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下的新革命

　　不确定性下的新革命

　　不确定性，是第四次婚姻革命的最大特征

　　-顺次：第四次婚姻革命

　　-标志：婚姻的低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时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许多专家一致承认，中国式婚姻正在发生变化，但他们很难对这次变化给出一个统一定义，他们最后不约而同地用到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次变化：不确定性。

　　在婚姻的门槛前，新的一代内心充满犹豫，他们会说一条人人都知道的原因：时代变了；但他们没有说另一条原因：我们也变了。

　　晚婚：教育是

　　越来越多的父母出现在各种万人相亲大会上，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仍然在以一种敷衍的态度应付他们对于婚姻的催促，在城市中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于现在年轻人在30岁仍然未婚，“前两天我们单位有个新来的同事，才25就结婚了，当时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竟然是，怎么这么早婚。”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跃生说。

　　数据的记录和人们的直观印象并不一样，王跃生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并没有明显的延后，平均数仍然在女性22-23岁，男性25岁左右，这个数字之所以显得如此年轻，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功不可没。

　　今天的城市青年很难按照这个数据规划自己的婚姻。“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王跃生说，“这是人口学界的一句名言。”

　　今天，一个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年轻人，如果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太超出常规的话，他应该于22岁结束大学教育，然后正式踏入社会。如果他表现优越，能够迅速找到工作，并迅速找到一个女友，两个人都满怀着要赶紧创造条件结婚的美好愿望，那么，他们大概能够在工作4-5年后凑出一套住房的首付，也就是在大约27岁的时候结婚。如果家里的长辈能够提供物质赞助，他们的结婚年龄还能提前一两年。

　　但事实上，许多人有更多的原因推迟结婚，比如工作的不稳定或者感情的波折都会使他们的结婚年龄推后好几年，而如果没有如此兢兢业业地为自己的结婚大计做准备，一个城市青年很可能就耽搁到30岁以后。

　　城市女性面临的问题更严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回忆说，在大约10年前，她的学生中，女生读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大约在1/4左右，但现在却占到了60%的比例。“现在想考我的博士的女生，我都会问他们有男朋友没有，没有就赶紧先找一个再来念。”

　　个人享受VS简约婚姻

　　中国人的婚姻正在缩小，它所愿意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少。

　　“丁克”家庭的出现被认为是新婚姻革命的一大明显信号，它明显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婚姻的普遍认识——婚姻必须包含生育和养育后代的义务。个人的自我体现在婚姻中被一再地强调，而婚姻的社会化功能却被弱化了。

　　100年前，康有为说：“男女之事，但以徇人情之欢好。”100年后，《中国式离婚》中的刘东北说：“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婚姻期限不应超过三年，好了再续三年，不好拉倒。”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说：“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现代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标准多样、不确定的特点。”中国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歧义状态。婚姻伦理观念上的歧义状态，导致在一些道德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人们的婚姻生活出现了波澜。

　　与道德问题相匹配的是婚姻主角的个性化生活。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被强调，显示出现代社会对个体意愿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时代的进步。但爱情作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本身与家庭所要担负的社会职能从根本上并没有自洽关系。今天的城市青年有更多的理由强调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有独立的工作和交际圈，由于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他们希望在婚后也保持同样的生活习惯。他们不能容忍那种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传统婚姻生活：一旦结婚，两个人就缩进自己的小房子，天天买菜做饭，一天花4个小时以上做家务，有社交活动必须双双出席。

　　一种简约主义开始在新的家庭中流行，家务被尽量精简，外出吃饭和雇佣小时工省下了大量的家务时间。而一项没法节约时间的家庭工作：照看孩子，被慎重的年轻人一再延后。在个人享受主义与婚姻简约主义并行的年代，“丁克”流行看上去不可避免。

　　子女的离去与错位

　　“中国家庭现在已经很难组建起一个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的核心家庭。从高中毕业以后，子女就前往异地求学，然后是异地就业。这种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完全不同。”王跃生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孩子和父母可能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孩子就在这个城市接受教育，然后顶替父亲的工作，他们也许就在父母的居所结婚，然后共同生活很长时间。而今天，这种社会生态已经极为罕见。

　　离开了父母的子女更难在婚姻问题上取得父母的帮助，从住所到帮忙介绍对象，到帮忙抚养下一代，这使他们的婚姻问题更加困难。

　　同时，随着子女的离去，父母与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今天的子女普遍比父母挣得多，而他们的父母因为主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并没有太多积蓄。于是子女成了‘强势代’，而父母成了‘弱势代’，这是以往的中国家庭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局面。”王跃生说。

　　“而在美国，现在60岁左右的父母正是战后黄金一代，他们普遍比较富裕，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在美国，出现了家长拿钱扶助孩子结婚生活的情况。”夏吟兰说，她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赴美考察美国人的婚姻家庭状况。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拿钱为孩子准备结婚。由于独生子女一代尚未完全成长，比起70一代的父母，80一代的父母仍然有优势，于是许多急于看到孩子成婚的父母开始为孩子买房、筹备结婚。”王跃生说。

　　在上海，刚刚出现了所谓80后“抢婚”的新风气，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尚未开始工作，便已开始结婚，结婚的全部行头都由长辈张罗。“你千万别把这种情况看作什么‘婚姻的回归’，”王跃生说，“这是一种新的吃老方式，成家但不立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婚姻观念。”

　　“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盛行给孩子盖房子，长辈为孩子准备新房在90年代后也开始在城市盛行，并在住房商业化后成为长辈的一项沉重负担。”王跃生说，“这成了中国人结婚的一大习惯，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好像就没法结婚了。”

　　看不到的挑战

　　中国人正在面临新的婚姻困境，这不仅仅是一部分新闻所鼓吹的所谓丁克、同性婚姻、或者80后的婚姻困难，这些只是中国婚姻困境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困境存在于社会的根部，因为已经逐渐变成一种常态而使人麻木。

　　日渐变老的父母辈正在面临婚姻困境，许多婚姻方面的专家都特地提到他们，“70岁以上的老人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干涉婚姻自由最多的一代人，只是一般人不知道”。

　　许多老人再婚的目的在于养老，而中国子女普遍对此会进行干预，这一方面是出于财产继承问题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如果是母亲再婚，许多人会觉得没有面子。”夏吟兰说。第三个原因，则是养老的考虑，唯恐增加负担成为许多人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唯恐让子女丢脸的许多老人选择了一种当下流行的方式：同居。他们的子女很少会到他们的住处，因此，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成了老年人的一种实用办法，而许多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老年人所占的人口比重将越来越高，这种情况要维持到现在年富力强的一代人老去为止，因此，在可见的几十年之内，这都是中国人面临的一大婚姻困境。

　　另一个面临婚姻现实困境的广大群体来自城市边缘人农民工，由于在城市缺乏起码的住房条件和子女就学条件，一个农民工的家庭通常分居三处，子女在农村由爷爷辈照看，丈夫和妻子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也很少有人能租得起房子住在一起。这是上亿中国人要维持很长时间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对夫妻关系和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带来极大的隐患。农民工面临的另一种状况是文化的割裂，他们的生活圈子，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村，属于从身份到内心都待定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