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不能从现代化获益 现代化难以持续

　　以“全面小康与新农村建设”为主题的“2006第二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10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办。10月28日在北京开幕。以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贺雪峰发言实录：

　　我的发言想重点从宏观的方面，从消费的方面和从农村发展的方面来讲一讲，我想这和王思斌教授和赵树凯同志讲的可能相对相似一些。

　　一，中国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刚才正大集团的同志讲到正大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从全国来讲，农民数量太多。我们正大的效率太高，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是说农民数量很少，城市市民很多的话就很好，但是如果农民数量特别多，这个情况就很糟糕了，我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那么针对这个矛盾，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问题，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些都是未知数。

　　我们今天讲的新农村建设要发展农村经济，农民仅仅是要增加收入吗？仅仅是要发展经济吗？比如你们说农民很苦，农民苦在哪里？是今年的经济收入很少？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有其他的面的因素，这个就可能是比经济方面要多得多的，所以我首先讲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另外我想讲的是新农村建设应该有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化，第一种城市化是欧美日发达国家城市化。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城市人口占到人口的绝大比重， 70%、80%，绝大多数的人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在城市可以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或者说可以在城市可以安居乐业，这是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情况。

　　第二，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在城市生活，但是这些在城市生活人口的大多数并没有在城市获得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能在城市里面得到体面的尊严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这一部分人是住在大规模的无希望并且是无法治理的贫民窟。

　　印度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一方面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0%多一点，一方面生活在城市人口中，大部分的人住在贫民窟中。

　　现在的问题是欧美日的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为什么会有以上的表现差异？是政策和制度上的原因吗？但是这个政策和制度上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结构性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和政策和制度有原因，但是政策和制度不是主要原因。

　　温铁军说，全世界所有人口超过1亿的发展中大国，除中国以外，不再有第二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而所有国家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都大大地低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

　　或者说，在农村居住的中国农民比在城市贫民窟居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的生活质量较高，这应该是一个共识。假设说我们的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为什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样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其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差异所决定的。

　　具体来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且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低竞争的高垄断的阶段，因此是高利润的产业，因为高利润，就可能支撑起高价的服务业，从而使城市可以吸纳大量的服务业的就业。我们讲中国要发展第三产业，但是第三产业要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利润，我到沿海地区调查的时候，农民一个月有800块钱的收入，每个月最少开支300块钱，所以他根本就没能力购买第三产业的服务。

　　而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低，而且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高竞争的产业末端，尤其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加工装配业当中。高竞争导致低利润，高竞争产业的低端产品与低竞争的垄断性的高端产品交换，必然导致交换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通过国际产品交换，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得到表面上平等的交换以外的更多的资源的好处，这样一来的话，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血汗工厂，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而发达国家因为高利润及资源的输入，使城市高输入就业机会增多，国家也有能力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中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进城的农民工不代表进入城市就获得和城市市民一样的生活水平。而之所以当前中国未出现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均出现了的大规模的不可治理的贫民窟，其主要原因倒恰恰与中国当前实行的特定政策和制度有关系。若中国不想从发展中国家伴生大规模的贫民窟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恐怕就应该珍惜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我这个观点和很多同志的观点不一样，很多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政策很多都可以改变，我认为不是，很多正面的东西我们没有认真地去想，去领会。

　　第二，为什么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贫民窟式城市化不人道，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从而也要自我承受失败后果的权利，贫民窟是一种不人道的生活，不仅表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没有希望，生活难获尊严，低收入和高支出形成差距，而且在贫民窟中很难建立起稳定而正常的人际关系，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属于他自己的住宅，难以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承认，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贫民窟在城市文化中是十分边缘的，生活在其中的人缺乏主体感受，他们没有自己的居所和贵重物品，没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没有有力的人际联合，没有历史感和对未来的明确预期，没有“我们”的社群意识，最终没有基本的尊严和体面感。这些问题在当前的中国绝大部分农村都没有，虽然只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比如我到了贵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虽然收入很低，但是生活得很副和愉快。农民在这样的现代化背景下收入一定要提高，但是农民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还有更多的问题。

　　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其不安全，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发展的不安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抽象信仰的国家，什么叫抽象信仰，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的是抽象的，在缺乏抽象信仰、讲求现世价值的情况下，城市贫民窟中数量巨大的温饱问题甚至难以解决的人们，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贫民窟的人们就会成为既无根、又失去对未来期待的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在既无信仰约束，又无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不可能靠法律来约束得住。在任何一个城市，占半数人口的贫民窟人口生活在没有希望的底层社会，且没有信仰、道德等内在的约束，这个城市就容易现出秩序混乱。

　　而且，当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城市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能够容纳较高质量的总体生活水平。但若出现世界性经济箫条的话，其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因此，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道路，而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既然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当前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而且，应在充分吸收其合理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战略上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两层意思：

　　第一，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吸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农村人财物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村处于自然衰败之中，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做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与农村衰败挤出农村人口的速度之间的平衡关系。农村衰败过快，挤出人口太多，而城市又无力吸纳，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就要保持这个平衡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平衡保持不好，进城的农民太多，城市又没有这样的准备，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第二，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的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农民可以分享到，农民也应该分享到好处，如果9亿农民不能从中国现代化获益，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持续下去。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必然自动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让依托农村生活的9亿农民也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或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展开，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统计为城市人口，这个应该说不准确的。

　　李昌平说过“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如果仅仅从经济状况来看的话，今天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也许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么当前农民的苦并非仅仅苦于收入不高，而是全方位的。

　　首先看一下农民的增收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另外，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从务农方面来看，在恩格尔系数还会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搞饭吃，是不可能有增收空间的。

　　从务工经商来看，最近十多年，仅仅是今年年底去年年初，长三角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了30%。因为这两年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自然就回到农村去了，他不愿意打工，就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对农民有利，所以说农村建设得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民工荒的状态实际上对农民工有利。我们今天说大家都鼓励农民进城去打工，一个岗位3个人竞争现在是10个人竞争，最后是农民工和农民工的竞争，造成的恶果是由农民自己来承担的。现在我们讲每小时最低工资制，你是可以规定，但是在大量的人去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下，任何外在的措施可能都不起作用。在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收入也会与市民的收入保持越来越大的差距。

　　过去中央的文件主要讲，一个是发展农民经济，第二是增加农民收入，第三个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但他们很少说文化建设，但今年都讲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现在我们就说问题还不仅仅是农民的收入，农民还有其他方面的福利，你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看，他们受到绝对的剥夺。我举个例子，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经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

　　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在下降，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苦于福利水平整体下降。

　　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少有同志看到。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的收入不可能得到群众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高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单纯金钱作为生活价值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增加他的生活幸福感？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以外也考虑到农民，农民也是一个人，不是经济的动物。

　　举个例子，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每个老年人每天一块钱，给他们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全村有150个老人的话，一年就是5000块钱，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建了这个老年人协会以后，效果非常好，老年人他们可以和农村老年人之间进行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他们原来总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时间很难过，而现在他们的心情舒畅，身体也变好了，甚至有老年人都不愿意自杀了。老年人在这里可以打打麻将、看看电视，老有所乐。同时，它又是老有所为，因为农村里面有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还有子女考上大学的老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我们给他们的指导很少，但是他们运作得非常好。老年人用很少的钱换得了一天的好心情，这个事情好不好？肯定好。我们站在老年人的角度看问题就比较好。

　　另一方面，老年人社会地位的边缘引起他们主体价值的上升，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年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有一个村支部书记的目标就说，我退休了就要当当地老年协会的会长，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这个老年人协会办下去。

　　我想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建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的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都建立起来了，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

　　再例如，相对于城市平民窟，从农村生活的角度看，依托于村庄生活的农民不只是在村庄有一栋住房和一小块土地，而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祖祖辈辈的历史和熟人的历史。而且，只要农民愿意，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劳作，将体力和土地结合起来，养花种草，喂养禽畜，种植经济作物，可以凭借人均一亩三分地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他们有住房，有历史感，有熟人联系，有体力可以使用，有感情可以满足，有温饱可以解决，因他们至少可以保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从而保持一个较高的可持续的状态。

　　那么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9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的城市“民工荒”的状态，这无疑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进城农民工回得去家乡的农村，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我们说农民工可以到城里生活，同样我们保证农民工可以回去，这也是他们的基本人权，甚至是更基本的人权，就是他觉得城市贫民窟的生活不好的话，我可以回去过我在农村的生活，而且可以过得下去，这可能是一个更基本的人权。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做城市贫民窟的农民工。

　　我刚才讲的所有的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后的农村的人口还是逐步会往城市转移，城市有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的岗位，农民工进来以后才能够在城市生活下去。最后是我们大量的农民工都进入到城市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农民的数量太庞大，时间延续又比较长，国家需要通过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民以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获得一些好处，能不能让他们的经济收入虽然没有快速的增加，但是社会的福利、政治的福利和文化的福利也不至于剥夺得这么快，消失得这么快，使他们的福利感受还可以的状态。如果形成这种状态的话，那么现代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可以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有9亿农民，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害怕，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我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是不是美国的高消费，从而必然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模式？美国是高消费，但是没有高污染，也没有高能耗，但是美国高污染的时候就转移到中国来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把污染工业都放到中国来，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讲，无论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设我们过不去了，怎么办？过不去不要紧，我们有9亿农民，他们的物质消费比较少，工资收入比较低，但是我们通过文化建设，通过经济建设能够建设人与村庄的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世界的良好环境的话，他们还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还不错，尽管消费的物质很少。为什么消费的物质很多才是幸福的？他们消费的物质很少，但是自我感觉很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将来实现不了美国式的高消费，我们能不能实现中消费、高福利？甚至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比美国的福利还高？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的情况下，有9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的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设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

　　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的传统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的“知足常乐”的智慧，当高消费的文明不能持续时，提供另一种文明的可能。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选举权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意义。

　　我们展望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9亿农民实践着“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农村建设战略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对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的寻找，转换为中国传统文明伟大复兴的寻求。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它是中间的非常关键的一环，没有这环的话讲新农村建设都是不可能的。

　　相关专题：2006第二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