 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1]1925年2月，他依靠杨开慧、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韶山开 办了18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组织和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3月，毛泽东被聘任 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开始了他直接培养农民干部、探索农村教育的实践。这些活动，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由于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出身农民，革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 农村，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形势，提出对部队战士、干部和根据地的共产党员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苏维埃的文化”时，全面阐述 了根据地教育的总方针、总任务及其体制。他说：“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 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 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2]农民教育的总原则、总目标，在讲话中都十分明确。毛泽东领导土地革 命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培养具有阶级觉悟和战斗精神的农民干部的过程。

　　(二)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成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基本定型和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农民教育卓有 成效的时期。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 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3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 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4]在这里，毛泽东在中国文 化教育中明确地把农民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主体的高度，揭示了农民在中国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反映了毛泽东教育思 想的人民性的本质。

　　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思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 0%。农民承受着旧中国最深重的苦难，是全国各阶层中最广泛而又最弱的群体。所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 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但革命离不开农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样也不能离开农民。考察中国的教育问题时不能 忽视中国社会这个历史特点。这是毛泽东时刻不忘农民教育问题的原因。

　　这个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农民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毛泽东在农民教育中也运用了他的游击战术：缩小“正规军 ”，把学校、教师、学生都统统“化整为零”；随时学习，学习内容必须是能够“活学活用”、最好很快见效的。一句话，就 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教育，把教育深刻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 教育问题》一文中说：“可以把整个边区变做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 生产，学习文化。”[5]实践证明，正是这样分散的、灵活的学习方式，比之不适应于战争环境的“正规”学校，更普遍地 受到农民的欢迎，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建国后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 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6]这表明，在面对即将建设新中国的严峻任务时，农民教育如何 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已是毛泽东极其关注的问题。

　　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指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 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制订教育政策时，眼光不再局限在战争年代的单一农村革命环境 ，而更着眼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长远考虑。但由于农民仍然是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发展，农民对 文化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农村教育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仍居于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首要地位。

　　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思考可以总结为两条，一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一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 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此后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思考中，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了他最基本的核心思想，即劳动者必须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必须参 加劳动。

　　二、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

　　毛泽东曾经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最大，是无产阶 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由于小生产者的地位，亦存在着狭隘保守和散漫等弱点。因此，首先要肯定农民革命性的主导方面，但 同时又要看到农民的实际弱点。对于教育农民，克服农民的弱点，毛泽东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他说：“我们感觉无 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P，77)因此，在农民教育中，毛泽东时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例如，在红四军内，作为农民子弟的毛泽东，深知战士们的农民意识根深蒂固，深知这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 害。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 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 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 重要任务之一。”[7]

　　在革命事业开创之时，把提高政治水平的思想教育首先提出来，表明毛泽东对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有着十分恰当的认识。此后，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剥削阶级理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思 想，成为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首要内容。也正是这一点的极大成功，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号召千百万农民起来抗争， 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当然，建国后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如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开展的“ 社教”运动，使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断强化，结果是严重脱离农村社会的实际，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 的估计严重失误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体现。

　　(二)重视对农民的扫盲教育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盘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旧中国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导致农村文化极其落后。不识字 、不懂算术的文盲在农民中的比例非常高。因此，在广大的农村，扫盲工作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必要前提。

　　由于意识到扫盲对于农民摆脱蒙昧的基础作用，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农民的扫盲教育。早在1929年10月23日 ，毛泽东随同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转移到上杭县时，他就为一个世代文盲的乡村办过一个“平民小学”。他亲自编写课本，亲自 为孩子们上课，当了整整一个月的“教书先生”。1931年9月，毛泽东与负责教育工作的徐特立谈到，党和红军要关心群 众生活及其文化教育。他认为：为着革命的需要，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他还请徐特立起草一个根据地教 育方案。方案起草后，毛泽东很赞成，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建国后，一直关心农民教育的毛泽东，经常过问扫盲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作出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级冬学运动委 员会，负责制定冬学扫盲计划。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 盲标准。建国初期的扫盲工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强调农民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农民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封锁，在陕甘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结合当时进行大生产 、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以教育促生产，以生产助教育的主张。其间，他提出为农民编《庄稼识字》，要把“糜子、谷子、豆 子”编进小学课本中去。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又提出“边区的小学和中学应该设农业常识课”等， 使教育更能反映农村、农民生产的需要。这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在教育工作中的反映。

　　而建国后，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则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普遍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总结了我国广大师 生实行劳教结合方面的创造性的经验，开始提倡半工半读。同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 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半工半读、半农 半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9月10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 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教育界掀起了学习和贯彻这一指示的热潮。 一批农村简易小学、农村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各式各样的半工半读，半农(耕)半读学校发展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 生产第一线的人才、技术需求问题。

　　(四)农民教育方式灵活多样

　　一定时期的农民教育，采取何种形式，是影响农民教育实际成效的大问题。

　　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给边区的教育注入了活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对农村情况不 太了解，他们习惯用城市视角看待农村教育，因此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脱离农村实际的问题。如1938年8月，有人过早地 提出“使学校建设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强迫执行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规定不论贫富，凡8岁到14岁的学龄儿童一律入学 ，否则予以处罚。后来又在“重质不重量”的口号下，大批合并和裁减被错误地贬斥为“游击主义”的学校。结果，“正规学 校”要求学生住校寄宿，既不便于帮助家庭生产，又增加了农民负担，普遍地遭到农民的反对。在中等教育上，又照抄国民政 府教育部的模式，严重脱离了边区农村的实际。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符合农民生活实际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在毛泽东指导下，各抗日 根据地纷纷兴起了民办村学的高潮，冬学、读报识字组、夜校、民教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他们根据农村的特点，根据农 民的需要和自愿，把农民教育与劳动、家庭、社会结合起来，走农村办学的道路，抓住扫盲、卫生、破除迷信等农村文教工作 的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农民文化运动。

　　和平时期的教育方针应以正规化为发展的方向。但建国初期农村经济很窘迫，许多农民子弟交不起学杂费、书籍费， 就学困难。而在当时大规模的教育改革中，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正规化，结果造成一些工农子弟被拒之门外。这当然不能达到使 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的目标。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于1953年5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教育问题，发表了 允许民办教育的意见。他说：“整顿小学，不要过了头。不应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三类：中心小学、不正规的小学、速 成小学。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这正是毛泽东从中国农村实际出 发，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地发展农村教育的思路。

　　三、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农民已经从“务农之民”的简单化概念中脱离，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 含义。农民无论在人员构成上、经济状况上，还是在观念意识上，都具有更复杂的层次、更丰富的侧面。相对于毛泽东生活的 时代，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实际，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农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必然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建国50年来，虽然现代化的成就巨大，但我国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仍然是人口的大多数，而且人多地少的困 难日趋严重。从共和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上看，如果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达不到现代化的标准，全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就 是一句空话。江泽民说过：“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8]教育农民，使他们尽快脱离落后的文化状态、落后的经济状况，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 重要。

　　经过党和各级政府、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义务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0年底，如期实现 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奋斗目标，全国85%的人口、地区基本实现“普九”。但同时，“大 部分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基础还非常脆弱，巩固和提高的任务十分繁重；还有15%的人口地区，主要是边远、贫苦地区及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普九'攻坚任务相当艰巨”[9]。

　　现在我们所具体面临的农民教育现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尚有一些农民子弟完成“普九”教育困难，面临失学的危机 ；大批涌入城市的民工面临教育问题；农民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毛泽东曾设想解决的问题有 一些仍然存在，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时代赋予的新任务。

　　由于农村社会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农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任务相比有了极大的发展。 由于在农村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扫盲等较初级的内容不再是主要的努力方向，而代之以先进的、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 农民教育方针。正如江泽民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所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对加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 训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继续根据农村特点搞好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搞好农村成人教育，并把这种教育培训摆到各级领导工作 的重要位置，切实抓出成效来。”

　　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中的很多合理内核，在今天依然极富启发性。例如必须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的原则；例如毛泽东曾经运用娴熟而又行之有效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例如农民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生活和生产实际 ，等等，这些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牢牢记住的。因此，重温毛泽东内容丰富的农民教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陈国泳，男，1972年生，河北承德人，中央档案馆馆员；李琦，女，1970年生，四川宜宾人， 中央档案馆馆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

　　[2]转引自瞿定一，唐振南.毛泽东农村教育思想[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54.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692.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8.

　　[5]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J].党的文献，1994，(5)：11.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7]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4.

　　[8]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9.

　　[9]李岚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1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04 -07.

　　摘自：《党的文献》2002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