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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峰会既是政治宣誓也是发展标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9日00:25 新京报

  新京报:此次中非峰会对中非关系发展有何意义?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峰会既是政治宣誓也是发展标志

  沈骥如:意义非同寻常。两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升级到首脑峰会,这说明中非关系
越来越密切。中国和非洲历史上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目前情况下,“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目标又高度一致,因此,在中非关系发展50周年之际召开首脑峰会既是象征性的政治宣誓,又标志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非合作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互相支持,经济上互利双赢,在人员往来、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渐入佳境,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双方合作潜力巨大。目前中国走到非洲的企业已经为非洲每年带来大约63亿美元的资金,双方还在不断为进一步深化关系而努力。

  姜忠尽:中非关系发展历史悠久,从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就非常重视,当时中国就对非洲提供很多援助,主要包括3个层次———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智力援助,当时主要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考虑;而今天我们与非洲的合作更加务实,主要以政治和经济合作为主,其他合作相互配合,双方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的互动关系。

  斯蒂芬·陈:非常重要。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理解中国和非洲发展关系,甚至在中国和非洲也有人这么想。这种不理解有时是很可怕的。不要忘了,非洲有53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有53种对外政策和对中国的不同态度。因此,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还要理解它的多样性,甚至要理解非洲的一些缺点。其他一些大国过去曾经剥削非洲,而中国要做的是用一种“非剥削”的方式同非洲发展关系。

  新京报:非洲在中国外交中处于一种什么位置?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共同利益诉求推动中非接近

  沈骥如:中国的外交既是全方位的外交,也是交朋友的外交。不能说单纯为了某种利益才与谁接近。中国与非洲接近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需要,有共同的利益。

  当前中国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非洲这片古老的大陆也面临着“古老文明的复兴”,我们在新世纪走到一起,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前,中国和非洲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都是饱经蹂躏,而现在我们有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相同利益诉求,经济发展也互补,自然导致互相接近。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是一种“兄弟情谊”。

  姜忠尽:非洲和中国在石油和矿产领域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前景。另一方面,非洲也是中国的一个劳务市场,很多中国劳务输出人员在非洲努力工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去年中非间的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是从前的十几倍,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与非洲发展也考虑到双方的政治利益。

  斯蒂芬·陈:上个世纪70年代那种中国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非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否喜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当中,非洲也是如此,不过有些国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一问题,他们把与中国的关系当成“施舍关系”。这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新京报:非洲国家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合作?

  中非应找到共享现代经济成果之路

  沈骥如:从经贸合作来讲,非洲国家与中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比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早,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些对非洲国家来说很具有吸引力,他们希望借鉴中国的经验。从购买力来看,中国商品价格低廉,大部分非洲国家很难“享受”西方国家的产品,因此中国的商品对他们的吸引力最大,也欢迎中国企业。

  此外,有些非洲国家不具备一些高科技手段来探测资源,但中国具备这种实力,既能开发资源,又能为资源找到销路,也解决了中国的

能源需求,比如安哥拉和尼日利亚。这种互补就是共同利益,是两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础。

  姜忠尽: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合作基本持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带政治条件,真诚且说到做到;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经济不断发展,在世界中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非洲很多国家还是依靠输出资源而获得发展资金,强大而友好的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斯蒂芬·陈: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利益在于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双方要在“施舍关系”和人道使命之外,找到一条“共享”现代经济成果之路。我认为这条路不是援助,而是贸易,一种互利互助的贸易关系。现在,中国已经崛起,而再过50年,也许非洲也会崛起。如今中国的雄心壮志或许就是明天非洲的雄心壮志。

  新京报:如何评价西方舆论所谓的中国非洲外交“新殖民主义”?

  西方担心中国成其强大竞争者

  沈骥如:所谓新殖民主义是相对于老的殖民主义而言的。老殖民主义靠枪炮和暴力打开市场,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是利用不等价交换和不等价贸易,“低买高卖”,非暴力进入该国市场。

  但研究一下中非经贸关系就会发现,中国不仅没有对非洲“低买高卖”,相反中国还经常对非洲国家提供无息贷款,甚至提供无偿援助,以支援非洲建设,2003年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已达105亿人民币,如今这个数字肯定还有增加。非洲国家也对中国持欢迎态度,这次中非峰会所有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都派出高级代表团参会。世界上有这样的“新殖民主义者”吗?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错误论调不攻自破。

  西方舆论提出所谓“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本质上就是冷战思维还在作祟。

  姜忠尽:西方国家对非洲也有石油需求,比如欧洲对北非国家的石油需求,美国对西非的石油需求等,但是他们的目的多多少少还是想维持从前殖民主义时代保持的那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而中国与非洲发展没有这种包袱,我们之间完全平等,互惠互利。西方认为中国与他们争夺石油资源,也争夺人心,自然心怀不满。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

  斯蒂芬·陈:西方的担忧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担心中国未来会成为西方强大的竞争者;第二,害怕中国会在非洲树立一个投资和贸易大国的形象。

  他们认为,非洲国家与中国发展经济往来的短期甜头再加上长期而特定的贸易关系,不仅限制了国际竞争的灵活性,也减少了非洲国家在某一时期的贸易选择。因此,西方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其实西方国家以前一直这么做,但现在他们却突然对非洲“内疚”了,其实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想保证国际贸易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要知道,中国目前对非洲的需求远不及它对西方的需求,因此中国应该向西方提供一种保证,那就是中国与非洲发展贸易关系和进行投资是正常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殖民主义”论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想得到中国的保证。

  新京报:中非关系发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看待中非关系未来发展?

  中国应为非洲培养高层次人才

  沈骥如:在发展关系中确实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比如目前双方每年的贸易额仅仅相当于中国和一个中等国家的贸易额,也就400亿美元左右,这与双方密切的政治关系不太相符。

  此外,中非距离远,民众的认知度还不是太高,彼此人民之间的了解还不那么充分,要积极地进行人员和文化上的往来,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齐头并进。

  姜忠尽:众所周知,非洲第一代领导人基本已经过世了,非洲国家也经历了西方世界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很多在西方国家

留学,接受西方的教育,他们能否像他们老一代领导人一样看待中非关系,值得我们探讨。

  此外,我们国家为非洲培养的学生,很多只有本科学历,他们回国以后一般竞争不过拿着西方博士学历的留学生。据我调查,很多非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内找工作也不容易,在政府中顶多做到中层,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再去西方国家留学,拿个博士学位才能在政府中慢慢升迁。而中国却为别人培养了“留学生”,这是非常遗憾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大对非洲学生的高层次教育,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非洲战略。

  另一方面,我们帮助非洲人民实现农业现代化、自给自足的目的很好,但是很多情况下并不理想。比如用高科技手段帮助非洲农民推广

西红柿和蘑菇的种植技术,在实验室中进展得很好,但是到了非洲农民那里,因为他们接受能力不强,很多项目半途而废,不能实际应用。我们应该走一条“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帮助非洲。

  斯蒂芬·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经济增长是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成熟国家的标志。如今它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甚至超过了英国。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责任感,这是不能回避的。中国从前处于一种受害者的地位,现在就应该替受害者疾呼。中国和非洲发展关系就面临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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