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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绣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5日16:33 新民周刊
苗绣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图)

盛装的苗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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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绣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图)

施洞:苗族“姐妹饭”


苗绣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图)

市场上古老精美的苗服越来越少


  谁的苗绣?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时,身上穿的是一套苗族盛装。

  在很多场合,苗族服装被当作中国少数民族装扮的代表。苗服被追捧最简单的原因是——漂亮的苗绣。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苗绣名列其中。

  要评断苗族服饰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难得找到很多大师评语,坊间传说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苗族服饰大加赞赏,查阅原文,发现不过是一句“花纹或秀美壮丽,或非常细致,艺术水平均极高”。

  但这并不影响藏家们发现这一朵深藏民间的服饰“奇葩”,苗族服饰的民间收藏20年间暗流涌动,苗服价格飞升,收藏家们视为新宠。

  苗族服饰,因苗绣而独具魅力。在商人们来到之前,对于苗族人来说,谁家衣服绣得好,是家境殷实、女人能干的标志,那些繁复华丽的苗族盛装,只有在节日祭祀和女儿出嫁时昙花一现,让族人们啧啧赞叹之后,又被收回衣箱,等待下一个节日。

  收藏者来了,商人们来了,苗服,第一次被标上了价码。

  那么,谁是苗绣的主人?保护是不是必须留在原地?苗绣的“流失”会给这种艺术带来怎样的命运?(黄 祺)

  苗绣传奇

  18年,一名为省钱常常不吃菜的苗族农村少妇,摇身变成拥有数百万家产的“老板娘”,她的命运,全因苗绣身价的狂飙而改变。

  撰稿/黄 祺(记者)

  私人博物馆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张红宇的故事广为流传。版本不同,但主要情节是相似的:上海一家公司买走了她收藏的所有苗族服装。各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收购价格,有的说是600多万元,也有人说500多万元。提到她时,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毫不掩饰的羡慕。“我要是有钱,也去收衣服了。”说这句话的是张红宇老家贵州台江县民族宗教部门的一位干部,日常工作是保护民族文化,他似乎对自己的后知后觉颇为懊恼。

  张红宇的家,也是她的私人博物馆。价值数百万元的满屋藏品,已经被小心看管起来了。

  这是凯里市区一个带电梯的高档住宅社区,每平方米售价2200元,对于凯里市的居民来说,能住这样房子的人,一定是家境殷实的了。

  张红宇的家两套房贯通,一共有320平方米。这么大一个家,却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每间房四面都是玻璃橱窗,里面挂着各种少数民族服饰,苗族服饰占了最大的比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40%人口是苗族)。与真正的博物馆相比,张红宇的博物馆设施简陋,灯光也不够明亮,但藏品的光彩却并没有因此减色。张红宇说,墙上的每一套服饰,市场价格都在万元以上。其中一套苗族服装,别人出价20万她也没卖。

  当地电视台曾到她家采访,也有国外的旅游团知道她,要求到她家参观收藏。但张红宇的真正的“名气”在北京和上海,苗服收藏者都知道这个贵州“老板娘”。

  张红宇的发髻上插一把木梳,梳子上一束长长的白线挽在发髻上,这是张红宇老家黔东南州台江县施洞镇苗族妇女的发式,白线过去是马尾做的,现在都改用纤维替代了。

  发髻是苗式的,但衣裤都是汉族的,就像她的身份,既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人,又是走南闯北把苗服卖给外人的商人。

  “老板娘”的生意做得很大了,就在记者到她家之前,她刚从一个二道贩子手里以18万元买下一套苗族服装。她告诉记者,虽然感觉贵了些,但二道贩子说一个外国人也看中了这套衣服,为了不让好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她狠心买了下来,为此,张红宇的丈夫似乎很不满意。

  张红宇正是以此为生——在苗族聚居地区收购苗族服装,转卖给外地买家。现在,和张红宇做同样生意的凯里人越来越多,但张红宇做得早,被圈内公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尽管如此,丈夫却称她“疯子”,因为她总是舍不得出售那些上品。

  张红宇私人博物馆里的藏品,就是这样一件一件攒起来的。她的收藏让许多人眼红,她也毫不谦虚地说,最好的苗服,原本都在她的博物馆里。

  为什么说是“原本”呢?因为那些十多年积攒的收藏,今年年初刚刚被一个买主收购,如今展示的收藏,只是因为被她带到外地展览,才逃过“一劫”。

  买主是上海美特斯邦威服装公司,这家公司以600多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张红宇的藏品,充实企业的服装博物馆。对于商人来说,货物出手本是件好事,但这半年来张红宇整天愁眉不展,一提到这件事就叹着气念叨“可惜了”,眼泪也快掉下来。她说这些宝贝是丈夫趁她出差上海时偷偷卖掉的,她很是不舍得,况且“价格也不如意”。

  张红宇说不清为什么不愿意卖掉品质上乘的苗服,她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曾研究过苗服,说自己就是喜欢苗族刺绣,喜欢苗族服装。当初她涉足收藏,是因为怕精美的苗服落到不懂行的外国人手里,糟蹋了好东西。

  如今一路走来,张红宇的心愿似乎没有达成,仍有不少苗服辗转流入海外买家之手。而她本人却是靠苗服发了家,成为苗服收藏热潮中的幸运儿。

  发迹史

  要想测一测苗服的“热度”,可以看看“二道贩子”的数量:1980年代末,张红宇老家的施洞镇大概有30人收衣服,现在,从事这项“职业”的已经有上千人。

  18年以前,和她的同乡一样,张红宇眼里的苗绣,只是女孩必修的功课和一辈子做不完的“活路”。那时,张红宇在台江县一家织绣厂绣花,每个月工资30元,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一共是80元。

  生活清贫,丈夫出差时,张红宇连菜也不买,只吃稀饭或者面条。老公在邮电部门工作,消息灵通,听说收苗服可以赚钱,就让张红宇试一试。

  老旧的苗族服饰能赚钱?张红宇半信半疑,开始摸索着做收购苗服的生意。“那时候去乡下收衣服甚至不用带钱。”最早的收购是以“代销”方式进行的,张红宇去村寨里,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旧衣服,村民们把旧衣服交给她,她再坐上长途车,把衣服带到省城贵阳,由贵阳的收购商鉴定价格,把钱付给张红宇。留下自己的中介费,张红宇把钱支付给乡亲。

  渐渐地,张红宇老家台江施洞镇苗绣的名声,像美酒的醇香一样飘到了世外,很多藏家循着“酒香”找到了施洞。贵州的山区公路让人望而生畏,即便现在,从台江县到施洞镇,汽车也要在尘土飞扬如同浓雾般的乡村公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18年前的交通状况一定更加糟糕,但仍有一些执著的买家不远万里奔向大山。

  最早到苗族村寨里搜寻苗服的几乎都是台湾人,正是他们把华美的苗服介绍到世界各地,引得各国收藏家纷至沓来。封闭的苗族村寨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苗服已经受到追捧,身价开始飙升,他们卖掉家里的旧衣服,只是为了贴补家用。“一套上百年历史的苗族服装,图案精美,农民开价只要100元。”而对于贫困山区的苗族农民来说,自家的旧衣服居然能卖到100元,几乎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了。

  苗服在收藏者圈中名气越来越大,交通不便和语言障碍,让张红宇这样的本族收购者获得了机会。如果贵阳商人从张红宇手中以三五百元的价格买走一套衣服,张红宇的中介费是一二百元。张红宇由此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有了几千元本钱,张红宇开始自己摆摊销售苗服。1994年,张红宇的地摊摆到了凯里市营盘坡宾馆的门口,“每天像上班一样,早上八点摆摊,晚上七八点才收摊”。这里是外国来宾集中的地方,服饰地摊市场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每个月,张红宇用半个月时间走乡串寨收购苗服,另外半个月回凯里摆地摊。比起五六年前,苗服的价格已经差不多翻了10倍,加上收购者越来越多,农民出售自家苗服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一套上百年的好苗服,需要2000元左右才能收到。张红宇至今还记得,她曾经从乡下以900元收到一套苗服,转手的价格是4500元。

  收藏圈

  经过朋友介绍,1996年,张红宇去北京“发展”。她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继续摆地摊,北京古玩城里还有她的一家小店。但事实上,张红宇的“生意”并不在地摊和小店里,那里不过摆些不太值钱的“小东西”,她留在北京,是为了方便与大主顾联络交易。好苗服越来越难买到,收藏爱好者们都要仰仗张红宇这个“老江湖”,希望能从她手里买到“好东西”。

  接下来的这10年,张红宇亲身经历了苗服市价的狂飙。她对记者说,当年3000元一套的苗服,如果留到现在,要值十几万。张红宇指着墙上一套苗服说,这套1996年收来的苗服,收购价是1万多元,现在有人开价7万,她没舍得卖。

  刘正花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着她身穿苗族盛装的照片,名片第一行字是:“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3区贵州苗族工艺”,名片上有手机号码和一个北京的

小灵通号码。虽然是张红宇的“后辈”,但刘正花的普通话比张红宇流利得多,也健谈,脸上总是笑盈盈的。

  在凯里市金泉湖公园外的“民族工艺品市场”上,刘正花转了两个多小时,却一样也没买,只在自己弟弟的摊子上拿了一件苗族上衣,准备带到北京去帮弟弟代卖,刘正花说:“没有看得上的东西。”她每隔几个月就要回贵州一段时间,到乡下或者凯里的市场上收购货物。

  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刘正花的老乡有100多人,大家都卖苗族服饰。刘正花夫妻俩在北京做生意已经七八年,生活依然简朴。两口子住在离潘家园不远的十里河,老乡们在一起租住廉价的房子,既有人交流,也保证了安全。每个星期,刘正花雇一辆人力三轮车,把货物从十里河的家拉到潘家园,每次运费是8元。

  和张红宇一样,刘正花并不靠潘家园的地摊赚钱,而是在潘家园结识买家。“一对美国夫妇在潘家园认识了我,他们很喜欢苗族刺绣。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送了我一大包巧克力,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宾馆,我带了很多衣服、绣片过去,后来他买走了很多很好的围腰。”刘正花说,很多生意就是靠这样口口相传的私人关系做成功的。

  “到北京一定要到我潘家园的摊子上来哦。”刘正花热情地邀请了记者很多次,不放过任何潜在的主顾。记者说看不懂苗服,她熟练地回答:“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你有朋友喜欢,也可以介绍过来。”

  做苗服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好的苗服越来越难收到,刘正花说现在生意比过去难做多了,“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不认识人,卖不出去,等认识人的时候,又收不到衣服了。”刘正花只恨自己起步晚了一点。

  刘正花和张红宇都是施洞镇人,实际上,市场上活跃的苗服收购者,多半来自施洞。长江支流清水江从施洞镇流过,自古施洞就是客商云集、集市繁荣的交通枢纽,安居于此的苗族人,也比深山僻壤的苗族人更加开放,更早地学会了经商之道。施洞苗族的刺绣花色鲜艳、纹样繁多,也让施洞人得到了近水楼台的便利。

  留守在凯里的施洞商人,多半在金泉湖民族工艺品市场上拥有自己的摊位,他们向游客出售绣片、背儿带、苗族服装,有的绣片是新做的,特意做旧,冒充古老绣品叫个高价,普通的游客难辨真假。真正年代久远的精美苗服,被定期回凯里的商人买走带到北京、上海,再由他们卖给识货的藏家。

  刘正花现在不会有太多时间到村寨里去收衣服,她要依靠熟悉的收购者,作为她的供货来源。刘珍妹一家也是施洞人,七兄妹如今都在做收购生意,他们去乡下收衣服,凡是手工制作、没有破损的衣服、绣片通通买回来。收来的衣服一部分摆在自己家开在凯里的商店出售,一部分供应给像刘正花一样的商人。

  刘珍妹每天一边看商店,一边跟着邻近商店会刺绣的大姐学绣花,她现在还只会简单的平绣,工艺复杂的破线绣、马尾绣她都还不会。绣片拿在手上,刘珍妹神情专注,但和她的长辈们相比,这专注中包含的情感已经不一样了——长辈们绣的是嫁衣、是传家宝贝,刘珍妹绣的是商品,不久就要被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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