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洋的百年循环

　　留洋的百年循环

　　中国官员留洋百年以来，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原因在于日益由学习技术代替了学习制度

　　★ 文／秋风

　　从现代化的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因而，中国理应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先进者所积累的现成的知识。所以，留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官员出洋进修、培训、考察，对于政府变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变革始于学习

　　最早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中国人雇佣外国人、进口外国的机器，以获取知识。清军在中日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考察项目应当是五大臣考察国外宪政。次年回国后，五大臣之一载泽恳请太后、皇上“宣布立宪”，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宣布立宪明诏，不可以程度不到为之阻挠也”。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也许，五大臣是近代以来惟一一个为立宪作准备的考察团。这之后的大量法律及具体宪政制度设计方案，都是相关部门官员到国外、尤其是日本考察学习后制定出来。

　　此后的官员考察团或进修班，也都与国家治理有密切关系，不过，随着国内现代制度逐渐建立，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之外，也学习了强化国家权力的技术。到40年代，抗日战争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大量进入政府，政府不少官员也接受美国人的培训，那个时期制定的法典，无不受此影响。

　　学习为何走入怪圈

　　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个官员出国学习热潮，这一次是东风压倒西风，学习的对象变成了苏联。大量官员到那里接受意识形态训练，接受制定经济计划、管理经济的培训，后者对中国建立其重工业体系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由于取消了私人财产权和价格机制，从理论上说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但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却运转了几十年。秘密在于，这些国家可以获得现成的组织经济活动的知识：苏联当年雇佣的是来自西方的专家，中国则从苏联那里获得知识，从而实现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就像已故的杨小凯教授所说的，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了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工厂管理、泰勒制(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等在西方市场体制中发展出来的工厂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到苏联、东欧接受过培训、进行过考察的官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多半是政府官员从苏联、东欧学习而来的。

　　随着与苏联关系恶化，获得知识的这一东方管道被切断，70年代末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此不无关系。重新得到获取知识的源泉，恐怕是此后逐渐对西方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出国学习的大多是技术官员，后来增加了一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西方熟悉了市场与法治制度。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出洋学习，这些地方官员主要是学习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技术。

　　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政府官员一直在进修、考察，学习国外的技术知识、法律、行政管理技术，甚至也曾经学习过国外基本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没有多少连续性，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否定上一轮所学到的知识。

　　因而，官员们学习了整整一个世纪了，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甚至还没有回到晚清那个起点。

　　实际上，随着时间演变，政府官员们出国学习的内容愈来愈趋向技术化，学习活动似乎已进入杨小凯教授所说的“后发劣势”陷阱：以技术方面的学习替代制度方面的学习。但学习的内容越是技术化，越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管理的细节跟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民情直接相关。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员甚至有意排斥制度的学习。比如，仇和在美国进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目前不适合法治，于是，他在安徽宿迁的治理就带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

　　或许可以说，官员出国学习的边际收益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有时甚至可能对制度变革产生负效应。纳税人能否容忍自己的税款被这样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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