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方是什么出身

　　请问，对方是什么出身？

　　当政治成为婚姻的度量衡，婚姻往往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和筹码

　　-顺次：第二次婚姻革命

　　-标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的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这段话，成为许多人的上世纪跨越50～60~70三个年代的记忆。以革命的名义，人们不断地按照要求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革命的翻耕，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在《婚姻法》之外，中国人对于婚姻有了一个新的度量：讲政治。在婚姻登记制度外，又多了一个政治审查制度。

　　不同时代的政治有它自己独特的度量衡，在1953年，如果你家里还有女性没有出去工作，那说明你就是守旧的，不革命的。到了1956年，如果你还有属于私人的生产资料，没有入高级社，那你也是腐朽的、不求进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证明他是革命的，否则，他将失去就业、结婚、居住等基本权利。政治颠覆了《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基本条款，成为人们在某一特殊时期所考虑的第一要素。在今天看来，这是荒诞和不可理解的。

　　“从解放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与政治上的发展相结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强调讲政治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包含着品格，政治和品格是一致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陶春芳说，“因此，当你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人，就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品格也有保障。一个政治先进的人，意味着具有工作上进、品德高尚、热心助人等优良品性，这是组织给你鉴定过的。”

　　但是，随着政治运动日益走向疯狂，这种对婚姻的政治审查日益变味。在政治高度介入生活的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第一页都必须填上“家庭成分”，出身的“高低”成为验证你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这一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失去意义。

　　“文革对于婚姻的摧残，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中，夫妻可能被分为敌对的两派；另一方面是下放劳改中，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单位，很可能被派到不同的地区，人为造成大量夫妻的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的荒废。找对象必须看出身，出身不好的青年终身都受影响。”陶春芳说。

　　你不是我们的同志，就是我们的敌人，当这种敌我关系被引用到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父子至亲之间可能一夜反目成为阶级敌人，政治运动的风潮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彻底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了许多夫妻的反目成仇和家庭破裂。“事实上，婚姻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

　　政治运动对婚姻生活的畸形影响，余音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1978年要求重新修订《婚姻法》的各种提案上，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这是拨乱反正、让中国恢复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的需要。当时间进入80年代，中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来凭吊那逝去的青春、亲情和爱情，一时间“伤痕文学”风行。而仅仅过去20年，但今天的年青一代看起来已经近乎荒诞。

　　1951年的包办事件

　　以革命的名义，8000个上了天山的湘女的人生大事成了共和国的包办事件

　　这是中国婚姻史中隐秘的一页，它未见记载于任何正史之中，仅有的非正式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读起来更像一个民间传说。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20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在地广人稀的边疆，20万驻军的婚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从1949年到1954年，新疆军区以“建设边疆”的口号，从湖南、山东、四川等地征召了4万多名女兵入伍，在征兵的时候，隐瞒了征召女兵的目的。在入伍后，女兵们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从一穷二白中开创出一个能够适宜人的生存环境，还很快面临着组织包办婚姻的难题。

　　军旅作家卢一萍用了5年的时间，走访了上百位健在的湘女，并尽量保持了原叙述者的话语，最终写成《八千湘女上天山》，而对照虚构的作品与真实的人生，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总是充满无奈的波澜不兴。

　　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在过去，我们总是听说，她们怀着建设新疆的热情来到这边土地，扎根新疆，奉献了一生。但是关于女兵的历史，在新疆军区的史志上没有记载，在我所搜集到的师、团史志中，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这样一句话的记载。关于招收湘女到新疆的目的，没有任何记录。”卢一萍说。

　　关于湘女的这段经历，从90年代初期就偶尔有作品涉及，但关于他们的感情婚姻经历被回避了，似乎这是历史“难为情”的一章。

　　而在当时，这是部队里的热门话题，各兵团首长在谈话时，都要谈到积极解决战士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

　　当时的新疆20万驻军，除了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外，其他干部和战士，除了个别在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而且年龄已经到了20多将近30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年龄了。

　　为了“批量”地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军区司令王震于1950年初秋，亲自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没有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

　　除此之外，王震还向陈毅伸手要了战争时期留下来的2000人女兵队伍，并指示到山东老区去征兵，把一些战争时期失去丈夫的寡妇也征召入伍。除此之外，还在上海征召了900多名改造过的妓女入伍。

　　幸与不幸，人生的吊诡

　　在进入部队后，女兵们开始了解到部分真相，经过一番无奈的挣扎后，纷纷服从了组织安排的婚姻。虽然也有少部分性格刚烈的女兵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终身伴侣，但后来卢一萍走访时，却发现“那些当时突破层层阻力，自由选择爱人的，一生反而比较坎坷，老时

　　“那些能够顶住压力自主选择丈夫的，普遍自身文化程度比较高，她们所选择的伴侣，多数都是年轻而且富有才华的。在随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他们的才华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他们很少有人能够逃避政治风暴，一生坎坷多磨，子女教育也被耽搁了。”卢一萍说，“反而是那些服从了组织包办婚姻的湘女，一生比较顺利，老年时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因为组织当时为她们选择的主要是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出身根正苗红，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能更好地保护家人。”

　　但无论结局如何，老人们对她们的婚姻经历，对所谓的政治包办，对于这段历史，始终带着强烈的否定态度。在这段隐没的历史里，有许多人希望能够有人真实地记录关于她们的一切，但也有人选择了沉默。卢一萍曾经辗转4000公里，去拜访一位女兵，但几经周转终于见到老人后，老人却突然拒绝了采访。卢一萍表示深切理解，对于她来说，回首往事是一件很难承受的事情，就连他自己，在倾听了上百次别人的坎坷经历后，也深感人生的沉痛不堪其负。“我的书出来后，她们普遍很感激，因为有人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了下来。”卢一萍说。

　　流为传说

　　当年的女兵今天普遍已经到了70岁以上，分散在新疆以及她们老家各地，由于结婚时就有年龄差异，许多人的老伴已经去世，而当时的决策者也普遍不在了，这也许是人们能够直面历史的原因。卢一萍很庆幸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机遇，如果再过几年，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记忆准确度将会使他们的回忆大打折扣。

　　“我们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情绪，在若干年后再回忆某段历史，就不再肯认真面对，而总是带着一种轻松调笑的语气，过去就过去了呗，这种不入正史的历史就这样慢慢湮灭。就像当时的女兵见到了负责征兵的熊晃，也只是半带开玩笑地责备，并不打算去追究他的责任。”卢一萍说。

　　在卢一萍看来，这样的作品如果能让新闻记者或者历史研究者来完成应该更好，因为他毕竟是一名作家，而作家在写东西时，总难免带上自己的情感。令他感到不安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学者把这段历史当作一个题目来进行研究，“难道这一类的历史，就只能以传说的形式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