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脚下将建新城 山上1.2万居民3年内迁下山

　　地理上的庐山，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和鄱阳湖入江西北岸，长椭圆形山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南接星子县，北邻九江县，描述起来简单清晰。地理框架之上，行政建制及其变更形成的权力框架，构建起另一个更为丰富的“庐山”概念。对游客来说，最直观的庐山，或许就是135元的景区门票涵盖的那部分——面积46.6平方公里的牯岭地区，庐山管理局的权力辖区。而对拥有“庐山户口”的居民们来说，更具体的庐山，则是牯岭地区东西两个山谷之间衔接地带繁衍而来的“云中山城”——牯岭镇，庐山管理局的驻地和庐山旅游接待服务的

中心区域。

　　资源与财富、保护与开发、权力与制衡的种种焦点，集中凸现在这个方圆不过几平方公里的小镇之中。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期的牯岭，以自身的变迁，记录着整个庐山跟随社会节奏现代化的过程。记录中的最新事件，是一则江西省九江市政府通过权威官方媒体发布的新闻——“庐山将在山下建一座庐山文明新城，山上现在居住的1.2万居民3年内将分批迁下山。”描摹权力框架之下更为丰富的那一重“庐山面目”，这记录于是成为一个起点。

　　记者◎王鸿谅

　　小镇气息

　　如果撇开庐山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背景不说，牯岭镇的生活气息和任何一个山城小镇没有分别，不过是商业区、生活区以及行政机关的办公区显得更为浓缩地密集在一起。不长的牯岭街上，管理局下属的若干办公机构、银行、店铺、餐馆以及宾馆杂陈而列，镇政府就在这街中间位置的小山坡上。牯岭也是庐山的交通要冲，不论是北边从九江沿北山公路上山的车辆，还是南面从南昌沿南山公路上山的车辆，全部汇聚于此。居民或者游客，在牯岭镇中转的人们，或者按部就班，回到自己的生活，或者沿途皆风景，好奇着别人的生活。

　　庐山有公路的历史从1953年8月1日北山公路通车开始，第二条公路在大约20年之后的1971年7月1日通车，就是衔接南昌的南山公路。在这以前，上山的道路只能步行或坐轿。

　　蜿蜒的盘山公路打开了庐山的另一段发展历史。1954年从部队转业后调任省立庐山小学当校长的童安国，就是沿着刚开通一年的北山公路到达牯岭镇，不再是看风景的旁观者。“那时候的庐山还没有门票”，老人见证了庐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当时的牯岭街，也许都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繁华的还是东谷一带，整个牯岭镇也就4000多人”。“庐山小学最初的位置就在东谷的中二路，学生500多人，镇上也有各种机构和店铺，不过规模都很小。”童安国从学校的扩张中感受到庐山的改变，“到了1965年左右，因为学生人数到了1400多，学校分成了一小和二小”，而庐山中学，根据山上的需要于1957年创办，‘文革’期间停滞，1970年中学二次筹办，童安国成了庐山中学校长，“到了1984年前后，中学的人数也到了1300多，开到了24个班”。

　　安静的小镇生活开始发生明显改变，是1978年庐山作为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之后的事情。“上山的人突然就多起来，尤其是暑假期间，多得山上都住不下了。”童安国回忆，“那时候庐山所有的宾馆加起来不会超过50个，其中很多都是国营性质的招待所，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住进去，一般的游客只能随便找地方将就住下，电影院的大厅晚上就提供给游客们过夜。”算起来，这也是庐山伴随旅游发展以来的第一缕商机，而庐山中学很敏锐地抓到了这个机会，办起了招待所。“其实也就是暑假期间把教室利用起来，给游客提供个住的地方。”曾经担任过庐山管理局文化处处长的王炳如回忆，那时各个景点之间的环山公路也很简陋，沙土路面，车一过尘土飞扬，“就是电影《庐山恋》里记录的模样”。

　　现在的牯岭镇“繁华得多了”，延伸了两倍的牯岭街，越来越密集的宾馆、饭店和售卖庐山特产的旅游超市，还有往返于山上山下络绎不绝的车辆。在习惯了旅游人潮营造出的淡季和旺季之后，牯岭依旧自有一番世外桃源的安宁。78岁的童安国现在就很享受庐山上的小镇生活，“地方小，生活很方便”，而且“到处都是风景”，虽然冬天很漫长，不过“夏天很舒服”，而且“庐山的福利很好”，在海拔1164米的牯岭镇可以享受到政府的各种高山补助，生活不能算富有，但也足以自得其乐。当然，并非所有的牯岭镇居民都安心于这样的小镇生活，尤其是年轻人，小镇上的安宁，并不能满足那些“闯天下”的冲动和热情。现任庐山电影公司经理的钱一粟1996年子承父业到电影院工作，曾经就想过逃离，一度跑到上海体验外企的“白领生活”，因为家庭的原因重回庐山，至于现在是否离开更费思量，“是否放得下这里能给你的生活”。

　　不过能享受到这诸多福利的，只是有“庐山户口”的牯岭镇居民，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庐山户口”的人数是1.2万左右，此外还有3000多常驻外来人口，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小镇寻找机会，压力和焦虑之中，自然无法真正体味到小镇生活的安宁和平静。被户籍维系起来的牯岭居民们，还有那些来寻找机会的外来者们，各自的生活体验和期待，一同丰富着这小镇气息的层次和内蕴。那一则引起轩然大波的搬迁新闻，现在被庐山管理局解读为“庐山4000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福利房改”。而小镇上的生活节奏依然平静，对于自己没有决策权的政策变更，不论是居民还是外来者，感受似乎出奇的一致，在具体的细则没有出来之前，一切看起来都离他们很遥远。

　　东谷与西谷的庐山格局

　　童安国见证的这半个世纪的庐山，东谷基本还保留着原貌，日益繁华起来的是随着牯岭街延伸拓展的区域和西谷地带。换句话说，东谷保留着1985年以来庐山“万国别墅博物馆”的历史面貌，而牯岭镇和西谷，折射出庐山“现代化”的步伐和气息。最初构建牯岭格局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李德立，这也是庐山历史传奇复杂，让人感慨颇多的地方。

　　1886年试图在庐山脚下狮子庵购地造屋的李德立遭到寺僧的拒绝和住持继慈的杖击，狼狈而去。几度受挫之后，李德立借助于中国传教士戴浩臣和德化县举人万和庚的帮助，1886年暗中盗卖庐山长冲、牯牛岭、高冲等诸多地点，“建筑板屋，雇工修路”，采取划地分号登报出售的方式，将牯牛岭土地分成若干块，公开拍卖给各国在华人员。引发了德化县民众的愤怒，民众拦路殴击上山避暑和策划修路建屋的外国人，还放火焚烧了李德立的别墅。双方的纷争一时间相持不下。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加上“福建教案”风波，总理衙门命令江西巡抚迅速了结租借长冲事件，于是11月16日，九江分巡道与英国驻九江领事签订《牯牛岭案十二条》，规定将长冲一带土地租给英国人李德立建屋避暑，每年出租钱1.2万文，租期为999年。同时赔偿李德立损失英洋4115元。根据条约，英国人只能在这里建屋避暑，但事实上，李德立在签订条约之后，以林赛公园为蓝本，对牯岭进行了社会和风景资源的调查，按照自然式花园城市的设想，进行了细致规划，同时着手组织租借地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大英执事会”，设立了“市政议会”，订立税法，让牯岭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租界”。而牯岭的名称，也由原来的牯牛岭，成为现在的“牯岭”，英文“cooling”的音译。

　　在长冲(即牯牛岭东谷)强租土地以后，李德立等人组成牯岭公司，将长冲土地划分成若干号出售。每号合地三亩七分，售价300元。几年之内，全部售完。牯岭公司还继续强占租借地四周地区。通过这些土地，每年征收地捐、房捐、地租及杂税等收益高达2.24万元。英、美、俄、法等国的牧师、商人，纷纷前来庐山建屋避暑，庐山的营造业从1895年至1925年北伐战争以前的30年间，一直处于繁荣状态。尤其在1921年以后的五六年间最为兴盛。

　　继营造业之后，城市生活所需的各行各业都应运而生。根据庐山地方志记载，1930年的统计，在山中经营杂货的共23家、旅馆8家、西药房2家、中药房3家。书店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的分店，并有专售外文书籍的书店。有中国医院1处、外国医院3处，匡庐小学1所、英国学校1所、美国学校1所、儿童游戏场1所、浴池1处、游泳池5处、电影院1座、网球场18处等。从这些基本数字，大致可见当时牯岭街市的商业和各项社会设施的规模。1937年是庐山最繁盛的时候，店铺多达260余家。

　　牯岭的基本格局也就因此奠定下来，东谷地区成为外国人聚集的“洋人区”，有独立的教堂、医院和学校，西谷也有少部分外国人别墅，而两者之间衔接地带的牯岭镇，则是为外国人生活提供服务的“华人区”，也被称为“棚户区”。在国民党将庐山作为“夏都”的时期，东西谷和牯岭镇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庐山的行政建制和管理机构经历了多次变更，庐山格局的变化也因此变得更加微妙复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东谷的老建筑各自有了新的归属，一些特殊单位进驻庐山的时候，根据各自当时的权限，名下都有数目不等的老别墅，其中拥有老别墅最多的是庐山疗养院，当时直属于卫生部，后来归省卫生厅管辖，名下最初有200多栋老别墅，连“美庐”最初也归属其中，现在统计下来，依旧有139栋之多。根据最新统计，整个庐山现存的老别墅总共有636栋，庐山疗养院现在依旧占到了六分之一。老别墅大约有3种用途，王炳如分析，“原来的公用建筑，比如医院、学校、教堂，被改建成新的学校、电影院、疗养院、行政机关办公用房等，一部分提供给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居住用房，另一部分成为庐山管理局交际处的接待用房”。回忆起来，1962年之前的庐山，并没有更多的开发和建设，在完成了老别墅的新一轮分配之后，“基本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格局”。

　　这一时期的庐山人，变化最大的是“心态”，王炳如说，“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住进了外国资本家的洋房别墅，那种感觉太不一样了”。虽然别墅空间被分割成几户人家一起合住，但获得的心理满足并没有因此被分割。60年代以前庐山上的人不多，老房子基本就能解决居住需求。但随着机构的扩大和人口增加，住房要求开始变得迫切，这一时期不少老别墅开始大变样了，“阳台被封闭，改成住房”，临时搭建起来的厨房让别墅看起来像“外面长包长角”。这样拓展出来的空间并不能满足全部需求，王炳如回忆，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庐山，开始了“新一轮建房小高峰”。不过这一轮的建房热无法跟20年代那次相提并论，“上一轮是别墅风潮，而这一次是解决基本需求的宿舍楼，各个单位的标准都不高”。

　　经历了这一轮建房小高潮之后，发展起来的是牯岭镇，因为这个区域是各个机关单位通过复杂的手续之后，能够获得建房许可的地方。牯岭的重心，也因此慢慢从东谷向西面转移。更新一轮的变革动力，则来自改革开放之后，旅游热的逐渐兴起。

　　“旅游时代”的庐山之争

　　回溯起来，解放初期的庐山，没有旅游的概念，政治接待任务才是核心。从“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疗养和休养”成为庐山的另一项主题，除高级官员、外国专家等群体之外，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各个系统的工人休养所在这个时期进驻庐山。这一时间的推动力，依旧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机构力量，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动力带来的变革，给庐山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冲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培训中心”的变革风潮。

　　看到旅游萌芽之初的兴盛状况之后，中央各部委在庐山的驻山单位，有条件的都把各自的基地改成“培训中心”，而错过了建国后那一轮“庐山划分”的实力机构，比如各大银行和其他部委，纷纷在庐山展开大手笔投资，修建“培训中心”或者“办事处”，一开始只是在旅游的萌芽中供系统内部使用，或者作为业务往来单位的公关用途。这些培训中心的投入，一开始同样“不计成本”，给管理局旗下的招待所和宾馆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最初的市场角逐这样开始，庐山旅游接待的市场化格局在这时基本完成。在这一轮的竞争中，1984年再度成立的庐山管理局并没能获得明显的优势。

　　1992年，庐山管理局在现有的庐山格局中开始了新的尝试，将管辖区中位于东谷脂红路上的21栋老别墅拿出来，拍卖50年的使用权，引来各大媒体的关注，最后被香港的运通年公司以550万美元的价格拍走。王炳如还记得当时运通年公司来的是几个年轻人，“拍卖之前在庐山做了很仔细的考察”，竞拍成功后，迅速在香港和台湾打广告，就是卖给定居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官老人，整个策划构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修整后的别墅，几年之内“一栋都没有卖出去”，只支付了一半订金的运通年公司资金无法回笼，无法按合约支付另一半，也等于和庐山管理局的这桩买卖中止作废了。此后，庐山的老房子一度成为“鸡肋”，各个驻山单位或者自己使用，或者以廉价的租金租出去，而庐山管理局也再没做过这样大规模“拍卖使用权”的举动，回到了以前的老模式，以不高的价格5年或20年不等的出租出去。

　　让老房子重现显现价值的，是2003年上任的庐山疗养院院长张志平。悬挂着全国八大疗养院之一的金字招牌的庐山疗养院，在向市场转型之后，一度成为省卫生厅的沉重包袱，300多人的单位靠着几栋别墅改建的低档招待所聊以度日，通过廉价出租别墅的方式“寅吃卯粮”，直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被领导挑中接受这个烂摊子的张志平，就在老别墅上花起了心思，寻找出每一栋别墅里久远的故事，和近现代中外名人的渊源，从而进行复古的维修和改建，变成高档的接待别墅，短短3年，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名人别墅区，也带动了周边老房子的升值。

　　有意思的是，保留了“万国别墅博物馆”以及国民党“夏都”风貌的东谷地区，因为核心地带的别墅归属权在庐山疗养院，所以这个区域并不是庐山管理局旅游推介的重点，甚至也不对游客开放。被旅游车带来的游客们，从南山公路蜿蜒而上的路途中会经过这个区域，如果没有人特别讲解，不过是匆匆而过，被导游带往各个线路上的景点，最多在“美庐”购买门票稍做停留，再回忆起来，可能也很难想象庐山“夏都”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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