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鉴定期望结束乱局 黄静案加速司法改革

　　本报记者(赵蕾 苏永通)

    没有经过试点，司法鉴定改革直接从纸面化为行动。

　　10月17日，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对外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管理司法鉴定的专门机构。

　　10月20日下午，北京地坛会所，全国人大、中央各大政法部门官员以及权威学者聚集于此，参加司法部主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施一周年座谈会。

　　参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介绍，各部门主要介绍各自贯彻执行《决定》的成绩，目标指向“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是司法鉴定改革的基本方向。

　　事实上，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司法部就被赋予“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能，九届全国人大已将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纳入视野。

　　但直到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才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鉴定改革。

　　黄静案加速司法鉴定改革

　　多位专家认为，近一年来司法鉴定改革加速，与黄静案似有关联。五次尸检，六次不同的死亡鉴定结论，黄静案让司法公正遭到空前的信任危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也主张侦查机关不该介入司法鉴定。据他观察，在黄静案中，人们质疑的是鉴定人的身份，而不是鉴定结论本身。

　　黄静案中，鉴定机构的级别逐次升高——从湘潭市公安局到湖南省公安厅，再到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最后请来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

　　然而最后一次鉴定成了历次参与鉴定专家的研讨会，参与此案的一位专家透露，“基本上是对前面鉴定结论的鉴定” ——黄静内脏器官标本已不存在。人们对最初做鉴定的公安局产生了怀疑。

　　“侦查机关垄断了侦查阶段的鉴定，律师难以介入，往往他们的结论就是惟一的，无法形成对抗。”陈瑞华说。

　　《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建议，在刑诉法的修订中，应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特别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不能为侦诉机关所独享，控辩平等要求在鉴定启动权方面同样要实现平等。 ”而一些国家实行中立的鉴定机构派驻侦查机关，“或许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更为关键的是“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决定》也有相关规定。陈瑞华甚至将它看作“唯一出路”，他希望看到法庭上的精彩对抗：鉴定人和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让法官在双方的交叉询问中决定采信哪方结论，而不是单纯依据书面鉴定结论判案。

　　在著名的辛克利刺杀里根总统案中，焦点集中在对辛克利是否有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上。法庭上，控辩双方对对方聘请的鉴定人进行了精彩激烈的交叉询问，最后辛克利一方获胜，法庭认为其有精神病而免于处罚。

　　有专家向记者透露，在马加爵案中，曾有鉴定机构提出免费为马加爵作精神病鉴定，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陈瑞华提出，应该让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在法律程序内得到解决，这才是建立鉴定结论公信力的根本。

　　地方法院也开始以死刑案件为突破口，出台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

　　10月9日，四川高院、检察院、公安厅和司法厅联合发布了死刑二审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通知，如果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将有可能被降低诚信等级或者被取消鉴定资格。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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