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大变革时代，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人物。从康梁孙黄，到陈胡鲁蔡，都成为我们社会迈入现代性门槛之前的
历史风景。时过境迁，他们的言行事功和人格多成为类型供后人瞻仰，而少有跟后人心性沟通者，少有在人格上完全打动人并
为人欣赏者。在这些人物中，瞿秋白可能是难得的例外。
瞿秋白本可以成为纯粹的烈士、“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他死前的一篇《多余
的话》却让他的党陷入了难堪的
境地。无论同一阵营还是敌对的革命党人，甚至后来的研究者、历史财富的套利者们，面对瞿秋白，无不对他掀动了我们心中
最柔软的一块恼羞成怒，或者审判他的背叛革命、立场和意志的不够坚定，或者嘲笑他的软弱，他的文人、知识分子人格的分
裂，他的多余人一面，或者顺着瞿自己的说法儿，断言他属于“历史的误会”。
他几乎是主动又被动地参与了社会，这也象征着我们的文明在近现代不得已求变的矛盾。文明想停步反省一下，休息
一下，但在千年未有之变中折腾，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是我们文明的悲哀。浮躁，不得积累，无能积累，这是我们文明在转型
进程中的“历史的误会”。瞿秋白亦是。
我们的文明在列强竞争的现代格局里，总是发现自己不善于力、争、狠、军国民、野蛮身体、科技发明、群己权界、
制度性安排……我们想学，也不断地对同胞和生存的环境进行“秋风扫落叶”式的毁灭性斗争，我们在实践和戏剧中都把对生
命的嗜血之狠表达得淋漓尽致；但在制度文明的男性责任及其承担中，在对生命权利的明认保障面前，我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
他，总是逃避，总是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的似水柔情，情不自禁地发现文明的阴柔一面，独善其身地认同我们自己小小的悲欢
和雕虫小技，大言炎炎地夸饰我们的中国特色。瞿秋白亦是。
我们的文明在应急里开启了现代历史，它惨遭不幸，它需要同情、理解，可怜者必有可恨处，它需要忏悔、认错，但
在主体意义上，它更需要对话、独白、申辩。瞿秋白亦是。
这个推动过历史和社会车轮的兄弟在最终的意义上属于他自己，他随时会回到个人本位。在瞿秋白那里，庄生的达观
、佛子的慈悲、冯友兰的天人境界几乎是如此自然地呈现出来了。他当然有忏悔、申辩：“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
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
，却是事实。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
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
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他的死也是美得让欣赏者嫉羡。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下，瞿秋白神情安详，从容而行，一直走到中山公园。一位现
场记者的当日报道中说：“全园为之寂静，乌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
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饮酒完毕，他徐步走
向距中山公园约两里路的罗汉岭下，看见绿茵茵的草坪，青山环抱，景色宜人，秋白笑道：“此地甚好。”于是盘腿而坐，面
对枪口，微笑饮弹。
这是我们文明的“宁馨儿”，是我们文明的精神形式，是我们文明的救赎意识。这是杂然流形的罗汉，是温润通灵的
宝玉。面对强力、历史变革，博弈过、迷失过，最后又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即使如此悲怆，也能以如此淡然如此美的形式
出现。人们在瞿秋白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君子风采，看到了如此纯净的人格之美。它使后来迷失于转型时代的国人在不得展开的
人生里移情于瞿秋白，这些谬托知己的人也以此赋予了现代中国人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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