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虎：何时能做成龙头老大呢

　　1980、1990年代起家的温州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像我苦出来的，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另一种是靠原始积累，在每一行快捞就走，有了本钱，到环境不允许了，再洗白，干干净净做生意。”

　　-本刊记者 水木 发自温州

　　回忆起早年能回到老家、不再饿肚皮的日子，温州老板周大虎一掐算年头，已经是三十年前了。那些屈辱的日子，为生存挣扎的光景，屈死的人，时代大河里的沉沉浮浮，让这个不擅言辞、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

　　这位“虎牌”打火机的创始人，在2003年中国打火机与欧盟的反倾销官司中，牵头中国的打火机企业，打赢了中国加入WTO后民间反倾销第一场国际官司。一时，声名鹊起。

　　开阔华丽的办公室，正中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猛虎图，一张色彩斑斓的虎皮铺在沙发上，昭示着主人的财力和身份已今非昔比。抹不平的是脸上的皱纹，这是早年奔波劳苦的印痕。

　　九年“黑户”

　　和温州大多数出身草根的老板不同。周大虎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家境好，是老师、同学看重的模范学生，13岁之前的生活充满着阳光。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一夜间，一切都改变了。戴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饱尝人情冷暖。

　　初中毕业后，周大虎插队到温州的一个偏远山区，“地里的活都干过”。生产队里只有米，知青买菜买衣服、生活用品，都得靠家里支持。父亲被送去劳改，全家都靠母亲一份工作养活。好强的周大虎怎么也不愿向家里要钱。农村里活不下去，他就跑了出来，开始跟着熟人到外地打工。

　　跑过西安、江西、湖北，跟着包工头接活干，做锅炉，装管道。“一个月能赚上几十块钱，那时一个普通的国家单位职工工资是18块”。周大虎省吃俭用，积攒了几个月的钱，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时买粮食需要粮票，在黑市也买不到粮食，有一个星期，周大虎曾全部用柿子充饥。

　　在外流浪的日子，什么苦都吃过，但周大虎就是不愿回温州——右派的儿子，一个没工作没户口的人，他不愿看到别人的白眼。“在26岁前，我从来没谈过恋爱。因为一谈恋爱，对方父母就会调查你的家庭背景，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久，包工队队长被抓回温州，以黑包工头的罪名给枪毙了。周大虎则被遣返回乡，在西安收容所里足足关了一个月。生了一身虱子，途经上海，夜宿亲戚家，他把姑妈全家都传染了。

　　回想当年带他干活的老乡，周大虎心里无限感慨：“如果活到今天，他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也是什么劳模了。”

　　七十年代末，政治气候开始回暖。周大虎的父亲平反，又成了革命干部了。当了9年黑民后，周大虎回到温州，顶替母亲进了温州邮电局，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两套绿色的邮电工作服，周大虎白天穿旧的一套，下班后换上新的，足足穿了一年。“舍不得换下，我高兴啊。我就想和别人说，我周大虎有工作了，不是黑户了，和你们是同等的人了”。

　　这一年是1976年。

　　他卖力地工作着，处处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要证明给别人看“我周大虎不是个一般的人”。就是干扛邮包这样的活，他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

　　到1990年，周大虎已经是温州邮电局的一个中层干部、公认的能人，爱人在工厂里上班。双职工，一个独生子，一家三口住着单位分的60多平方的新房，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下海当老板

　　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作为一次性补偿，能领到5000元的安置费。为给妻子找份事干，周大虎在家里办起一个装配打火机的作坊，招收了三五名工人。当时，周大虎业余时间帮妻子跑加工、销售。慢慢地，他开始对打火机市场有了了解。当时，国际上的打火机主要是在日本生产，市场价是300元~500元一只，温州本地生产的，只要十几元，价格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我当时觉得，这个行业前景很好，我周大虎的机会终于来了。”办家庭工厂的第二年，周大虎决心下海。

　　从来没听说什么“品牌”，也没读过几本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周大虎，朦朦胧胧地觉得要做出自己产品的口碑。1991年注册的“大虎”牌，成为温州民营企业最早的注册商标之一。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木板”，温州方言里常常有对小老板的戏谑。1992年，周大虎租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破旧厂房，招了百来个工人，每天开工十七八个小时。老婆、孩子跟着他从刚

　　到1993年，温州的打火机卖疯了，几乎每家工厂外，都有老外拿着现金要货。短短几个月时间，打火机厂家由几十家到三千家。当时，很多温州老板动了快捞一把的主意，粗制滥造，甚至箱子里放上砖头就让老外提货走。

　　做事认真的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户，坚持要做好产品，结果上游供应商停止供货。跟着老板赚不到钱，除几个骨干外，100多个工人跑个精光。濒临破产的处境中，周大虎一下子老了十来岁。当了几年的司机都没出过车祸，开着摩托车一周连着出了三起事故。“交警过来要没收我的驾驶证，一看记录，‘前天的车祸还没处理完，你又撞上人了。’”

　　不愿服输，也没有退路，“赚不到钱的时候，每天还在烧钱”。半年后，终于有了转机。被温州的伪劣产品坑苦之后，国外进货商渐渐地认准了这只“老虎”。大虎打火机厂成为温州市首家质量免检企业。很快，有一家美国公司专程跑到温州，要和周大虎联合生产打火机。

　　“诱惑很多啊。当时很多温州厂家想和我挂钩，他们生产打火机，贴我们的‘虎’牌卖给老外。他们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一般老外可以骗上三四个月。而每只打火机我们可以赚1到2元，一个月就可以赚几百万，几个月下来，就是上千万元。”

　　回想起同时代发家的温州老板们，周大虎把他们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像我苦出来的，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另一种是靠原始积累，在每一行快捞就走，有了本钱，到环境不允许了，再洗白，干干净净做生意。”

　　“90年代初，这样的发财机会真是很多啊。现在想想，这样的做法也很有道理，那时民营小企业根本贷不到款，没有基础怎么去创业？等有几千万、一个亿，再投资其他行业，是肯定能成功的。”

　　抵制诱惑，让周大虎有了道德优越感，又为自己确实错过了不可能再有的机会而惋惜。他为自己的总结感到有几分得意，立马起身拿笔记本，第二天他要到温州大学做讲座，“可以到课堂里讲给学生听”。

　　“什么时候能做成世界的龙头老大呢？我常常跟我儿子说，我这一代做不成功，就你去做，你成功不了，就让你的下一代做。”

　　培养第二代

　　从最初联系到采访伊始，周大虎的独生儿子始终陪伴左右。相比黑瘦精干的老爸，被员工私下唤作“小老板”的周小虎白白胖胖，温和踏实，头发被摩丝打理得根根竖起。他现在的身份是董事长助理，和他父亲一样不善言辞。

　　把儿子培养成接班人，是周大虎现在最重的任务。两年前他把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周小虎。“我常常跟他说，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原始积累，我已替你完成。你只能做得比我好。”

　　从儿子进大学开始，周大虎就为他精心设计道路。1999年，周小虎高中毕业进入宁波大学读商务管理。2001年毕业后，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从本科开始。

　　根据父子两人的约定，留学第一年，周小虎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打工赚取社会经验。父子俩都认为，掌握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比获得好的学习成绩更重要。

　　在国外，周小虎干过好几份工作，在餐馆送过外卖、洗过车、还卖过“虎牌”打火机。洗车时，他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报酬是每小时6元加币。有段时间，他把每周的三个休息日全用来洗车。卖打火机是替“虎牌”打火机的加拿大总代理商工作，他摆过地摊，做过上门推销，也做过批发。为了锻炼儿子的能力，周大虎还特意叮嘱代理商，“不要给他任何特别照顾。”

　　2004年6月，周小虎留学回来，进公司开始接受老爸安排的三阶段培训课程。先进车间，在各个不同车间熟悉生产流程、产品质量要求以及了解产品研发。第二阶段，进行政办公室锻炼，第三阶段在销售部。如今，每当周大虎到外面开会或者谈生意、出席重要的场合，都会带上儿子，让他学着接触、应酬，拓展各方面的人脉。

　　在公司里，周大虎对儿子还有别的要求——要和员工打成一片。从进公司到现在，“小老板”一直在食堂吃员工餐，而大老板在专门的小餐厅；最初半年，周大虎不给儿子派车，也不让他搭乘自己的

　　“富不过三代”，周大虎的忧患意识很强烈。他觉得，相比自己，儿子念过大学、留过洋、会洋文、会电脑，基础都比自己强得多，但是吃苦精神就差远了。儿子性格、人品都还不错，但是商场如战场，充满尔虞我诈，“他还差一个精明的头脑”。

　　他确实有几分担心，“我也希望，早点把公司交给他，自己也好轻松轻松”。但现在，肯定还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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