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笼罩心理测量

　　庸俗笼罩心理测量

　　“全身都痒者，渴望爱情；背部痒者，需要一个亲密伴侣；手臂痒者，对象一定是你的亲密朋友；头痒者，急着要结婚。”

　　面对这样的所谓“心理测量”，人们难免要问：是不是皮肤病患者的爱情最丰富呢？

　　撰稿／陈统奎(记者)

　　这是一场早已平息的风波，但时至今日，不少当事人和旁观者依然记忆犹新，甚至痛心疾首。

　　11年前，上海某报刊载了两名学者对全市3055名小学教师的心理测量结果，称沪上48%的小学教师有心理障碍，“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和恐怖是当前小学教师中最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惊人的数据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的普遍质疑，舆论顿时哗然，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惊动了国家教育管理部门。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场风波只是两个非心理测量专业的学者，用一个心理测量量表，得出了一个非专业结论而已。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介城先生回忆说，这个心理测量漏洞百出，是“心理测量的滥用”，“如果有一位心理测量专业人士参与，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说，主持这一测量的一位学者是他的大学同学，当时他就直率地劝告这位同窗：“你不能凭一项测试就给一群人下结论。”

　　然而，一旦公众迷失于学者的“权威”，就会产生种种疑惑，甚至出现轩然大波。令人担忧的是，11年过去了，当初就被滥用的心理测量愈发风靡，而公众对心理测量的无知和误读也几无改观。

　　滥用与亵渎

　　“心理测量是一把刀。刀可以杀人，也可以切菜，用对了有好处，用得不对会闯祸。”每次赵介城先生在心理测量培训班讲课，总要重复这句话。

　　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曾经接到一位家长的投诉：一位未经心理测量专业培训的心理医生，印制了一叠MMPI忧郁测量量表，到沪上一所初中做心理测量。结果显示不少学生分数偏高，他就说这些学生存在心理障碍。一个被贴上标签的孩子闷闷不乐地回家，家长闻言大为吃惊。第二天，他就带着孩子到精神卫生中心做心理咨询，并重新进行心理测量，结论是“一点毛病也没有”。

　　赵介城说，幸亏这个家长没有轻率相信第一次非专业的测试结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医生“使用的方法整个儿是错误的，这个量表针对16岁以上人群，而初中生基本在16岁以下，如此一来，结果怎么能够真实。”

　　1973年美国的一项心理学实验可以充分显示心理测量的危险性。实验是一所大学的心理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参加实验的除一位心理学教授，还有7名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他们先后走进精神病院，声称自己幻听，结果在测试后无一例外被当作精神病人而关进医院。

　　住院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及那些声音，而且行为非常正常，但医生们仍然坚持教授等人就是精神病患者。反而是与那位教授同病室的几个精神病人看出了端倪：“你根本就不像一个疯子，你可能是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大学教授，是来医院体验生活的吧？”

　　赵介城说，心理测量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工具，使用量表的人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拥有资格证书。遗憾的是，国内至今还没有这类资格考试，量表的使用也混乱无序。

　　翻阅报刊，心理小测验五花八门；走在街上，人们花两元人民币就能在一台电脑上测试自己的性格特点；打开电视，心理节目更是扑面而来……

　　“心理测量如此混乱，说起来真令人伤心。”华东师范大学金瑜教授对《新民周刊》说。她从1978年开展心理测量研究，如今已届退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恢复发展心理测量20多年了，换来的只是满目狼藉。

　　去年，金瑜忍无可忍，以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书写提案，矛头直指那些缺乏科学性的心理测量，号召抵制“低俗之风的蔓延”。

　　这份0287号提案的题目是“电视节目应慎用心理专家和心理测试”。金瑜谴责了某电视频道的一档专业心理谈话节目，列举了这个节目推出的几期“一派胡言”的心理测试，其中有一期叫“沙滩上的爱情——痒和渴望爱情”，根据旅游时身体痒的部位来预测爱情——全身都痒者，渴望爱情；背部痒者，需要一个亲密伴侣；手臂痒者，对象一定是你的亲密朋友；头痒者，急着要结婚。

　　“如果身体部位的痒与爱情有关，那么是不是皮肤病患者的爱情最丰富呢？皮肤洁净、没有痒感者就没有爱情吗？”金瑜说，以庸俗化为代价的心理学热，宁可不要，因为这样的娱乐化与庸俗化会严重误导观众。

　　徘徊在科学边缘

　　心理测量在中国恢复发展的20多年里，遭遇的无奈和困境可谓层出不穷。

　　一位大学心理系学生告诉记者，教授心理测量的老师，在讲授“心理测量的保密与控制使用”时，“脸上充满无奈的悲哀”。这位老师告诉她的学生，目前很多不负责任的心理工作者，擅自把一些心理测量的题目公开，使得测量结果越来越不可信，“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高考试题一旦泄密，整个考试还有什么意义？高考试题万一泄密，还可以使用副卷，或者重新命题，而编制一个心理测量的量表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复杂的量表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和数百万元的资金。

　　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眼里心理测量不过就是一门考试，量表不过就是一张考卷，量表里的测试题，公布一下又有何妨﹖

　　金瑜曾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自己的孩子第二天就要参加公务员心理测试，请心理测量的专家辅导一下如何过关。金教授哭笑不得，只讲了一个原则：怎么问就怎么答，不要编造答案。

　　“心理测量是帮助人们了解心理发展特点和水平的工具，与一把尺、一杆秤可以测量出物体的长度和重量一样，它可以测量出个体的心理特点和发展水平。”譬如公务员心理测试，测试的目的不是立判高低，而是为了测出个体差异，为日后安排工作岗位提供参考依据。金瑜说，考试化的心理测量无疑已经异化，如果测试者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甚至找人辅导，这样的心理测试结果还有什么准确性可言？

　　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上海市人事局的一位官员见到了金瑜，直率地告诉她：“我对你们的心理测量不敢恭维。”金瑜点头称是，她知道，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心理测试的结果的确难以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经典心理测量学认为，心理测量通常会为组织制定重要决定提供最公平和最精确的方法，同时也是个人作出重要选择的最好、最准确也是最经济的方法。遗憾的是，这对国内的心理测量而言，仿佛一个遥远的梦。

　　以儿童智力测试来说，国内最早的心理测量就是从智力测试开始的。1985年，湖南医学院龚耀先教授修订了美国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当年在全国卫生系统推广使用。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林传鼎教授也合作修订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在教育系统使用，形成了“二分天下”的局面。

　　最近，金瑜教授对一部分智力落后儿童进行调查时发现，医院用来鉴定这些儿童的心理测量工具，依然是龚耀先修订的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第二版，许多常模(标准)还是1985年制定的；而在美国，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已经修订到第四版了。“这根本不能反映儿童真实的智力水平，却还要用来确定一个孩子的教育规划，实在太可怕了！”

　　八十高龄的张厚粲教授也告诉记者，她在1986年修订的韦氏量表第二版，国内一直沿用至今，常模也是当年的常模，从来没有更新，“20年里，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些量表都已经过时，已经没有意义了”。

　　心理测量量表与全球通用的标尺毕竟不同，它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度掀起一股翻译和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潮，所谓修订就是本土化，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国外量表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修订的，量表陈旧、常模过时成为普遍现象。

　　而修订的水平也直接影响心理测量的可信度。林紫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林伟年内才从德国留学回来，使用人格测量量表SCL—90时，她惊讶地发现，一些专为西方人设置的题目依然存在，并且这个量表的计算机化测量报告用语非常直接和刺激，比如会出现“严重忧郁”这样的字眼。

　　于是在测试前，林伟都要给测试者“打预防针”，告诉他们“测量为辅，分析为主”，以防测试者被刺激的结论误导。林伟说，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她只相信测量结果的20%。

　　张厚粲教授告诉记者，1986年后她不再修订国外量表，原因是版权问题。心理测量量表版权极其昂贵，张厚粲1986年到美国，准备购买量表，可是发现根本付不起那笔费用。1986年修订的韦氏量表等国外量表沿用至今，无力购置新的量表也是重要原因。

　　张厚粲最近又准备着手修订最新版的韦氏量表，因为没有钱买版权，只能帮美国人做“中国版”，版权依然归人家所用，中国人可以付费使用。

　　走进怪圈

　　金瑜说，五花八门的心理测试招摇过市，而目前全国正规心理测量却并不景气，在北京、南京、杭州、长沙等一些昔日重镇，专业人员改行，经费缺乏，管理无序。她认为，这正是心理测量被滥用的恶果。

　　回望历史，心理测量在中国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不景气：1928年前后心理测量十分火爆，但从1929年开始一蹶不振，需求突然减弱，许多人甚至转向厌弃心理测量，“原因不外是有些人赶时髦滥用测量，不考虑使用的范围和场合，甚至不切实际地夸大其作用，把测量弄得非驴非马，致使社会产生反感。有些测量使用者缺乏系统训练，不能按规范施测，对测量结果的解释也不慎重，降低了测量的效能，造成了人们的误解。”金瑜如此剖析。她说的好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正儿八经的心理测量好不容易恢复，硬让他们给搅和了”，张厚粲先生痛心疾首。她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修订或编制的心理测量量表被灌成软件到处叫卖，未经培训的非专业人员可以轻易购得，大肆滥用，结果，心理测量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一泻千里，“他们赚钱，我们挨批”，张先生自嘲。

　　而在美国，心理测量量表作为特殊商品，必须凭资格证才能向测量公司购买，这张证书至少要心理学硕士以上才能考取。全世界的心理学家看到中国人自由叫卖心理测量量表，无不瞠目结舌。

　　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监管缺位。早在1980年代中期，学者就呼吁政府规范心理测量市场，然而此事至今依未排上议事日程。“这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学界权威张厚粲先生是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的孙女，1948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心理系几乎全被撤销，辅仁大学心理系被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降格为教研室。张厚粲还记得，当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大的心理系被并入哲学系，同样降格为教研室。

　　“那时候，心理学根本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了，但是师范院校又必须教授心理学，所以就把教育心理学这一部分保留了下来，心理学只为教育服务，只为教师服务”。这就是目前全国的心理学重镇都在师范院校的根源。1958年，心理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方向”，“文革”期间更被打成“伪科学”。

　　而心理测量又是心理学中受到摧残最重和停止活动最长的一个分支，教师或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被学生批斗。1978年心理学恢复，张厚粲顺势呼吁恢复心理测量，没有被马上批准。心理测量测的就是“个体差异”，当时人们还不习惯“人的差异”，习惯的是“阶级的差异”。1979年心理测量开禁，当年春天张厚粲在武汉开班讲学，名为心理测验与统计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后来基本成为各地心理测量教育的“掌门人”。

　　命运多舛的心理测量，在不少人眼里，至今依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与求签算命一样，“不可全信，不可不信”，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滥竽充数的心理测量甚嚣尘上，无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歧视；而对于心理测量的轻视，又使得正规研究举步维艰。我们看到的，似乎正是这样一个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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