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巴西会议

　　问：您刚才提到了巴西会议，我们都搞不清什么是巴西会议；您还提到考证巴西会议会址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是的，现在许多人可能已搞不清什么是“巴西会议”了，弄不好还可能扯到南美洲去。事情是这样的，红军过草地前后，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主要有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

　　巴西会议就是其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是，巴西会议会址在哪里，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弄清。

　　首先，究竟哪一次会议是“巴西会议”？ 1935年8月中旬，中共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左、右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和卓克基出发，继续北上，征服草地，到巴西一带会合。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四军、三十军、中央军委纵队等组成。带领这支队伍的，是毛泽东、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所谓草地，举凡川北一带，实际到处都是草地，沼泽泥国，阴森迷蒙，空气稀薄，寒气逼人，茫茫千里，不见人烟，辨不清方向，找不到食物(过去只听说红军长征时为了充饥吃草根、煮皮带，后来考察我听说为了活下来，还有过将粪便中未消化的青稞再筛出来重新煮熟充饥的事情)；同时，上有飞机轰炸却无处躲藏，前有藏军堵截又无法回避；稍有不慎，就会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真正是“灭顶之灾”。听当地人说，现在草地里经常会遇见人的头骨。那可能就是当年从江西、从湖南、从湖北走进草地的红军战士的头骨。几十年后我坐在汽车里，在草地边缘领略草地，不说别的，就说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反应，令我这坐车享受的人都头疼难忍。只能靠氧气袋维持呼吸。当年扛着辎重跋涉行走的红军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活过来的，真是天方夜谭一般。

　　然而，红军却真的走出了草地，并且胜利到达了巴西。需要解释的是，在这里，“巴西”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包括了今天四川若尔盖县的上巴西、下巴西、班佑、阿西茸、牙弄、包座一带。在当时，在红军的地理字典上，这一带都称“巴西”。

　　由于巴西一带条件稍有改善，除了林彪率一军团先行向甘肃俄界一带开拔外，其余右路红军在此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的到来，以便按既定的计划继续北上。

　　也就在这里，中共(包括红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比较重要的有：

　　1935年8月29日，召开了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这个会议议定了三个问题，一是出一到两期《干部必读》；二是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宣传、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的材料；三是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另外，还研究了共青团问题。

　　在同一时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时间筹粮11.29万斤。还具体划分了巴西、阿西茸、包座三个筹粮区。

　　9月2日，召开了研究一方面军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毛泽东作了报告。

　　9月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俄洛塘庆功大会，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把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消灭了5千多人。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参加的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主要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决定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继续北上。

　　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背景有必要多说几句。就在9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说服张国焘继续北上时，张国焘也数次来电，以种种理由坚持南下的意见。9月8日22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9月9日，张国焘又给陈昌浩发电，令陈“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张国焘分裂中共的“密电”。

　　“密电”收到时，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将这份电报交给了坐在陈旁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当即转给陈昌浩，而陈当时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了叶剑英，叶剑英这才看了一眼电文，顿感事情重大，便佯装上厕所，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铅笔将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纸上后，又让叶剑英拿着电文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继续开会。叶走后，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亲自到陈昌浩、徐向前住处(也就是今天被认定为巴西会议会址的班佑寺院)同陈商谈。毛泽东实际是想稳住陈昌浩，对陈说：“周恩来、王稼祥病在三军团部，中央书记处只有我和张闻天、博古同志，既然南下，我们仨到三军团恩来、稼祥处开个会，研究一下。”随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一起到牙弄三军团周恩来住处，连夜在牙弄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坚持北上，并于9月10日凌晨三点以筹粮名义，率三军团向甘肃俄界方向秘密行军。当陈昌浩得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情况后，曾提出要派兵追击，徐向前提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最后还是派了一个叫李特的率人追上了中央红军，与断后的彭德怀进行了一番舌战，最后，双方各奔南北(而这个李特，据考证后来又牺牲在新疆，成为革命烈士)。此后，从张国焘方面讲，成立了非法的“临时中央”，而从中央方面讲，召开了俄界会议，谴责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再往后，便有了在甘肃哈达铺意外发现的报纸，中央红军得知了刘志丹的情况，继续北上到达陕北；便有了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队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洪学智等)随陈昌浩南下二过草地同张国焘会师，但因连连失利最后退回山里；便有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同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并又继续北上，1936年三过草地；便有了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长征的最后胜利……

　　上述在巴西召开的会议，广义上说，都属于“巴西会议”。但中共党史上所说的巴西会议，显然不是泛指的在巴西召开的所有会议，而是那次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的紧急会议。

　　那么，现在的“巴西会议”会址是怎样确认的呢？目前，经过官方确认的刻有“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水泥碑记的“巴西会议会址”，被立在一座倒塌的寺院——当年的班佑寺院前。在当年这所寺院里，确曾召开过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前所述，这次会议是1935年9月2日召开的，着重讨论了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强调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参加会议的既有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也有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关键是，这个会址的认定，错就错在此“巴西会议”非中共党史上所说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即在牙弄周恩来住所召开的“紧急会议”。

　　“巴西会议”会址历史上经历过几次确认。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当时，根据一位名叫阿娜的藏族妇女的回忆，这位当年八岁的藏族女孩家住在巴西长安寨，是一座一楼一底的藏族民房。她回忆，当年由于

　　这处长安寨的藏族民房是否就是当年巴西会议的会址？几年后，当人们冷静下来时，又对这个会址进行了论证。1973年7月，由四川省博物馆派人会同阿坝州文化局、中共若尔盖县委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巴西一带进行实地考证。联合调查组采访了那位当年的阿娜小姑娘如今的阿娜大娘，根据阿娜大娘的回忆和红军标语的落款，她在长安寨见到“毛泽东”时不是1935年，而是1936年，即真正的毛泽东走后一年多以后。那么，阿娜大娘见到的“毛泽东”很可能是红二或四方面军的某位领导人，而非真正的毛泽东。这也就推翻了原来对巴西会议会址的推断。

　　为了弄清巴西会议会址，联合调查组又派人到了江西、北京等地，采访了长征时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机要参谋黄有凤等。他们一致回忆，当年在一座寺院里开过重要会议。他们还共同否认了长安寨为巴西会议会址的推论。据陈昌奉回忆，巴西分为上巴西和下巴西，上巴西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就住在那个庙子里”，“我们在上巴西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了下巴西，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又从下巴西回到喇嘛庙里，回来才开的会”，“会议就是在喇嘛庙阶梯下的院坝里开的，主席讲话时就站在阶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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