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回忆长征：撤出苏区号召建设新根据地

刘家祁重新穿上当年的军装。虽然他已93岁高龄，说起当年长征仍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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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红军刘家祁回忆长征，称当时不叫“放弃”苏区，而是要去建立新根据地

　　当时，我们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还不知道什么是长征。1934年10月初，一个晴天的中午，党校召开大会，中央学员和干部都一起参加，会上跟我们把中央的行动作了通报，动员大家打到后方去，建设新苏区。

　　■人物简介

　　刘家祁

　　93岁，1913年9月1日出生于佃农家庭，瑞金黄柏上椴村人。他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1月长征时在湘江战役中负伤。1937年3月，他到瑞金县汀瑞县委黄柏地下区委工作，任区委书记，1949年9月到瑞金县公安局工作，任侦查组长，1975年离休。

　　■长征揭秘

　　红军转移时并未叫“长征”

　　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在今年1月出版的《长征行》一书中写道：最初并没有“长征”这一提法，叫得多的是“转移”。

　　据介绍，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要求红军在强敌面前“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到外线去作战”。

　　据党史学家考证，最早把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称为“长征”的，是红军1935年5月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再一次提到了“长征”一词。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从此，“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词汇。

　　据新华社

　　刘家祁是瑞金市3位仍健在的老红军之一。因为头脑相对清楚、身体较好，老人“社交频繁”，经常出席一些与长征有关的活动。在家里简朴的堂屋里，高挂着惟一的装饰———4张伟人的大幅头像。

　　正在党校学习被动员撤出苏区

　　刘家祁（以下简称“刘”）：我十三四岁参加游击队，那时刚到一支步枪高。1929年，我当时16岁，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定都瑞金，我就加入了红军。

　　新京报：红军开始长征时，是不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

　　刘：当时，我们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还不知道什么是“长征”。1934年10月初，一个晴天的中午，党校召开大会，中央学员和干部都一起参加，会上跟我们把中央的行动作了通报，动员大家“打到后方去，建设新苏区”。

　　新京报：大家都了解当时的形势吗？

　　刘：都知道！当时我们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一带打阵地战，打得很厉害。那时候李德任军事指挥，讲究“寸土必争”，我们的口号就叫“打硬战，碉堡对碉堡”。

　　新京报：碉堡对碉堡？

　　刘：这是李德盲目指挥，不从实际出发！他这样打，违反了毛主席的战略：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我们学员听传闻、看报纸，都知道当时形势很紧张，听说队伍要撤出中央苏区，建立新根据地。

　　新京报：那听说要撤出中央苏区，大家反应如何？

　　刘：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啊。我记得那天，有1000多人在一起开会，中央总书记博古讲的话。他瘦瘦的、很高，戴一副眼镜。他没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当时不叫“放弃”中央苏区，而是说留下一部分人巩固中央苏区，其他人要去建立新根据地。

　　湘江战役失利流落老乡家养伤

　　新京报：长征出发时，你在哪个军团？

　　刘：我在红九军团，罗炳辉是军团长。我们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有20多个同学都到九军团了。我是在九军团第三师，一共5个同学在这个师。

　　我记得我们是10月3、4号的上午，从云石山马道口出发的。那个时间，从长汀、宁化都有部队出发，中央当时有两个纵队，整体上是一三军团打前卫，五九军团打后卫。

　　走得很急，我只带了衣服、被单、盐炒的豆子、干粮。大家还领了驳壳枪。出发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我们三五年就能回来。

　　新京报：行军过程中，经常遭到

　　刘：追得很厉害。最要命的就是飞机很多，每天在头顶上来来去去盘旋。我们的装备很差的，很多人连枪也没有，所以白天不能走，晚上拿着火把赶路。就这样，有时最多一天走100里，平常走50、60里。

　　新京报：据说你因为负伤和队伍失散了？

　　刘：对。我们当时还没到湘江边上，就遇到湘、粤军阀。湘江战役失利后，有一天下午，我们二三百人在湖南宜章县一个村子外开会。忽然有几架敌人的飞机来了，向我们投了好多炸弹，我的右腿被炸伤了，弹片嵌进骨头，当时就晕过去了。

　　等我再醒来，就是两个战友用担架抬着我走的。但这么重的伤，不可能一路抬着，所以到了蓝山县田心铺，他们给了我7块银圆，把我放在了当地一个老乡周老头家里。

　　被敌兵发现后隐姓埋名学裁缝

　　新京报：后来就住下养伤了？

　　刘：我刚到周老头家里大概两个小时，就有四五个国民党兵冲进家里，要杀我。周老头就跪下求他们，说，“你们不要杀他！不要在我家里杀人！”后来，那些人抢走了我身上的文件、被单，能抢的全都抢走了。后来听说国民党追红军，追了3天3夜。

　　新京报：被敌人发现后，你还能待在老乡家吗？

　　刘：被国民党吓了这一次，周老头就不敢让我在家里住了。他和另外一个老乡把我抬到村后的山上，自己每天上山一趟，送红薯给我吃。他还从山上找来些草药，给我涂在伤口上，但效果不明显，一个多月了伤也没好。其实，老乡对我很好，他们自身也难保，饭也没的吃，还要管我。

　　新京报：你一个人在山上怎么过啊？

　　刘：那段过得很苦。山上有狼、有虎。可是当时死都不怕了，也就不怕这些动物了。开始伤很重，不能动，只能等着周老头送饭给我。他养了一只黄狗，每次看见黄狗，或者听见它叫，我就大声叫“周伯伯！周伯伯！”让他知道我还活着，他就送红薯给我。

　　新京报：伤好了之后呢？

　　刘：后来稍微好了点，好久也没听见枪响，估计敌人都走了，我就爬了一个下午，从山上爬回周老头家里。周老头家没钱，小孩又多，穷得自家人也没饭吃。我就拄着个棍儿，在村里挨家挨户讨饭吃。

　　新京报：有没有试着追上大队伍？

　　刘：我在村里讨饭的时候，听说还有几十个伤员留在这个村里，可是后来一个也没见，可能他们都牺牲了。那时候，我已经没法追上大队伍了，不知道队伍开到哪里去了。

　　新京报：那怎么办啊？

　　刘：追不上队伍，又担心被国民党发现，我就想先在那个村子里住下。我伤好以后，就跟一个姓钟的学裁缝手艺。他很喜欢我，给我治好伤，我就给他当了干儿子，但没告诉他我的真名，我说我姓肖。

　　做衣服挣路费返家乡继续革命

　　新京报：据说你后来又回到瑞金继续革命了？

　　刘：我是1937年回到瑞金的。在钟家，我待了两年多。后来，听说西安事变了，毛主席让

　　新京报：回家后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刘：好多人不在了。我家是黄柏乡上椴村的，当年村里总共1000多人，有几百个都去当红军了，差不多年轻男的都去了，好些女的也参军。但一直到解放，村里也没几个人回来，是不是死了，都不知道。

　　我自己家就是40多岁的母亲和我老婆在家。

　　新京报：当时瑞金的形势如何？

　　刘：瑞金有游击队。项英、陈毅当领导，一直坚持斗争。

　　新京报：你做什么工作？

　　刘：回来后，我组建了黄柏地下区委，发展党员，开展游击斗争，继续闹革命。后来改编，进了新四军。

　　新京报：现在生活还好吧？

　　刘：很好哇！我一个月拿两千多块钱，很多。就是身体不太好了（他脱下袜子，脚背上还有当年受伤留下的疤痕）。

　　新京报：会跟儿孙们讲长征的故事吗？

　　刘：现在我重孙子都有啦。我跟他们讲，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讲战友的故事，不讲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孩子们会说我吹牛（笑）。

　　新京报：回想起来，你觉得长征路上最艰苦的是什么？

　　刘：最苦的是没有粮食吃，在红军来之前，国民党都跟当地老百姓宣传说，红军杀人放火，所以老百姓不了解情况，就把粮食什么的，都藏到山上去了，红军拿着钱也买不到吃的。

　　艰苦啊！红军不艰苦怎么叫长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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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本报记者相丽丽

　　摄影：本报记者韩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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