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熊培云

　　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

　　失踪8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的身份日前得到正式确认。奥地利警方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10岁

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8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显然，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

　　显然，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6位银行职员当人质。6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B，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C，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D，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8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沃尔夫冈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地下室里的乌托邦

　　绑架者沃尔夫冈在1998年将娜塔莎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对她进行了长达8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6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沃尔夫冈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ArturoRipstein)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Castillodelapureza，El)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然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所谓“贞洁城堡”正是建立在对他人权利彻头彻尾的剥夺的污泥浊水之上。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人们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放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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