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娜和唐山孤儿党育红的异国母女情(图)

25年前，孙丽丽（左）在当年的唐山火车站将党育红交给她的奥地利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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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后三人重逢，亲情依旧。

　　1981年8月初，苏珊娜终于盼到了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孩子已经找好了。她是名唐山孤儿，目前寄养在石家庄育红学校，名叫党育红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我已经老了。”苏珊娜·施奈德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家中如是写道。

　　这不是《情人》的开头。距离她上一次来唐山也已经十年了。

　　此刻，她正和她的养女党育红斜倚在北京一家饭店的床上，窗外大雨倾盆，屋内双目交汇。曾是当年最小的唐山孤儿，党育红也有三十岁了，望着苏珊娜的亲昵眼神，还像个爱撒娇的小女生。白发苍苍的苏珊娜深沉凝视着她，就像捧着一件上帝创造的杰作，尽管这杰作可称不上漂亮：黑、胖、小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

　　“为什么不收养一个中国孩子？”

　　昨日的昨日。

　　苏珊娜还待字闺阁，她还叫斯丹特的时候，一本《赛金花》、一个韩素音，让她对中国的神秘古老充满了无限憧憬。

　　“也许这就是缘份吧。”苏珊娜俏皮地眨着眼，小姑娘般拿捏着颈上的藏式项链。

　　缘份又让她邂逅了日后的伴侣，汉斯- 施奈德。这个充满诗人气质的男人，一边在维也纳图书馆打工度日，一边在当地作家圈内，尝试着写作。

　　“你知道，光靠写作是无法谋生的。”苏珊娜耸肩摊手。1971年，在奥地利通讯社(APA)作记者的苏珊娜还是与汉斯·施奈德举行婚礼。彼时，两人正值而立，共同的财富：清贫、对文学戏剧的爱好，对中国文化的痴迷。

　　“是尤里斯·伊文思拍的《愚公移山》，使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次中国。”

　　这部饱受争议的纪录片点燃了苏珊娜与汉斯的满腔热情，为此，他们专门在维也纳成立了奥中友协的民间组织。

　　总之，那几年生活还不错，小日子不富裕，“但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

　　只是……没有孩子。

　　出于对一位老者的尊重，没有继续追问他们不育原因。也许正应了她说的那句话，“这就是缘份”。

　　1979年9月15日，苏珊娜和丈夫作为奥中友协的成员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中国。满足了对“新中国”的好奇，对北京天安门、长城故宫、大小胡同的留连忘返。他们的心里又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收养一个中国娃娃。

　　“你看我的个子已经够高了吧，可在奥地利等待收养孤儿的名单起码比我的个儿还高。”

　　正聊着，倏地，苏珊娜就从床边立起，一本正经昂头挺胸，双手在头顶上方比比画画。

　　况且，他们的资产无法达到奥地利政府规定收养孩子的标准。他们的年纪越大，收养的机会就越小。眼看都奔四十的人了，可他们又不想像某些人一样为了收养孤儿，专门去罗马尼亚住个一年半载，寻找那些街头的弃儿。

　　“既然喜欢中国，为什么不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呢？”这个念头如一簌火花照亮了夫妇俩的心头。于是，他们找到了奥中友协代表团团长丽塔-泽热。“她已经在中国生活十年了，又是韩素音的好友，我们想她能帮助我们。”

　　“LIU NING YI”，苏珊娜认真拼读着这个名字。她不会写中文，她反复强调正是丽塔引荐的这个中国人，让他们实现了愿望。

　　为什么想要女孩？

　　“这是我和汉斯商量好的。我们都很推崇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妇女顶上半边天。”苏珊娜笑道。

　　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回家作准备，等候消息。

　　“我们相信会等到这‘半边天’的。”至于等多长时间，不管。至于孩子什么样，不管。“肯定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在为期两年的等待中，他们每天都为这个没见面的孩子而活。他们学习中文，布置房间，揣摩一切孩子的心理，并为此全心祈祷。

　　1981年8月初，苏珊娜终于盼到了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孩子已经找好了。她是一名唐山孤儿，目前寄养在石家庄育红学校，今年五岁了，名叫党育红。

　　“党、育、红”，夫妻俩一遍遍尝试叫着这个名字，这是他们女儿的名字。“8月7日，我才拿到她的相片。上面那个小女孩土土的，小眼睛眨吧着，看样子并不漂亮，我们却心满意足。”

　　“她能活下来就是给你当女儿的”

　　在苏珊娜·施奈德即将出版的自传《竹子家庭》中，记载了如下文字：

　　1981年8月8日，我和翻译陪同一行三人坐上了北京到唐山的火车。手里拎着买给育红的礼物：大头娃娃、小绿青蛙、还有两公斤奶糖。天气炎热无比，窗外，满山遍野的田埂飞逝而过。

　　我无心浏览，心里紧张得就像怀揣着七八只野兔。上帝，我快见到我的女儿了……来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劝我要冷静一点，孩子毕竟五岁了，会有自己的思想了，恐怕她会拒绝我的。

　　可是，火车飞驰，离他们愈近，我的心就愈加快，“见到她的第一句说什么？怎样才能给她一个好印象？”

　　心绪繁乱，大脑一片茫然。

　　火车终于到达唐山。小火车站四周杂草丛生，一个陪同指着前方对我说，“快看，他们就在那儿呢。”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前面大约站了十几个人，而打头的就是那个小女孩。

　　我笑着一步步朝她走近。她的模样渐而清晰。她比照片上好看多了，皮肤微黑，圆圆的小脸蛋，刺目的阳光让她的小眼睛半闭着，白衫红裙使她分外眩目。

　　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身子，向她干巴巴地打了一声招呼：“你好”，那会儿，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她没有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中的礼物，一脸不屑地嘟噜着：“我家里有汽车。”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骄傲的小东西说的是育红学校发给她的玩具小车。

　　一路上，她很明显地抗拒我，拒绝理睬我，拒绝和我牵手，也不喜欢我送给她的礼物。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点焦虑。

　　和育红一起来的老师面色为难地对我说：“育红虽然很小，但她是个鬼灵精。她很喜欢你脖上的项链……”

　　项链？十多双眼睛“哗”地一下全盯着我，我下意识地摸摸了脖上的东西。那是一条银链子，上面的吊坠是两只红色贝壳。它并不值多少钱，但是我的幸运符。

　　我挺不自然地被注视着。心想既然已经拥有一个女儿了，那我就不需要什么幸运符了，只要她能喜欢我就好。

　　为了孩子，我们选择

　　为党育红办理奥地利国籍的手续并不难，难的是她和孩子的交流。“要她喝水，她说不要；要她吃饭，她说不要。她的话我听不懂，她看着我就像打量一个聋子。”

　　“不要、不要、不要”，苏珊娜模仿着党育红当时撅着嘴，受委屈的神情，用中国话大声重复着“不要”。

　　感情在磨合中慢慢建起。到达奥地利的第一天晚上，党育红轻轻踱到她的床头，怯怯拉着她的袖子说，“喂，你起来嘛，我肚子饿了。”

　　就是这一句她勉强听懂的中文，令苏珊娜至今雀跃不已，欣喜若狂。

　　“她倒从没吵过要回中国。但她就是固执，拿了玩具，对你还是不理不睬。”25年过去了，苏珊娜对女儿的评价依然是“固执”。

　　“可能从小和孤儿们生活在一起，她的嗓门也格外大。”

　　有时，她的吵嚷、她的执拗令汉斯气得直跺脚。“没法子。通常他扮红脸，我扮白脸。我俩分工合作啰。”

　　就是这样的日子，对于苏珊娜和汉斯也是幸福的。谁能料到，两人的分工合作仅仅维持了五年。

　　“育红十岁时，汉斯患上了一种顽固的精神疾病。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片支撑着局面。”

　　“谁想会是这样。”苏珊娜一脸黯然。

　　“孩子小时需要根基，大了需要翅膀。”这是奥地利的一句俗语。中国当初放心地将孩子交到他们手里，还有董玉国的那番话。既然无法为党育红提供富裕的生活，至少要让她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吧……

　　那段时间，苏珊娜时常望着毫不知情的党育红失神冥思。对于汉斯，清醒时候，看到自己病态发作后的一片狼藉，痛苦犹如毒蛇咬过心头，其中还夹杂着羞愧与绝望……

　　“他再也不想再给我和孩子带来不幸了。”

　　最终，他们面临的选择唯有一条路：离婚。

　　“即使离婚了，汉斯还是竭力履行着作父亲的职责，每个周末会陪育红度过。”直到最后几年，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得搬到郊外静养。

　　2004年，汉斯去世了。苏珊娜依然让人称呼她是“施奈德夫人”。

　　“我叫育红·施奈德”

　　“我现在叫育红·施奈德。”党育红流利地用德语介绍自己。

　　苏珊娜和汉斯保留她的原名,是为了让她不忘本。五岁前的记忆就像中国话，全部忘却了。能记起的全是“妈妈讲过的”，“党育新、党育红……”这也是十年前的记忆。

　　眼前这个穿着黑色吊带背心，大肥休闲裤，胸前手绘图案的女人。如果没被苏珊娜一家领养去了奥地利，而今，她也许正是某个孩子的妈，满口唐山话，生活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走在人堆里仔细瞅也找不着。

　　“我还没有结婚，不过有个

　　“在奥地利的生活挺平常的。”除了，父母离异让她留过一次级，除了汉斯病逝时，她没能留在他身边，让她格外伤心外。

　　党育红胖胖的圆脸耷拉下来。

　　从服装学校毕业后，她进入当地大学学习了两年中文。没有语言环境，在维也纳学习中文太难了。更重要的是她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她可不想被别人取笑成妈妈的“小宝贝”。

　　“她放弃了学业，也放弃了赚不了钱的缝补衣服的活儿”，嘴上说着“她大了，我无权干涉她的人生”，看得出来，放弃学业，不是党育红的遗憾，却是苏珊娜一桩心病。

　　“固执的姑娘啊。”苏珊娜唠叨不已。

　　“我不觉得啊。”党育红小声辩驳着。

　　(感谢黄文峰先生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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