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里的红色童话

　　一所中国幼儿园却用美国城市来名字，特殊年代一群经历奇特的孩子

　　洛杉矶，美国的一座著名城市。延安，中国的红色之都。半个多世纪前，牵连这两个地域的是一所幼儿园，它的名字 叫洛杉矶托儿所。

　　那里曾是一群在战火中远离父母的孩子们的童年乐土，是转战年代马背摇篮里长大的

孩子们最深的记忆。二次世界大 战中，凝聚着中美两国人民浓厚情谊的洛杉矶托儿所，是今天许多国家领导人、军中高级将领、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童年的 红色摇篮。时隔半个多世纪，有关这个红色童话仍旧经典。

　　著名小朋友

　　“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1940年秋天，在拉锯战和日军包围之下，托儿 所成立，工作人员最大的不过二十几岁。

　　有关这所幼儿园的最初记忆，留有这样的文字描述：1939年下半年，中国正处于

　　最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毛泽东。当时的办公厅主任王首道和

　　66年前，受命创办中央托儿所的是一位年轻的保育工作者丑子冈——烈士余家永的家属。这位连任了10年园长的 老人也成为中国早期幼教的一位开拓者。对于43年前就已过逝了的老所长，李文芳老人与其感情笃深，悉心保存着有关丑子 冈老人以及托儿所的各种珍贵资料，时至今日她仍能清楚地细数丑子冈当年跟自己念叨过的第一批入园的孩子们：有毛娇娇( 李敏)、罗小金(李铁映，李维汉的儿子)、谢定定(谢觉哉的女儿)、王苏云(王首道的女儿)、贾丽丽、傅维芳、小胖， 一共七个孩子。

　　从最初的6个窑洞到1942年20多间窑洞，“入托”的孩子也逐渐增加到几十个。名将子女多成为这个特殊托儿 所的一大特色。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延安，其中有刘伯承的女儿刘华北、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 的女儿左太北、杨勇的儿子杨小平、黄镇的四个孩子黄文、黄浩、黄山、黄河以及白坚的儿子白克明……而今，这些当年著名 的小朋友早已年迈。

　　托儿所成立前，孩子们差不多都被寄养在延安当地的老乡家中。当时的这些孩子，有的从战场上抢救出来，有的从老 百姓家中接出来，有的从监狱中营救出来，有的从马路边、屋檐下捡回来，有的失去父母，有的父母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

　　红色摇篮更洋名

　　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

　　中央托儿所上上下下一片兴奋，所有这些在所长丑子冈看来，真是太珍贵了。

　　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住进这里很幸福

　　托儿所实行政府供给制，除政府供给外，还有来自美国友人的救济款，有良好的医药设备及严格的隔离措施。父母或 代管人在特殊隔离时间来看望，要穿上隔离服戴上口罩才能进托儿所，每逢星期天，洛杉矶托儿所附近的小坡上就来了很多孩 子们的家属，父母们轻逗孩子们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歌声撒满小山坡，这样的图景会持续到傍晚起风的时候，穿着红绿彩色隔离 服站的一排排的孩子们挥手送别逐渐走远的父母。

　　大量珍贵照片被丑子冈的后人收集保管，翻看照片可以看到孩子们各个虎头虎脑，十分健康，这些都有赖于充裕的经 费。每年，托儿所会发给每个孩子两套冬衣、两套夏衣、四双鞋子、四双袜子。孩子们的课涉及美术、音乐、识字、卫生及游 戏，每个孩子均有记上名字的毛巾和面盆，而平日的菜谱也被经常更换，每月每个孩子还有500法币的伙食费。

　　在由中国福利出版社资助出版但未公开发行的《洛杉矶托儿所——延安纪事》图片集里，书后附录着孩子们当时的饮 食作息情况：大班孩子自清晨六点半起床，洗脸，洗手，到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半钟开始“卫生检查”，九点十分开始“表情 歌”、九点五十分“游戏”、十一点半“吃中饭”，下午两点半“讲故事”，三点半“自由玩耍”……各种生活管理的详细列 表显现了当时这所托儿所管理的规范，注重卫生在小表格中多次显现：五点要用食盐刷牙，有虫牙的改用盐化氟，沾上小棉花 棒擦虫牙；饭前要洗手，睡前要洗手洗脸洗脚。由于保育员们很注意平时的卫生和预防隔离，一般外面流行的传染病都带不到 所内来。日光浴，这种现在还很时髦的户外健身方法在那个时候就已用在这个托儿所的日常训练中。

　　而鼓励式教育方法也在那时被提倡，教师们给每个月选出的好孩子衣襟上挂上一朵花和红布条，上面写着“呱呱叫” ，而表现不太好的孩子身上则挂白布条，上面写着“鸦鸦鸟”，以此来唤起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和羞耻心，扬长避短，纠正错误 。无论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否存有弊端，而在当时，能这样做也足以见得用心之切。

　　刘伯承之女被害之谜

　　战争环境艰苦而漫长，但洛杉矶托儿所上百个孩子都活了下来，惟独刘伯承元帅的二女儿华北死了，时年仅6岁。 “常胜将军”在女儿遇害后，仍强忍悲痛赶赴前线，指挥著名的“上党战役”，取得了胜利。而此前这个有关元帅痛失爱女的 故事却鲜为人知，女作家王颖为此采访过很多人，包括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当年照看小华北的保育员、华北当时的小伙伴。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并没有遵守他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而是准备打内战，妄想在短期内把中国 共产党消灭掉，大量的特务以各种身份潜入解放区。由于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有不少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前方抗日将士的孩子 及烈士的遗孤，所以这座托儿所也就成了特务们注意和活动的目标。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有时发现在托儿所周围有一些陌生人活 动。这个情况很快汇报到托儿所所长丑子冈那里，她立即作出安排，加强了托儿所的防范工作。

　　1946年的一个晚上，丑子冈照例提着马灯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查房。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不去看看孩子 她睡不着觉。到半夜11点钟，她才提起马灯离开窑洞。段兰英、孙巧兰两个保育员四处查巡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动静。也许 是太冷的缘故，段兰英对孙巧兰说：“你等一下，我去烧点开水来。”

　　段兰英走后不久，孙巧兰突然感到肚子疼，她双手按在肚子上，想喊段兰英，可又怕惊醒孩子们。吃了两片药，孙巧 兰和段兰英一起回到院子里。两人又来回巡查了一遍，然后又到孩子们的窑洞查看，孩子们都安安静静地睡着。

　　可是第二天早晨当别的孩子都准时爬起来，惟独没有小华北的身影。保育员孙巧兰快步进窑洞跑到华北睡的小木床前 ，见华北全身蒙着被子，一动不动。孙巧兰上前掀开被子，眼前的景象使她惊呆了：华北浑身是血躺在那里，身体早已僵硬， 小腹部被人用刀子剜去了一块，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被褥。丑子冈立即将这一事件报告了傅连及保卫部门。尽管来之前刘伯承已 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看到自己疼爱的小女儿尸体的一刹那，仍无法完全保持平静，额头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

　　洛杉矶托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受到了审查，上级保卫部门来人查看了现场。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组织上展开了 周密的调查。然而，这件事一直是个悬案，谜底一直没有揭开。直到刘伯承去世时，他躺在病床上，提起女儿被害之事时，仍 是十分难过：“二女儿的案子没能破，我死也不瞑目啊。”

　　华北被安葬在后沟的山上。一座小小的土堆，一株小小的冬青树。

　　延安出发的“马背摇篮”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 疲惫不堪的中国转入全面内战阶段。随着战争的扩大，托儿所里的孩子也逐渐多起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 暂时撤离延安。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中央决定：洛杉矶托儿所提前撤离。

　　准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尽可能为孩子们准备舒适一些的行军用品。洛杉矶托儿所1946年撤离 延安，1949年到北京，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十几个县、数十个村庄，行程3000华里，始终处于“上有飞机轰炸 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走，辗转于千沟万峪、崇山峻岭之中。百十幼儿大不过六七岁，其艰难困 苦可想而知。

　　1948年春天，这一队马背上的摇篮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河北平山，在这里，有的孩子被父母亲接走了 ，有的继续跟随托儿所走进了北京。1949年洛杉矶托儿所三千里行军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 ”，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而在延安兰家坪这块曾经发生了无数感人故事的红色热土，在“马背摇篮”北上47年后，1993年，“洛杉矶托 儿所”被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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