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医生与假劣医疗器械斗争10年换来信访办道歉

要强的陈晓兰一人将女儿扶养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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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打假，陈晓兰堪称中国医疗界的良心

9年来，为了取证，陈晓兰多次亲身试针

　　我如果输了,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继续用下去。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

　　因为打击假劣医疗器械，她被迫离职，提前退休，“四金”被“强制封存”，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因此自嘲是“医生职业、工人编制、农民待遇”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实习记者 刘 溯 发自上海

　　不了解陈晓兰经历的人，看见她时会有一个错觉，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与世无争的好脾气老妈妈。她穿着家常的碎花衣服，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怀里抱着刚刚五个月大的外孙，耐心地用奶瓶给小人儿喂西瓜水，旁边白色的小狗多多，伸出软乎乎湿答答的舌头，一心一意舔着小娃娃带着咸津津汗水的小脚丫。

　　也许不是错觉。如果没有那么多叫人糟心的医药黑幕，以陈晓兰的年龄和家境，她本该就是一个怡然坐享天伦的、和蔼慈祥的上海外婆。可是一说到那些不负责任的黑心医院，那些不但谋财、而且害命的医疗器械，她的语速就变快了，态度也强硬了，就像刺猬，“噌”一下，刺儿全竖起来。

　　成功打掉“光量子”

　　到2006年7月24日，陈晓兰的医疗打假进入第十个年头，她始终记得1997年的这一天。

　　9年前的那一天，陈晓兰偶然发现她的单位，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正在使用“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以及与之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

　　根据简单的医学常识，陈晓兰知道其中有骗局，她当场暗示那些无辜病人不要接受这种仪器的治疗，结果得罪了领导。

　　第二天一早，院长找陈晓兰兴师问罪，并且说，“这个光量子仪器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发明的，难道人家医学教授还不如你？”

　　陈晓兰是一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她跟父母讲了这件事情。教化学的母亲十分肯定地说，生理盐水充氧后会变成酸性溶液。说着，妈妈给她写出化学反应式。学土木工程的父亲说，氧微溶于水，把氧充入药液是不可能的。她又打电话给老师和一些上海有名望的医生，询问药物是否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

　　就在陈晓兰自己动手做光量子模拟实验的时候，耿直的母亲已经托人帮她打听到了，上海医科大学根本没有陆应石教授这个人！

　　陈晓兰把自己试验的，经“光量子”充氧后生成絮状物的药水带回家。爸爸看后，拍案而起：“病人的血管不是下水道，把这种东西输进去后，让它怎么出来？”妈妈取出试纸，测试一下絮状物的PH值，果然呈弱酸性。早年双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父母跟陈晓兰一样 ，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基因——嫉恶如仇。

　　“光量子”的不良后果出现了，一些接受过10次“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出现了重度感染。在陈晓兰调查的23位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

　　“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临终之前在病床上给我讲的话，她说，‘晓兰，你是医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因为检举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陈晓兰先后两次被迫下岗，父母没有拖她后腿，高龄的父亲甚至去为她买来《孙子兵法》，鼓励她要以退为进、曲线救国。

　　2003年，陈晓兰以“一个有良心的医生”的ID，首次在天涯网站的论坛里露面，她的事迹很快引起了各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时的陈晓兰，已经为“光量子”等无良医疗器械上告奔走了六年了。

　　“光量子在上海是停掉了，但是我发现其他城市其他医院，还在用。是我的一个邻居出的主意，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一个小青年林敏铭，我以前写举报，有的时候会叫他帮忙看看，提提修改意见。结果那天去给他一看，他说，‘哎呀，这么点事情，怎么还没有解决啊？上网上网！’”

　　陈晓兰第一次见识了网络媒介的巨大宣传力量，她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给我起了‘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就有人在后面骂，就你一个有良心？我们都没有良心？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网络老是被黑掉，有时候在网上看东西看得好好的，‘啪’一下子就黑掉了，再打开来一看，文件夹没了。”

　　黑你电脑，种点病毒，这算是暗箭，还有明枪。

　　在陈晓兰第一次举报光量子的广中医院，院方一边通知陈晓兰中止自学，回医院上班；一边背地里组织了四名打手，想将她打昏后送进精神病院。一位有正义感的同事，提前打电话通知她：“你这两天可千万别来医院，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

　　散布陈晓兰精神有问题的又何止是医院，甚至区卫生局的一位局长(后来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捕)在跟她谈话时，特意安排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她进行诊察。陈晓兰气坏了，有一段时间，她每去一处主管单位举报告状，都先给别人看自己以前工作的全勤单——“我那么多年在医院工作，年年考勤是全勤，说我是神经病？你医院能把一个精神病人天天放在理疗科的岗位上班？那么多部医疗机器都由我一个精神病人管，那不是犯罪么？”

　　百折不挠的上访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去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做再一次情况举报，刚整理好铺位，一位陌生男子就敲着她的铺位叫她下车，阻拦她进京上访。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一位她认识的上海地方官员也跑了过来，话语和蔼但态度强硬地“请”她下车跟他回去。

　　“陈医生，回去吧，上海能解决。”他说。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1999年4月，‘光量子’在上海禁用以后，你们没有向国家药监局反映，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对造假用假的机构没有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

　　在一边的乘客和列车员们听明白了，大伙儿本能地站在陈晓兰一边，把那几个身份不明的来人赶下了火车。一直到火车开车，那些人还不甘心地站在月台上威胁：“陈晓兰，你到不了北京！”

　　“我一定能到北京，而且还能到国家药监局！”陈晓兰的犟劲被激上来了，对着窗外嚷。

　　列车驶离上海，滑入夜幕，陈晓兰开始感到恐惧。她打电话把刚才的经过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倪平，并告诉她，自己长期搜集的第一手医疗举报资料分别存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有不测，你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倪平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安徽省“三八红旗手”，一直支持陈晓兰的事业，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接着，陈晓兰又给母亲的老同学王伯伯打电话，如果她回不了上海，请王伯伯帮忙做几件事，并代为照顾她的女儿。她的王伯伯是一位可敬的离休老干部，陈晓兰母亲去世前，就曾向王伯伯‘托孤’，请她代为照顾自己这个耿直多难的女儿晓兰。为了陈晓兰的事情，王伯伯曾多次去找市长，跟市长说：“我用党性担保，陈晓兰是没有私心的。”

　　“那一晚上，手机费打了好几百，王伯伯一会一个电话来，‘晓兰，下车吧，晓兰，下车吧，我答应过你妈妈要照顾好你……’”车子开到济南的时候，陈晓兰决定下车。

　　谁知道，周围乘客的义愤全都开了锅了，乘警对她说，‘陈医生，你现在下车孤身一人也很危险，在我们列车上你是绝对安全的。’周围铺位的旅客也爬起来了，要保护她……

　　到北京的第二天，接了电话越想越不放心的倪平也跑到北京来了，她特意来保护陈晓兰。第三天，当她们要去国家药监局时，发现了一个跟踪者。而她们身带重要证据，万一被劫就无法去药监局举报。最后，她们分头行动，甩掉跟踪者，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那一天正是局长接待日。

　　陈晓兰总结过上访四要素：上访要具备专家的头脑，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魄，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她而言，除了清醒的头脑之外，其他都不具备。可是从1997年7月到2006年7月，陈晓兰自费进京34次，每次都是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去得最多的，就是国家药监局，药监局的官员们，跟她几乎都成熟人了，一见面就招呼，“陈医生，你又来啦？”

　　“我反映的问题老不给解决，我不来行吗？”陈晓兰总是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许多人领教过陈晓兰的厉害，她思维清楚，口齿伶俐，特别是在伪劣医疗器械的原则问题上，她是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的，许多专家、官员，都有过被她当众“噎”得说不出话来的经历。但其实这位刀子嘴的女医生，却是一颗菩萨心肠，老哭。

　　2000年6月22日，经过长达19个月的艰难上访，上海市信访办、卫生局等7个厅局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面道歉，并奖励人民币两万元；同时决定将她调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理疗科当医生，由广中路地段医院补发她两年的工资，并补缴“四金”。

　　一位官员对陈晓兰说，这是上海市信访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道歉。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应该给那些被‘光量子’害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性情倔强的陈晓兰说道。官员尴尬了，一位官员意味深长地对她说，“陈医生，你可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啊。”

　　陈晓兰委屈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她是不珍惜工作机会吗？她就是太珍惜“医生”这个神圣的称谓了。

　　一个人的战争

　　一次国家药监局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当场表示，可以就“光量子”的医疗安全性召开一场专家论证会，专家由药监局和陈医生分头邀请。支持方与反对方人数相等，陈晓兰作为反对方的专家出席。

　　但是,具体执行的官员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三天才通知她。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了这场论证会，陈晓兰把自己关在北京的招待所里苦背医书。

　　“他们那边的专家都是博士，我这里只有我一个，学历还只是大专。到时候论证的时候，数据啊什么都要一口能报上来。”论证会前一晚，陈晓兰越想越伤心，抱着医书又大哭了一场。

　　“跟我合住一个旅馆房间的人奇怪了，说大姐你那么伤心干什么？我说我不能输啊，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继续用下去。我一输，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

　　豆腐心肠的陈晓兰，同时又有着战士百折不挠的刚烈品性，前一天晚上还在招待所里哭鼻子，第二天进会场，一看见对方那么多专家对阵自己一个，伤心、怯场都忘了个精光。“我气死了！我就‘咚！’往那儿一坐！”

　　论证会开始，北京的一位专家开始讲，该医疗器械如何如何好——病人使用之后，气色变好了，饭量也增加了……陈晓兰憋不住了，她对那位专家说：“您刚才说的病人的这些变化，用简单的暗示疗法也都可以做到。我们都是医生，请用医生的语言说话。如果您是中医，请您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变化，多少时间后，血液的浓度、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

　　他并没有因此而忌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一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

　　在讨论光量子时，某官员不准陈晓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晓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溶液中会有化学反应。该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

　　陈晓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

　　“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该官员又说。

　　陈晓兰对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处理态度很不满意，“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的。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那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她思路转得特别快，总是能够马上切中要害。

　　“陈医生，你打这个比方我听不懂。”这位官员瞪着她说。

　　“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她毫不让步。全场寂然。

　　从“医生叛徒”到“打假英雄”

　　陈晓兰说，近十年来，最苦最难，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上海市卫生局建议市委、市政府对陈晓兰“予以训诫”。市药监局的官员则污蔑“陈晓兰里通外国，找外国记者反映情况……”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

　　近两年来陈晓兰的处境好了一些，上海市药监局聘她为市场监督员，2006年2月，还奖励了她一万元奖金。

　　为了打掉那些有着正式注册号的骗人医疗器械,陈晓兰先后打了八次官司，次次都是输。每次医疗器械被叫停了，官司却打不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医疗器械既无立法，也没有“假冒伪劣”之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从头翻到尾，未见“假冒伪劣”一词，判断一种医疗器械合法不合法，依据就是产品有没有“注册号”，而市面上许多大行其道的黑心器械，不管它那注册号是怎么来的，往往还都是注册号齐全的“明路货”。

　　陈晓兰还有个计划，等手头这批黑心医疗器械打完了以后，她要做一个关于用药安全的民意调查，比如：说明书该怎么看？说明书和医嘱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中药可不可以用大输液的方式注入静脉……这一调查数据可以帮助提高中国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医疗安全常识。也可为医学专家作个参考。

　　从“医生叛徒”到“打假英雄”，风向的转变也折射了医疗改革评价体系的改变，主管部门对陈晓兰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陈晓兰被评选为“20个对医疗改革最有贡献的人”。2005年9月5日，国家药监局局长接待日只接待陈晓兰一个人。一位副局长绕过长长的会议桌，走过来跟她握手：“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

　　不久前，宁波市药监局给陈晓兰打来电话，请她去给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开讲座，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陈晓兰又打电话给记者朋友讨主意了，“你们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呀？”记者都说，“好事儿呀！去！”

　　这个不善交际的医生，心性还是孩童般天真。去讲课她很高兴，宁波药监局的同志对她挺好，挺尊敬她，可是她又很苦恼，“怎么老是要吃饭呀？吃饭怎么老是要喝酒呀？喝酒怎么那么多规矩呀？他们都会，就我不会。”

　　她看着别人喝酒都要端着杯子绕桌敬一圈，她又不懂了，偷偷问人，“我是不是也要走一圈呀？”于是也走一圈，陈晓兰不会喝酒，她举着一杯茶。

　　真不像上海女人

　　医疗反黑十年，陈晓兰树了不少敌人，也交到不少朋友，许多友谊，甚至是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论证会上的不少专家，对陈晓兰由不解转为钦佩，不少人会后向她表示，愿意为她提供理论支持。甚至一些医疗主管单位的官员，下班后也会跟陈晓兰一起走，聊些家常。陈晓兰并没有多少私敌，这大概是因为她没有私心。

　　曾经有许多支持她行动的人提出要为她募捐，资助她经费。她全部回绝。她很明白，“一旦拿了钱，即使你把这些钱全部用到正道上，你还是说不清楚，就会有人说你别有所图。我不拿，我就行得正。”

　　所以生活实在拮据了，除了接受亲戚的接济，外面的赞助，她一文不收。亲戚给过她多少钱她都记得很清楚，哪一趟，去哪里举报情况，是姑妈给了多少钱，她一笔一笔地报出来。她是那种别人对她好她就一直记在心里的人。她家曾用过一个保姆，这位来自农村的保姆知道陈晓兰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质朴地比方了一句：“陈医生是在拿石头砸天哪。”她也清楚地记得，这个保姆，是她在海外的弟弟心疼她这个姐姐，出钱帮她请的。

　　她在两度失去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举报黑心医疗器械花去了约10万元钱。为了节省开支，往返于京沪她尽量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她站到济南，脚肿得站不住了，才狠心补了一张上铺，因为便宜几元钱。前后进京快40次了，故宫、长城一次都没去过。刚到北京时，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的普间，后来降为30元的地下室。老板知道了她的故事，还给她打折，只收20元。“其实地下室也不错，挺干净的。”那次是她要找的官员出国了，她等了10天，带的钱越花越少，只好天天啃馒头喝开水，“我想维生素是不能少的，就买黄瓜吃，每天有黄瓜，有包子，营养也就够了。”最后，甚至连3元钱的澡都不洗了。

　　旅馆的老板挺照顾她，老说她，“大姐，你可不像上海女人。”

　　她听了一乐，“北京人能这么说，说一个上海人不像上海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了。”不过旅馆老板大概不知道，以前，她正经是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姐，不但世代书香，家里还有50多位亲属遍布海外。“文革”前，她们家住的是三层的小洋楼，家里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她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子踢。

　　旅馆的老板大概也不会知道，就是十年以前，这个整天啃黄瓜馒头的女人，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生活考究、饮食精细，许多东西都忌口不吃。而他更加无从知晓的是，再往前推十年二十年，这个满面尘灰衣着随意的女人，还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她的相片被上海滩的相馆拿去挂在橱窗里当样子，还有小伙子跟她的女同学嘀咕，“能帮我介绍一下不能？要是能把陈晓兰娶回家，我什么事都不要她做，就把她养在家里光是看看，都美气得很！”

　　已经脱下的白大褂

　　陈晓兰现在不像年轻时那么爱照相了，她强烈反对电视记者摄影记者拍她，她不愿意把这些年来写在脸上的辛酸、疲倦和憔悴，被那么明显地特写、定格、放大。她想，自己是代表正义的呀，正义怎么可以这样狼狈呢？她也不喜欢有些记者，把她的生活描写得那么拮据可怜，说她单亲家庭独自抚养女儿，又没有收入……她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即使是带着女儿，没有再婚，没有收入，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怎么样的活法是活得好，我就怎么样活，不是说一定要有婚姻的就叫过得好。我看看别人家，老婆要做点事情，老公还拦在头里，我这个事，换了别的女人一定做不了，我正好，没人拖我后腿。女儿支持我，我女儿很正直，她说，‘妈妈做的都是对的。’”

　　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也从来没有发愁过，“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差，比下岗工人还是好些，不过比以前，那就差喽！本来要买新房子了，定金都付了，结果发现医院把我的四金扣住了，我没有公积金不能按揭。”

　　她在现在住着的老式住宅楼里比划着，“你看这里，我本来打算放个钢琴的，这个房子，装修完连家具都没买，现在不行了，不像以前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她曾经是一个多么讲究生活质量与生活情趣的人，但是这些享受，在她来说，又不是那么重要。她坐在饭桌旁边翘着小腿悠然说道，现在连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国外的亲戚送的。她不经意露出来的小腿，肌肤异常白皙细致，跟她黎黑疲惫的脸截然不同。

　　她常常念叨已经去世的父母，父母是她品德上的师承，“我妈妈一直想当医生，没当成，就希望我能当个好医生，可是，我这个医生，当得这么窝囊……”她的声音渐渐小了。

　　她一直最爱穿的衣服是白大褂，女儿打小就说，妈妈穿白大褂顶好看。可是，她已经被迫离开了医生的行业，提前退休，“四金”被“强制封存”，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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