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性艾中心主任: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在增加

　　“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在增加”

　　———访国家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博士

　　□本报记者李虎军

　　最近几年，中国平均每年有7万新发的艾滋病感染者，其中49.8％通过性途径传播，通过吸毒传播的几乎占了另一半，48.6％。从每天报告上来的数字来看，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在增加，这种趋势很明显。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率如果增加到4％，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但就意味着会有5200万新感染者，比目前全球感染者的总数还要多。”

　　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43岁的国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向与会代表描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但他同时说，从SARS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的中国政府不愿看到这种噩梦的发生。

　　多伦多当地时间8月17日下午，本报记者对吴尊友博士进行了专访。

　　记者：请问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目前哪些地区是艾滋病防控的重点？

　　吴尊友：在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灾区，新发生感染的已经很少，发现的大多是原来卖血感染以后没有参加检测的。虽然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筛查，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愿参加筛查。2004年筛查结束以后，2005年河南又有好几千人通过自愿咨询检测查出来，今年还有没查出来的。人家指责我们搞强制检测，实际上不是，还是一种自愿检测。

　　这些地方如果有新发生的感染，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卖血感染以后通过夫妻性关系传播给配偶。由于他们没有参加以前的筛查，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就传播了。如果参加了筛查，我们掌握情况以后，防治措施传递上去，安全套就补上去了。像河南有1.2万对夫妇，一方阴性，一方阳性。预防夫妻间传播我们都要落实责任制，比如你是医生，村庄里面有10户这样的家庭，你就要保证这10户安全套到位。

　　还有一种情况是孕产妇生孩子。如果什么措施都不采取，100个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当中大概有30个人生出的小孩会感染。现在对于孕产妇已经有抗病毒治疗的药物，生出孩子感染的机会就降到5％、10％了，就是说90％的可能生下还是健康的孩子。在这些地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新的传播，而是怎么把艾滋病的治疗落实到位，让他们能够吃上药，而且能够按照要求吃药。

　　记者：你指的这些地方主要是指哪里？

　　吴尊友：河南、安徽、湖北、山西。

　　对于新发生的艾滋病感染，主要在吸毒严重的地方。这些地方艾滋病还是在流行，我们做了一个估计，最近几年中国平均每年有7万新发的艾滋病感染者。这当中49.8％通过性途径传播，第一类通过夫妻性关系传播给配偶，第二类是商业性性活动造成的传播，第三类是男男性行为，包括同性恋，还有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男男性行为。比如在监狱里面发生的，还有一些(男性)民工出来以后，长期居住在一起，性生活得不到满足，又没有钱去找“小姐”，他们就自己满足自己。

　　通过吸毒传播的几乎占了另一半，48.6％。这些主要发生在吸毒严重的地方，像云南、新疆、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这部分工作非常重要，控制吸毒人群感染，保护的不仅是吸毒人群，保护的还是他们所生活的社区，还有整个社会。像我们1989年在云南发生的那一小片(感染)，现在中国发生的所有艾滋病感染都来源于那个地方，那是源头。在那个地方，艾滋病已经传播到一般人群，感染率已经达到2％了。

　　在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吸毒人群感染比较多。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5年以后，10年以后就会慢慢向一般人群扩散。为什么呢？相当一部分吸毒者性乱行为比正常人更乱。男的也比较乱，女的更是这样，很多吸毒的卖淫啊。这样就把艾滋病毒从吸毒人群带到卖淫人群，变成了放大器。一个感染的卖淫妇女就算每个月有30个嫖客，假设感染其中1／3吧，一年下来就会感染120个。嫖客回家以后，又会感染自己的老婆，感染家庭妇女。这个放大器的作用对整个社会蔓延非常严重。这和卖血不一样。卖血感染传染给配偶以后，他们基本上是单一的性关系，传播链就中止了。通过卖淫呢，会向整个社会扩散。所以这方面难度比较大，也是工作重点中的重点。

　　记者：前几年就有学者预测性途径会成为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渠道，这方面的趋势明显吗？

　　吴尊友：这种趋势很明显。从我们每天报告上来的数字来看，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在增加。

　　记者：关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曾经有各种各样的估算和猜测，现在掌握的情况是怎样呢？

　　吴尊友：为什么以前会有那么高的数字出来呢？河南上蔡是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当时地方政府顾虑很大，不愿意去查。流行严重的地方呢，自然而然浮出水面，媒体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朝流行严重的地方去了。然后(有人)用上蔡推算河南全省，但河南不都是上蔡，上蔡只是个别的呀。如果用河南、云南的数字推算全国，也肯定就高估了嘛。实际情况呢，2004年我们做了筛查。河南查了28万献血人员，结果查出来才2.3万(感染者)。

　　全国查完以后呢，我们也担心，是不是搞错了，怎么数字这么低呢，怎么和媒体报道的差那么多啊？我们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下，由中国和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起来设计，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研究，来准确描述人群感染率。我们在山西查了，查出的感染率只有1.3％。也就是说，1000个卖血的只有13个感染。这个数字不是指非法采血，是指整个人群里面采血。

　　当时非法采血的为什么这么高？假如查了100个人，有70个人感染，感染率70％，这个数据是对的，但也有问题。由于非法采血点的献血员到处跑，哪个地方卖血都去，跑的地方越多，遭到污染和感染的机会越多。像1997年我们在山西发现那个黑窝点，70％都感染了。用窝点来推算所有献血源，肯定就高估了嘛。

　　所以我们科学研究和国家筛查的数字吻合，这样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高。现在中国一共有65万感染者。

　　记者：以前有学者常说中国抗艾战争情况不明，现在65万这个数字是不是比较肯定了？

　　吴尊友：对，我们现在摸清了底细。65万是最接近实际、最科学的数据了。

　　记者：这次艾滋病大会上还有人在引用其他的数据来源，比如引用河南民间抗艾人士高耀洁医生的估计，仅河南一省的感染者可能就超过100万。

　　吴尊友：很多新闻媒体引用数据时，只要有人说了，不管是否可靠都去引用。高耀洁说100万，比如《记者》做了报道，另一家新闻媒体就会报道，《记者》说中国河南有100万。这些数字都不是科学计算来的，很多都是道听途说，个人的一种判断。

　　记者：您和同事两个月前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针对具有高危行为的特定人群开展大规模艾滋病检测，取代原来自愿咨询检测的做法。那篇文章本身也提到，国际上对此存在争议。听说参加检测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证，那他们的隐私怎么得到保护？

　　吴尊友：你有选择，可以选择来不来做检测，也可以选择用不用真名。你出示身份证，国家保证给你所有的政策保障，你可以得到国家免费的治疗，每个月可以拿到200元的生活保障；你不出示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你不拿身份证，你造假、骗国家的钱怎么办。

　　我们现在主动去向有可能做检测的人提供服务，将服务送到你的村庄来，问你要不要进行检测。以前的被动检测呢，我等在一个地方，你要检测你就过来。2003年以前，十几年累计(发现)的8万多感染者当中，我们找不到多少人。而2003年到2004年，开展“四免一关怀”以后新发现的8万多感染者中，70％我们都能找到。以前的检测强调匿名，保护隐私和权利。但我们在保护他们隐私和权利的同时，又失去了保护他们的权利。为什么呢？我只知道你阳性，不知道你是谁啊，没办法给你提供治疗，提供服务啊。

　　记者：请问中国感染者里面需要治疗的人有多少，其中有多少得到治疗？很多感染者抱怨目前他们可以获得的药物太少。

　　吴尊友：在卖血感染的地方，需要治疗的90％以上已经得到治疗。还有10％呢，流动到外面打工去了，还有个别的承受不了副反应就退出了。

　　在吸毒的地方，治疗的比例比较低一些，因为吸毒人员生活不稳定。所以我们想利用美沙酮(替代治疗海洛因成瘾)的平台，将参加美沙酮治疗和抗病毒治疗结合起来。现在只有2000多吸毒者得到抗病毒治疗，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增加吸毒人员接受治疗的人数。

　　另外，目前国内的一线艾滋病治疗药物只有7种，毒副作用比较大，有些病人不能耐受，还有差不多20％的病人已经产生耐药。对于产生耐药的病人，需要更换二线药，二线药呢都有专利保护，我们现在正和有关药厂商谈，希望降低价格。如果二线药物用上去，治疗价格一下从每年3000元增加到每年1万到1.5万。由于感染人数很多，经费的增加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记者：您今天在大会上介绍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中国每年在艾滋病防治的投入已经达到约20亿元人民币。您还提到，财政部表示，只要是实实在在的需求，经费方面没有限制。那请问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钱是不是已经不是最大问题？

　　吴尊友：过去五年中，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有政策障碍已经打开。在领导层面，特别是高层领导，认识问题解决了。在一些防治工作中完成了试点，形成了国家的指南。接下来的第二个五年防治计划就是要全面落实国家的防治措施，目标是到2010年不超过150万感染者。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落实措施的进度、力度以及实效。从中央到基层那么远，不说别的，假如从中央财政部给广东省1000万元，从省里，再转到县，这个过程就要花好几个月时间呀。比如防治措施，我让你找“小姐”，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找啊，找到以后心里还蹦蹦跳呢，所以我要给你培训，告诉你她们在什么地方，要用什么语言和她们交流，这些都需要时间啊。

　　吴尊友在第1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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